昨天到今天，胡锡进和项立刚又杠上了。
因为北京理工大学裴轶事件，项立刚又一次输出他那老一套，说中国法律界被渗透成了筛子，上上下下都有问题，他并且更进一步，主张禁止招收海外归来的法律教师，理由是去西方学习会被洗脑。
胡锡进驳斥了项立刚的说法，说项立刚是在煽动对立，给整个法律界泼脏水，说项立刚的帖子是反智的，是反常识的，还说自己不想说别人“非蠢即坏”——很明显，说不想说，就是已经说过了。
项立刚马上反击，说胡锡进不干实事儿，以势压人（胡锡进说中国立法在党的领导下），以贪腐为例证明在党的领导下也可能出现问题，然后指出中国古代有完善的法律体系，比如《秦律》《大明律》，质问中国的法律还要到国外去抄吗？
说到这里，忍不住要插几句题外话：
项立刚反驳时，两次说到胡锡进曾经说的“选择出生在美国”，以此攻击。
揪住他人以前的不当言论，这是项立刚打口水仗时惯用伎俩。
和罗永浩斗嘴，抛出罗永浩曾经的媚日言论。和杨学智斗嘴，抛出杨学智曾经向他道歉的话。
这次反击胡锡进，项立刚又习惯性用上这一招。这其实就是揭人伤疤。
说实话，这一招确实毒辣。但实事求是地说，这不是就事论事，不过是羞辱人而已，并不能以此证明自己的观点是对的。这种辩论方式，显然属于下三滥手段。
言归正传。项立刚在反驳之后，又向胡锡进提出了两个问题，如下截图：
平心而论，这两个问题，确实是值得问的，因为很多人都不了解，包括我。
而显然，项立刚自己也不了解，尤其是第一个问题，否则他就不会这样问。
本文先重点谈谈第一个问题。
到国外学了法律，要到中国给学生教什么？由于教什么与学什么有关，所以，这个问题本质上其实就是，中国从事法律专业的人，去西方到底学习什么。
说实话，我也不了解这个问题，但是不怕，动动手指查豆包，就知道了。
原来，国内法学学者或法律人出国进修，一般学习以下几大块：
第一，是学习特定领域的域外实体规则，比如商法、海商法、欧盟竞争法、数据保护、知识产权、国际投资、国际贸易仲裁，等等。
怎么学呢？主要就是看别国的成文法、大量判例、法院裁判逻辑、监管机构实操做法，等等。
学这些有什么用呢？是回来教中国学生吗？不是，学这些是为了做比较法研究，用来对照国内立法、研究涉外纠纷，给国内立法做参照，给学术论文、课程备课等积累域外素材。
为什么要学习西方的？因为很多问题国外更早出现，相关判例、学术论文更丰富，可借鉴的多，也方便学者追踪前沿研究。
第二，是学习法律方法论与教学范式，回国改造自己的课堂、案例课。
第三，是考察前沿交叉议题，比如数据法、AI与法律、平台监管、国际人权、环境法，等等，追踪前沿研究，这也是因为很多新问题国外更早出现。
第四，是学习国际规则、国际组织机制，比如国际法、WTO规则、国际商事仲裁，等等。不过，这一块主要是面向涉外法治、中资出海、跨境争端解决方向的法律人重点学。
第五，是学习法律社会学、法治理论，这一块适合于偏理论方向的学者学习，比如了解域外法学界的学术流派、社会对法律的实践运行情况等。
但是，学习外国法律，并不等于认同外国的价值观。这是显而易见道理。
我国现代法律体系在立法技术、部分制度规范上借鉴了域外包括西方的法律经验，但制度底层的价值基础、根本立场，并不是西方意识形态下的那套价值观。
为什么？因为不同意识形态下会有相同的客观存在，像市场经济、社会交往、跨国贸易等，具有共通性，因此，法律领域就必然会有很多是通用的。
这就像盖房子，西方盖房子的方法，我们难道不能学习吗？
西方人合作要签合同，中国人合作也要签合同，西方人先研究出了合同制度，我们难道不能学习借鉴吗？据了解，合同制度，古罗马就有雏形，后来各国都发展这套规则，本质是解决交易信用问题，本身不绑定西式宪政价值观。
所以说，项立刚的说法，是错误的。
当然，法律界有没有一些人价值观跑偏了？当然有，但是，能因此而否定整个法律界吗？能说中国法律界被渗透成了筛子、上上下下都有问题吗？
发现谁有问题，就处理谁。比如这次北京理工大学裴轶老师事件，发展裴轶老师有问题，那就处理她好了，怎么能一竿子打翻一船人呢？项立刚以贪腐为例，但反腐也只是查出一个抓一个。
看上图，项立刚说，“从国外回来，就是已经被洗脑”，虽然他这句话前面说了“法律人才只能中国人去培养”，意思是想说，法律方面的从国外回来就是已经被洗脑。但是：
第一，法律方面出国学习的人，中国有很多很多，其中很多人参与了中国现代法律体系的建设，他们被洗脑了吗？
第二，为什么是法律界的人出去就会被洗脑？其他方面出国就不被洗脑了吗？公知难道都是法律界的吗？
第三，项立刚是不是忘了自己的儿子去美国留学？项立刚如何保证自己的儿子没有被洗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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