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冬，湖北枣阳一带，红四方面军红十师政委周纯全面对数倍于己的敌军，身边能够主持师部工作的干部已经寥寥无几。部队被压缩在包围圈内，稍有迟疑，便可能全军受困。周纯全没有等待命令，而是把机关干部和战士组织起来，组成突击队，向敌军薄弱处猛攻。
有人劝他：“部队伤亡太大，不能再冲了。”周纯全回答：“不冲出去，大家都走不了。”这句话是否逐字如此，史料未必能够完全还原，但他临危接掌指挥、掩护方面军总部突围，却是这段经历中清楚的一笔。
周纯全1905年出生于湖北黄安，后来改称红安。大别山的贫困，使他很早就离开家乡。14岁时，他独自到武汉谋生，16岁进织布厂做工。工厂里的劳作让他接触到工人运动，也使他较早认识到，个人要改变命运并不容易，必须投入更大的社会变革之中。
1926年，周纯全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黄麻起义爆发，鄂豫皖地区的武装斗争由此展开。起义虽然一度受挫，却保留下了骨干和火种，后来发展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重要基础。周纯全便是在这样的环境中，从基层工作和游击斗争一步步成长起来。
1930年至1931年间，鄂豫皖地区的红军力量不断整合，红一军、红十五军合编为红四军，随后红四军与红二十五军等部共同组成红四方面军。周纯全曾担任鄂豫皖苏区游击总司令，参与根据地建设和反“围剿”作战。他的特点并非只会冲锋，更在于能够把分散的游击力量组织起来，形成持续作战的能力。
1932年，蒋介石亲自坐镇武汉，对鄂豫皖苏区发动第四次“围剿”。红四方面军被迫转移，周纯全在红十师政委牺牲、师长王宏坤负伤后，承担起部队的实际组织任务。那场突围之后，部队又抵达汉江。天寒水急，没有船只，他带头涉水，官兵随后跟进，终于摆脱追兵。
红四方面军进入川陕后，周纯全担任红四军政治委员，参加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反“六路围攻”作战。随着部队扩充，他的职务不断上升，曾任川陕省委书记、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1935年长征期间，他随部队北上，并在红四方面军与中央红军会师后，进入更高层的领导岗位。
这也是他人生中最复杂的一段时期。会师后，张国焘与中央在军事路线和组织权力问题上发生严重分歧，红四方面军随后南下川西。周纯全当时担任川陕省委书记，客观上参与了相关工作。南下失利，部队损失严重，许多干部和战士付出了沉重代价。
会师后，周纯全逐渐认识到此前选择存在问题，并作了检讨。1937年1月，他主动辞去原有职务，进入抗日军政大学第二期学习。一个曾经身处方面军核心位置的高级干部，重新成为普通学员，这种落差很大，却也说明他没有把过去的职位当成护身符。
在抗大期间，周纯全从基层事务做起，后来担任抗大校长。转移途中，他还带领机关和学员参加反“扫荡”战斗。那次行动中，部队遭到日军火力压制，他直接投入战斗，协助部队突围。与其说这是重新回到前线，不如说是他在新的岗位上重新证明自己。
1946年春，周纯全前往东北，担任辽东省实业厅厅长兼本溪煤铁公司总经理。解放战争进入关键阶段后，他主要负责工业、物资和后勤事务。辽沈战役、平津战役所需要的粮秣、运输和军工保障，都离不开这样的工作。没有冲锋陷阵的显赫场面，却关系到部队能不能持续作战。
他的右眼伤势，也是在长期战争和奔波中逐渐恶化的。长征途中被弹片击伤后，伤口反复发炎，医疗条件有限，最终失去视力，因此得了“周瞎子”的称呼。这个绰号带有战场环境下的粗粝意味，却没有削弱他在部队中的威望。
新中国成立后，周纯全任中南军区后勤部政治委员。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彭德怀点名让他负责志愿军后勤工作。朝鲜战场运输线经常遭到轰炸，铁路、公路和桥梁反复损毁。周纯全组织力量修路、护路、分散储运，使物资能够不断送往前线，后勤保障由此成为志愿军坚持作战的重要支撑。
1955年授衔时，周纯全被授予上将军衔，是开国将帅中唯一的独目上将。所谓“销声匿迹”，并不是他脱离了革命队伍，而是他在经历政治路线问题后，主动转入学习、教育、工业和后勤岗位，少有机会出现在战役指挥的聚光灯下。1985年，周纯全在北京逝世，终年80岁。熟悉红四方面军历史的人，仍能从那些突围、渡江和后勤运输的细节中，辨认出这位独目上将走过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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