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二三十年，随着中非之间的经贸往来日益密切，越来越多中国人跨越重洋，来到非洲这片贫困与机遇并存的土地，打工、经商、淘金，一待就是许多年。
漫长的驻外生活中，有部分男性因为耐不住寂寞，与当地的非洲女性恋爱、同居、搭伙过日子，甚至生下孩子。
可当工程竣工、生意结束或签证到期，他们登上回国的飞机，重新回到原来的生活，那些曾经发生在异国的关系，也随之中断。
有人给孩子的母亲留下了一笔钱，有人只留下一个很快变成空号的电话号码，还有人甚至没有留下真实的中文姓名。
男人可以把那段往事留在几千公里之外，女人和孩子却要继续留在原地，面对贫困、流言和漫长的生活。
今年38岁的林宇是东非一家中资企业的物流经理。
在非洲工作的这些年里，他见过不少这样的孩子——他们有着当地人的肤色和卷发，眉眼间却带着明显的东亚特征。
一些人生活在矿区和贫民窟里，很多人从出生起就没有见过父亲，只知道那个早已消失的男人来自中国。
随着年龄增长，他们开始追问：我的爸爸是谁？他去哪儿了？为什么没有回来？
2023年起，林宇开始利用业余时间，和当地华人一起，为这些孩子提供生活帮助，并尝试寻找他们失联的中国父亲。
他后来渐渐明白，跨越万里找到一个人很难，让一个人承认并面对自己留下的责任，更难。
以下根据林宇的讲述整理。
我叫林宇，今年38岁。
2009年，我开始参与和非洲有关的项目，后来成为东非一家中资企业派驻海外的物流经理，在这片贫瘠与生机交织的大陆上，驻守了很多年。
这些年里，我见过一批又一批中国人来到非洲。
有人跟着工程队修路、建厂，有人在当地开餐馆、做贸易，也有人听说这里遍地是机会，一头扎进矿区淘金。在很多人眼里，非洲既遥远、陌生，也意味着国内难以获得的机会。
只要肯吃苦，就有可能赚到更高的收入，改变自己和家人的生活。
非洲贫民窟
来到这里的人，大多是男性。很多人背井离乡，一年甚至几年才能回一次家，平时的生活几乎只有工地和宿舍。
绝大多数人一门心思挣钱，熬到项目结束，就带着积蓄回国。
但也有少数人耐不住长期驻外的孤独，会和当地女性恋爱、同居，甚至生下孩子。
我虽然打心底里不齿这种管不住下半身、毫无责任感的行为，但只要不影响工作，我很少过问别人的私生活。
大家都是出来打工的，我奉行的生存法则一直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直到有一天，在乌干达中部一个水电站工地旁，我遇到了一个男孩。
那天下午，我去旧工区核对一批三年前遗留下来的建材。刚走到锈迹斑斑的铁门前，裤腿突然被一只干枯的小手死死拽住。
我低下头，看见一个很小的男孩。
他有着一头非洲孩子特有的细密卷发，但那稍显圆润平和的五官和偏黄的肤色，无一不在昭示着他身上另一半的亚洲血统。
他的四肢瘦得只剩一层皮，肚子却异常鼓胀。在当地待久了的人都知道，那是极度营养不良导致的水肿。
男孩没有向我讨要食物。他费力地喘着气，颤巍巍地举起双手，递给我一顶已经发黄的安全帽。
帽檐磨损得很严重，内侧的塑料调节圈上，用黑色记号笔歪歪扭扭地写着三个汉字：“赵XX”。
他仰起头，用一双黑白分明的眼睛盯着我。干裂的嘴唇动了几下，用音调生硬的中文一字一顿地问：“你认识我爸爸吗？”
那一瞬间，周围震耳欲聋的虫鸣仿佛都消失了。可能是因为自己也有孩子，我看着他，心脏像是被什么东西狠狠揪了一下。
工友老李推开铁门走了出来，熟练地递给他一个面包。男孩接过面包，却没有离开，手里依然紧紧攥着那顶安全帽。
这位四十多岁的河南老乡深深地叹了口气，压低声音对我讲起了这个孩子的身世：
“林经理，莫管他，听说是前两年撤走的一个工程队留下的混血娃儿，不知道是哪个的孩子，女的根本没能力抚养，就把这孩子丢在了咱们工程队的门口。”
男孩年纪太小，只能靠附近工人偶尔给的一块面包、一点剩饭活下来。
他每天守在铁门外，只要看见长着亚洲面孔的人，就会冲上去问同一句话：“你认识我爸爸吗？”
那天晚上，我整夜没有睡着。
随手拍下的中非混血小女孩
过去，我也见过工友把他们在当地生下的孩子抱到工地上玩。大人逗一逗，塞给孩子几颗糖，大家笑一阵，谁也没有认真问过，如果有一天工程结束，父亲离开，这些孩子怎么办？
现实是，男人们走得干脆，连头都不会回。被留在原地的妇女和孩子，在当地残酷的生存法则面前，却连活下去都成了一种奢望。
后来，在一次工作交流中，我又认识了阿米娜。
五年前，尚未成年的阿米娜在超市做保洁时，认识了一名比她大二十多岁的中国管道工。
男人告诉她，自己是个“大老板”，在国内有别墅和豪车。等工程结束，他就回国办签证，再接她去中国生活。
阿米娜相信了。
项目竣工后，男人跟着队伍离开，从此失去联系，留给阿米娜的电话也很快变成了空号。
男人走后，阿米娜发现自己怀孕了。在她生活的地方，未婚先孕不是什么光彩的事，孩子的父亲又是一个已经离开的外国人，她成了周围人议论和嘲笑的对象。
为了养活孩子，她离开原来的村庄，后来辗转到一个偏远矿区，靠捡拾矿渣换取微薄收入。
大象在垃圾山上翻找食物
我第一次走进阿米娜住的窝棚时，她正坐在一张发黑的旧床垫上咳嗽。
屋顶和墙壁都是用废弃铁皮拼起来的，白天热得像蒸笼，到了晚上，风又会从缝隙里灌进来。长期吸入矿区粉尘后，她的身体越来越差。
她抓住我的衣角，指着门外玩泥巴的儿子，对我说：“林，我不怕死。但我死了，他会被人活活打死的，你们这些外国人总喜欢骗我们这里的姑娘，为什么这么坏？”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我当然知道，绝对不是所有来这里工作的人都会这样。
但亲眼看见了阿米娜的遭遇后，我觉得这句辩解显得太过于苍白。
也是从那时候开始，我心里冒出了一个念头——我想帮这些孩子找到父亲。
经人介绍，我接触到一个由当地华商、工程从业者和翻译自发组成的互助群体。
它没有正式的办公室，平时主要靠微信群联络。最早参与救助的，是内罗毕一个开中餐馆的东北大姐。
她不忍心看一些女人带着孩子在垃圾堆里找食物，每天早晨都会把餐馆剩下的包子装进纸箱，遇到一个女人，就塞给她几个包子。
慢慢地，几个在当地开超市的华人老板加入了。
接着，几家中资企业里的工程师、翻译员，甚至中国援非医疗队的医生，也陆陆续续以个人的名义加入进来，捐钱的捐钱，出力的出力。
林宇放假时在某小学参观
“我们不懂什么国际人道主义大道理。”领导者之一是一位在非洲干了十年五金批发的华商老丁，他对我说：“咱们中国人在这儿修了最漂亮的路、架了最高的桥，咱们挣的是体面钱！个别人因为管不住自己、犯了混，拍拍屁股跑了，他们不要脸，但咱们这些留下的中国人，得要这个脸。”
而我则根据这些非洲母亲留下来的旧照片、电话号码、工作牌和项目名称，尝试寻找那些已经失联的父亲。
那时候我以为，只要把人找到，很多事情就会迎刃而解。
后来我才知道，我把这件事想得太简单了。
父亲的离开，不会让时间暂停。
那些出生时什么都不懂的孩子，会在成长的过程中逐渐发现，自己长得和周围人不一样，并开始追问父亲是谁、去了哪里。
他们也会慢慢意识到，这个从未出现的人，可能永远不会回来。
在安哥拉首都罗安达的贫民区里，我认识了一个叫卡洛斯的男孩。
卡洛斯出生在2013年前后。当时，安哥拉战后重建仍在继续，道路、住宅、机场、商业楼四处开工，许多外国工程人员来到这里工作，卡洛斯的母亲也是在那段时间认识了他的中国生父。
直到现在，卡洛斯也不知道父亲究竟是什么身份。母亲只告诉他，那个男人曾在罗安达的一处工地工作，自称是个“大老板”。
两个人共同生活过一段时间。卡洛斯的母亲怀孕后，男人给了她一笔钱。孩子还没有出生，他就离开了。
小时候，有孩子叫卡洛斯“中国佬”，故意扯他的衣服，拿石头砸他。
在一个贫穷、混乱、暴力随时可能发生的社区里，一个没有父亲保护、外貌又与周围人格格不入的孩子，很容易成为最先被欺负的那一个。
卡洛斯后来学会了一件事——如果不能让别人喜欢你，就让他们怕你。
他开始跟着街头上的年轻人混社会。最初只是替人跑腿、望风，后来开始打架。
有人问他是不是中国人的孩子，他会立刻否认。
林宇乘坐的当地大巴车
那个年纪的孩子，本来应该坐在教室里写字，在空地上踢足球，争论谁能把球踢得更远。但卡洛斯已经学会了怎样握刀，怎样在街头保护自己。
他把自己训练得比身边所有同龄孩子都凶狠。好像只要看起来足够危险，别人就不会再把他当成那个没有父亲、长着一张异族面孔的可怜儿。
2025年底，罗安达一处贫民区附近发生了一次严重的街头冲突。两个年轻人团伙械斗，卡洛斯也被卷了进去。
几个比他年长许多的人追着他，把他堵进一条狭窄的巷子。对方的砍刀落下来时，这个12岁的孩子来不及思考，本能地抬起双臂护住头。
后来，一名参与送医的华人朋友告诉我，卡洛斯被送到诊所时，浑身都是血，两条手臂伤得很重。
贫民区的诊所没有像样的手术室，也缺少医疗设备。医生只能先替他止血，再想办法把他送到条件更好的医院。
卡洛斯醒过来以后，没有哭，只问了一句：“我以后还能不能干活？”
听到这个故事，我无言，沉默了很久。
从2023年开始，我利用业余时间，陆续走访了一些曾经有中国务工人员驻扎过的地区。
最开始，我以为寻亲只是一个技术问题。只要知道名字、公司和项目，就可以顺着线索把人找出来。真正开始以后，我才发现，大多数孩子手里的信息少得可怜。
他们只知道父亲是中国人，不知道完整姓名，不知道来自哪个省，也不知道他现在住在哪里。
母亲能够留下来的，往往只有几张旧照片、一个早已无法接通的电话号码，或者一张字迹已经模糊的工作牌。
一个名字，可能对应几十个人。一家公司几年后可能已经更换名称，甚至不复存在。
项目结束后，队伍解散，工人各自回国，原来的联系方式很快失效。
我们花上几个月，好不容易找到一名当年的工友，得到的回答可能只有一句：“他已经很多年没有和我们联系了。”
但比找不到更困难的，是找到以后怎么办。
我曾经在赞比亚的一个铜矿区接到过一次求助。女孩的母亲保存着一张2017年前后的旧工作牌，工作牌上的照片已经模糊，名字也看不清楚，只能勉强辨认出公司名称。
我们顺着公司、项目地点和当年的人员信息一点点排查，前后花了几个月，终于找到一个身份高度吻合的中国男人。
找到他的那一刻，我很激动，多年的努力终于没有白费。
电话拨通后，我告诉他来意，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
他的第一句话是：“你是谁？”
我解释了自己的身份，也把女孩和她母亲的情况告诉了他。
我说，孩子并不是想立刻得到多少钱，她只是想知道自己的父亲究竟是谁。孩子的母亲也想和他重新建立联系。
他再次沉默。过了一会儿，他说：“我现在已经有自己的家庭了。”
我劝他，至少和孩子联系一次。哪怕只是听听她的声音，哪怕只是告诉她，自己知道她的存在。
他拒绝了。他说，当年的事情已经过去很多年，他不希望这件事影响现在的生活。
至于自己离开前留下的那笔钱，他认为，他已经尽到了义务，做了他当时能做的一切。
说完，他挂断了电话。
后来我再次联系他，他没有接。再后来，那个号码也无法拨通了。
我一个人坐在营地外面的台阶上，看着手机屏幕一点点暗下去。
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最难找的从来不是一个人的地址，而是一个人愿不愿意面对自己的责任。
我们可以花几个月，甚至几年，为一个孩子，找到他生理意义上的父亲，但我们没有办法让一个不愿意回头的人回头。
非洲某高铁站
跨国工程会结束，项目会撤场，签证会到期，外派人员也终究会回到原来的生活。
孩子的父亲登上回国的飞机后，可以把那段经历留在几千公里之外。孩子却要带着他的血缘、他的面孔，以及他的缺席，继续过完自己的一生。
经历这些事情以后，我们不再把所有希望都放在“找到生父”上。
如果能够找到，我们会尽力联系；如果对方愿意承担责任，我们就帮助双方沟通。
如果对方拒绝，或者线索彻底中断，我们就把更多精力放到孩子眼前的生活上，送去食品和药物，帮助他们继续上学，联系当地能够提供支持的公益组织。
虽然这些无法修复一个孩子受到的全部伤害，但至少可以先让他活下来，不必过早地走上街头，堕入黑暗。
有人把这群孩子统称为“混血弃儿”。但像我们这些真正和他们接触过的人，会一天比一天更深刻地意识到，他们不是一群模糊的面孔，而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名字，会饿，会疼，会害怕，会在深夜想起从未谋面的父亲。他们不该成为某个成年人的一段风流债。
直到现在，我偶尔还会想起乌干达工地外的那个男孩。
他站在锈迹斑斑的铁门前，瘦小的身体托着一个异常鼓胀的肚子，手里紧紧抱着那顶写有中文名字的安全帽。
每当一个中国人经过，他都会跑上去问：“你认识我爸爸吗？”
对那个离开的男人来说，这个问题或许早已被遗忘。
但对那个孩子来说，他可能要用一生等待答案。
配图来自受访者。
作者 | 元枝、灯灯，来源：十点人物志（ID：sdrenwu）
图片 | 视觉中国，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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