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周总理就国号征求意见，洪门大佬语出惊人，赢得一片掌声|司徒美堂|国号|建国|洪门

1949年新中国筹建的时候，连国号叫什么都经过了多轮讨论，当时坐在政协席上的，有个年过八旬的老人，是赫赫有名的海外洪门领袖司徒美堂。别人还在斟酌措辞的时候，他开口一番话直接语出惊人，说完全场立马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很多人好奇，一个漂泊海外大半辈子的老人，怎么能参与新中国的建国讨论？他说的话又为什么能得到所有人的认可？

司徒美堂1868年出生在广东开平，12岁就背井离乡去美国讨生活。那时候初到异国的华人，语言不通又受本地人排挤，只能靠同乡结社互相帮衬着过日子。他后来加入洪门致公堂，还在纽约组织起安良工商会，平时帮同乡调解纠纷找工作，遇上难事也总能出面撑着，慢慢就在华侨圈子里攒下了极高的威望。

1904年孙中山到美国宣传革命、筹措经费，就曾在司徒美堂家里住过。那时候革命党起步，穷得连买宣传材料、补给的钱都凑不出来，海外华侨的捐款根本不是什么象征性的点缀，是撑着革命走下去的救命钱。司徒美堂一点不藏私，靠着自己的威望跑了好几个城市发动侨胞捐款，不少侨胞掏了全部积蓄，甚至变卖家产支持革命。他当时就说，只要是救国，华侨不能袖手旁观。

一二八事变爆发后，上海军民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消息传到美国，司徒美堂第一时间站出来组织华侨抗日救国，又是募捐又是搞宣传，还想方设法给国内送救济物资。那时候美国对华侨政治活动有限制，做事处处要小心，司徒美堂靠着几十年攒下的信用，把天南地北不同籍贯不同职业的华侨都聚在了一起。

他支持抗日从来不分派别，只要是打鬼子的他都帮。十九路军的蔡廷锴后来因为政治原因流亡海外，司徒美堂主动出面给他提供帮助，西安事变后杨虎城在海外活动，也得到了他的照应。有人劝他少沾这些事免得惹祸上身，他只回了一句，抗战是国家的事，不是哪一党的私事。后来他还给八路军新四军捐过不少资金药品，搭起了海外侨胞和国内救亡的连接纽带。

1941年司徒美堂被选为国民参政员，原本他留在美国靠着侨界地位，就能舒舒服服过安稳日子，可他偏要回国内看看。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路上到处都是危险，他辗转大半年才终于抵达重庆，还在这里见到了周恩来。

当时重庆是各方势力交汇的地方，国民党的孔祥熙劝他，国内局势太乱，还是回美国更安全。司徒美堂没听这话，他不想只做一个挂名的海外领袖，就是要亲自来看看中国的真实情况。他和国民党有旧交情，却不愿意被国民党完全控制，慢慢在接触中越来越认同共产党的政治主张，也认准了跟着共产党走才是对的。

抗战胜利后，国内形势大变，各个团体都要重新找准自己的位置。原本洪门就是海外华侨的互助社团，司徒美堂带着大伙推动洪门转型，一步步变成了公开参与政治的政党，也就是后来的中国致公党。过去侨团只管华侨在海外怎么生存，现在开始思考华侨该以什么身份参与国内政治，司徒美堂就是这次转型的核心人物。

1948年共产党发布五一口号，号召各民主党派和各界人士一起筹备新政协，建立新中国，司徒美堂第一时间站出来响应。这不是什么随大流的投靠，是他观察了几十年，确认共产党的主张符合华侨和全中国人民的利益，才做出的选择，他也愿意接受邀请，回来一起建设一个新国家。

回到1949年的政协会议讨论现场，当时国号的问题分成了两派，有人说“中华民国”用了几十年，有历史影响，接着用也没问题。司徒美堂一点不绕弯子，直接说旧国号早就被国民党政府占用了，根本代表不了我们即将建立的新政权。新国家就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就得用新名字，就该叫中华人民共和国。

他说，我们这些漂泊海外的华侨，盼了一辈子就是盼一个真正代表人民的国家。话音刚落，会场上立马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当然国号的确定是所有代表共同讨论的结果，但是司徒美堂这番话，说出了千万海外华侨的心声，也把华侨对新中国的期盼带进了建国讨论里。1949年9月27日，政协会议正式通过决议，定国号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圆了所有中国人包括海外侨胞的心愿。

新中国成立后，司徒美堂当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八十多高龄还忙着为国家做事。1950年他专门南下广东，去侨乡考察土地改革，广东很多侨眷都有海外亲属，土地关系比普通农村复杂得多，他走村串户了解各方情况，把华侨的实际顾虑反映给有关部门，帮助制定更符合侨乡情况的政策。

毛主席还亲自接见过司徒美堂，他年纪大了走不动，工作人员用藤椅抬着他去见毛主席，这个细节至今还被传为美谈。这不是什么特殊的待遇，是新政权对这位爱国华侨领袖的尊重，也说明我们从来没有忘记海外同胞为国家做出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