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5月，郑州，毛泽东审阅熊向晖起草的一篇外事新闻稿。稿子并不长，改动却很细。一个词被换掉，两个字被删去，最引人注意的，是开头一句关于“毛泽东领导”的表述。

事情发生在毛泽东于5月8日至10日会见外国友人之后。按照惯例，会见结束后要整理消息，概括谈话内容和宾主互动，再交有关部门审阅。熊向晖写好初稿，经刘宁一、杨尚昆等人修改后，送到毛泽东手中。

毛泽东看得很慢。

他在稿子上改了几处。其中一句原本写着：“他们热情地称赞中国人民在毛泽东主席领导下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毛泽东圈去了“在毛泽东主席领导下”，又删掉“伟大”二字，把它改成：“他们热情地称赞中国人民在自己的工作中所取得的成就。”

这不是一般的文字润色。

熊向晖对后两处修改没有异议。一处把“可能取得胜利”改成“一定会取得胜利”，使语气从推测变成判断；另一处把“称赞”改为“友谊”，避免了过分铺陈。可对于第一处，他有些不明白。

他照实说：“后面两处改得很好，只是第一处，我还不理解。”

毛泽东问：“有什么不理解？”

熊向晖解释，原话本来就是外宾说的，而且“中国人民在毛泽东主席领导下取得成就”，从事实角度看也没有问题。毛泽东听完，回答得很直接：“人家那样讲，我们不能那样写。”

为什么不能写？

当时的新中国成立不久，经济基础薄弱，建设任务繁重。毛泽东认为，既然“一穷二白”的面貌尚未根本改变，就不能轻易使用“伟大成就”这样的词语。文章不是用来堆砌漂亮话的，尤其是面向国内外发表的正式消息，更要注意分寸。

有意思的是，他并没有把问题停留在用词层面，而是继续追问：“为什么一定要说毛泽东的领导呀？没有毛泽东，中国人民就取得不了成就了？”

这句话看似是在谈一篇稿子，实际谈的是如何认识历史的主体。毛泽东随后指出，把一切成就归结于某个领袖，是唯心史观；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战争年代，军队离不开群众支持；进入建设时期，工农业生产、交通运输和各项事业，同样要依靠广大人民的劳动。

熊向晖提出，唯物史观并不否定杰出领导人的作用。毛泽东回应说，不能只讲半截道理，领导人也是人民的一部分，不能脱离人民单独谈功劳，更不能把领导人与人民放在同等位置上。

这番话，与毛泽东一贯的写作要求相通。他反复强调，文章要有材料、有分析，不能凭空下结论。干部亲自动手写文章，不只是为了提高文字水平，也是为了迫使自己把情况弄清楚，把判断说准确。

1927年，毛泽东撰写《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之前，曾深入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等地调查。那不是走马观花，而是同农民和基层工作人员交谈，记录土地关系、生产状况以及农民运动中的具体问题。后来写《寻乌调查》，同样花费大量时间摸清当地政治、商业、交通和土地关系。

他常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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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习惯也体现在《论持久战》的形成过程中。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战场形势复杂，国内既有悲观论调，也有对速胜的期待。毛泽东没有急于写成一篇结论式文章，而是结合战争进程、敌我力量和社会动员状况，反复思考中国抗战的特点。1938年5月，《论持久战》发表，文章的判断并非临时起意，而是长期观察和研究后的集中表达。

文章写成，也不等于工作结束。

毛泽东对稿件经常逐句修改，认为重要文章应当多看几遍。诗词如此，公文如此，新闻稿同样如此。1952年，有人指出《七律·长征》中“金沙浪拍云崖暖”的“浪”字与上句重复，毛泽东接受意见，改为“金沙水拍云崖暖”。这类改动很小，却说明他并不把自己的文字视为不可触碰。

1960年5月的这篇新闻稿，毛泽东审阅后又让人从头读了一遍，继续订正细节。修改后的消息刊登在5月9日《人民日报》上。标题中的那句疑问，正是他对个人作用、人民力量和文章尺度的明确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