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个秘密，这个秘密在我的心里揣了整整十二年。上面沾染着十九岁那年盛夏的汗水，也浸透了多年来我在无数个深夜里默默咽下的眼泪。它关乎尊严，关乎衰老，更关乎一种笨拙而深沉的爱。我从未对任何人讲起过，哪怕是我的父母，哪怕是后来躺在病床上连呼吸都已经微弱如游丝的外公自己。

那时候我才十九岁，刚刚经历了一场惨烈的复读和再次落榜。整个夏天，家里的空气像凝固的胶水，只要稍微动一下，就会撕扯出难听的争吵声。我想要去学摄影，想要一台属于自己的单反相机，而父母则歇斯底里地让我去读一所三流大专的会计专业。

在又一次摔碎了饭碗，看着母亲捂着脸痛哭、父亲摔门而出之后，我背上了一个干瘪的书包，逃似地离开了那个几乎让我窒息的家。因为除了外公家，我无处可逃。

外公住在我们这座城市最老的那片居民区里，沿着斑驳的红砖墙往里走，有遮天蔽日的粗大樟树，能把蝉鸣声滤得沙哑而遥远。外公是个退了休的初中语文老师，一辈子挺直了腰杆做人，衣服总是洗得发白但熨帖得没有一丝褶皱。

他是个极其骄傲且讲究体面的人，即使是下楼买把小葱，也要把头发梳得一丝不乱。从小到大，只要我受了委屈，只要我推开那扇暗红色的防盗门，他总是坐在阳台的那把藤椅上，戴着老花镜看报纸。

每次看到我来，他会把报纸一叠，摘下眼镜，用那种永远温和的语气说，我们家丫头来了，外公给你切西瓜。

那天下午两点正是一天中最热的时候，柏油路面被烤得仿佛要融化。我满头大汗地爬上三楼，用力敲了敲那扇暗红色的防盗门。

可门门里没有任何回音。

我熟练地从门口那盆快要枯死的吊兰花盆底下摸出一把备用钥匙，插进锁孔，转动。门开了。扑面而来的是一股老房子特有的、混合了樟脑丸和旧纸张的气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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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子里静悄悄的，只有墙上那块老旧的石英钟在“滴答滴答”地走着。我喊了两声外公，没人应。

推开卧室的门后，我发现外公的床铺十分的凌乱，薄毯被丢在一边，这对于有着近乎强迫症般整洁习惯的外公来说，是极不寻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