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我刚满二十岁，是秋田县一个普通的农家子弟。我被强行征召入伍，穿上了那身黄色的军装。在此之前，我连中国在地图上的哪个位置都指不准确，更不懂什么“大东亚共荣”的宏大口号。
我只记得离开家乡那天，妹妹春香穿着一件打着补丁的蓝色和服，在火车站的月台上追着火车跑，一边跑一边哭着喊我的名字。那时候的我，心里还有着人的软弱和温情。但军队是一个巨大的绞肉机，它不仅绞碎敌人的肉体，也绞碎我们自己的灵魂。
新兵训练的几个月里，我们遭受了非人的虐待。老兵用皮带抽打我们的脸，逼迫我们在烈日下互相殴打，直到把对方打得满脸是血。长官告诉我们，在战场上，仁慈就是自杀，中国人不是人，是消耗品，是原木，是任由我们处置的物件。如果谁敢把他们当人看，谁就是帝国的叛徒。
在日复一日的洗脑和暴力压迫下，我们的神经逐渐麻木。等我们这支部队在1942年初冬被派往河北的时候，我们已经不再是故乡那个会在秋天帮母亲收割稻谷的少年了。我们变成了一群饥饿、狂躁、没有独立思想的野兽。
那是一次被称为“治安肃正”的行动，上面下达的命令非常简单，只有几个字：彻底扫荡，不留活口。
那次的目标是位于两座荒山之间的一个不知名的小村庄，那天清晨，华北的霜露很重，枯黄的高粱地在寒风中发出沙沙的声响。我们像一群灰色的幽灵一样包围了村子。
村里静悄悄的，大多数人还在睡梦中。突然，一声清脆的狗叫打破了死寂，紧接着是长官拔出军刀的摩擦声和一声枪响。那声枪响就像是打开了地狱的闸门。
我们踹开一扇扇单薄的木门，冲进院子。村民们惊恐地从屋里跑出来，慌乱得像被滚水烫了的蚂蚁。我端着装上刺刀的三八式步枪，看到有人跑动就扣动扳机。打完子弹，就用刺刀捅。
我记得我挑死了一个试图翻墙逃跑的中年男人，刺刀扎进他后背的时候，手感就像扎进了一截朽木。他甚至没来得及发出一声惨叫，就重重地摔进了泥水里。我拔出刺刀，在门框上蹭掉血迹，转身去点燃茅草屋的屋顶。
那些跑不快的老人和拼死护着孩子的妇女，很快就被屠戮殆尽。子弹穿透胸膛，刺刀挑破内脏，生命在战争面前脆弱得不如地上一根枯草。
这种死法虽然残忍，但至少是短暂的，痛苦在几分钟后就会随着死亡的降临而结束。但是，年轻女孩的遭遇是最凄惨的。
在长官的眼里，青壮年男人是潜在的反抗者，必须杀掉；老人和孩子是浪费粮食的累赘，也必须杀掉。唯独年轻的女人，她们不被看作是人，甚至不被看作是战俘，她们被看作是帝国的战利品，是补充给后方慰安所的“物资”。
扫荡进行到一半时，我们小队被派去搜索那些看起来稍微殷实一点的砖瓦房。在一户人家的后院，小队长田中敏锐地发现柴火堆下面的泥土有翻动的痕迹。他走过去，一脚踹开了伪装的木板，露出了一个隐蔽的地窖口。
“出来！不然就扔手榴弹了！”田中用生硬的中国话冲着黑洞洞的地窖大吼。
过了很久，地窖里传来悉悉索索的声音。一个浑身发抖的老头先爬了出来，紧接着是一个满脸泥污的老太太。在他们身后，藏着两个女孩。那两个女孩看起来顶多十五六岁，一个穿着褪色的蓝底白花棉袄，另一个穿着灰色的粗布褂子。
她们的脸上被故意抹满了锅底灰和黑泥，头发也弄得乱蓬蓬的。那显然是老两口为了保护孙女，试图把她们弄丑，以此来躲过劫难。可是，她们那因为极度恐惧而睁得大大的眼睛，那在寒风中瑟瑟发抖的单薄身躯，根本无法掩饰她们的青春。
老头一上来就跪在地上，把头磕得砰砰直响，额头瞬间就磕破了，鲜血混着泥土流了满脸。他从怀里哆哆嗦嗦地掏出一个用红布包着的银手镯，双手举过头顶，嘴里不停地哀求着。
虽然我听不懂他在说什么，但那个动作跨越了语言——他在求我们拿走家里最值钱的东西，杀了他和老伴也可以，只求放过他的两个孙女。
田中接过那个银手镯，放在手里掂了掂，然后随意地揣进了军装口袋。接着，他连眼睛都没眨一下，举起手枪，一枪打穿了老头的脑袋。
老头直挺挺地倒了下去，老太太发出了一声不似人类的凄厉惨叫，疯了一样扑向田中。旁边的一个上等兵抡起步枪，用沉重的枪托狠狠砸在老太太的后脑勺上，只一下，老太太就软绵绵地瘫倒在地，再也没了声息。
那两个女孩像两根木桩一样僵立在那里，死死地盯着倒在血泊中的爷爷奶奶，眼神空洞得可怕。
“把她们带走，联队部的慰安所正缺人。”田中用手帕擦了擦溅到脸上的血点，语气平淡得像是在讨论今天晚上的配菜。
我被命令上前去抓那个穿蓝棉袄的女孩，当我粗暴地拽住她的胳膊时，她才猛地从巨大的震惊中清醒过来。她开始剧烈地挣扎，用尽全身的力气又踢又咬，喉咙里发出绝望的、撕裂般的嘶吼。她死死抠住门框，指甲都翻卷过来，鲜血顺着木头纹理往下流。
在拉扯中，她转过头，死死地盯着我。那一刻，我感觉心脏被什么东西狠狠攥住了。
透过她脸上厚厚的锅底灰，我看到的不是长官口中的“原木”，我看到了一双和春香一模一样的眼睛。那里面充满了对这个世界的绝望、对命运的不甘，以及对我们这些穿着恶魔军装的男人的刻骨仇恨。
我用力将她从门框上硬生生地拽了下来，她重重地摔在泥地里，我像拖拽一具没有生命的躯壳一样，拖着她的胳膊，将她一路拉到了村口停着的军用卡车旁。
卡车上已经挤满了从村里搜刮出来的十几个年轻女孩，她们有的衣衫褴褛，呆呆地望着天空；有的在低声啜泣。周围的士兵们抽着烟，肆无忌惮地发出淫邪的笑声，用下流的语言讨论着刚才在柴草垛后或暗巷里发生的暴行。
我不敢去看那些女孩的眼睛，尤其不敢看那个穿蓝棉袄的女孩，因为我知道她们即将面对什么。对于村里那些被刺刀挑死、被火烧死的老人和男人来说，死亡是痛苦的终结。但对于这些女孩来说，被扔上这辆卡车，只是无尽地狱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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