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鞍华拍《第一炉香》被喷不难，她拍好张爱玲才真的难。
许鞍华是张爱玲的粉丝，但适合她拍的，其实是《半生缘》这种市民小说。
《倾城之恋》和《第一炉香》，并非她最擅长的类型。
许鞍华自己也明白这一点。《许鞍华说许鞍华》一书中就提到，她最想拍《倾城之恋》，其实是因为没有条件拍《半生缘》，只好退而求其次。
《第一炉香》则多少有点人情之作的意味。
投资人曾是夏梦的经纪人。
他能搭上许鞍华这条线，也和许鞍华早年的经历有关——她的首部长片《投奔怒海》，就离不开夏梦的投资。
起初，许鞍华只答应做监制，后来才变成导演。
所以，《第一炉香》的问题，表面上是许鞍华没有拍好，往深了说，却是张爱玲太难拍。
张爱玲的小说，最厉害的地方，恰恰是电影最难替代的东西：文字。
她不是把故事讲得多复杂，而是把一个眼神、一阵风、一点男女之间说不清道不明的欲望，写得妙到电影很难照搬。
张爱玲小说难以影视化，主要原因是，导演有没有能力把她的文字重新翻译成电影，文字和视听本就有壁垒。
汉章就拍过《金锁记》，片名叫《怨女》。这部电影很少有人看过，因为拍得确实不怎么样。
比如片中姚二爷，也就是原著里的姜伯泽，他的死竟然一笔带过。
这样的处理太草率了。
姚二爷是曹七巧命运的转折点。他的死，和曹七巧的婚姻一样，都应该是值得笔墨的大事。
更有意思的是，张爱玲自己已经替导演写好了如何拍。
风从窗子里进来，对面挂着的回文雕漆长镜被吹得摇摇晃晃，磕托磕托敲着墙。七巧双手按住了镜子。镜子里反映着的翠竹帘子和一副金绿山水屏条依旧在风中来回荡漾着，望久了，便有一种晕船的感觉。再定睛看时，翠竹帘子已经褪了色，金绿山水换了一张她丈夫的遗像，镜子里的人也老了十年。
张爱玲没有直接说“十年过去了”。
她让风吹镜子，让镜中的画面发生变化，最后丈夫的遗像出现，镜子里的人也老了十年。
小说没有一句“十年后”，时间却已经完成了一次跳切。
一个作家用文字完成了电影般的蒙太奇，一个拍电影的导演，却没有把它拍出来。
暴殄天物！
甚至曹七巧与姚二爷发生关系、怀上孩子，也完全可以拍得很有意思。
比如拍曹七巧的红肚兜，再用包着孩子的红布完成转场。
这才是改编张爱玲的第一道难题：
你不能只把她的故事拍出来，还得把她的文字重新翻译成电影。
但问题又来了。
张爱玲的文字，有些东西就是很难翻译。
比如《金锁记》里，她这样写风：
姜季泽正在弄堂里望外走，长衫搭在臂上，晴天的风像一群白鸽子钻进他的纺绸袴褂里去，哪儿都钻到了，飘飘拍着翅子。
这个风，太美了。
这里的“白鸽子”，不是一只真正的鸽子，是一种感觉。
它让你看到风吹动衣服的样子，也让你感觉到姜季泽年轻、漂亮、轻浮，甚至带着一点男性身体的诱惑。
如果电影真的拍一只鸽子钻进衣服，反而容易把这种暧昧的感觉拍实了。
文字可以让读者自己完成想象，电影却必须替观众把东西拍出来。
这就是张爱玲难拍的地方。
再比如《小团圆》里，她这样写男女之事：
“他的头发拂在她大腿上，毛毵毵的不知道什么野兽的头。兽在幽暗的岩洞里的一线黄泉就饮，泊泊的用舌头卷起来。她是洞口倒挂的蝙蝠，深山中藏匿的遗民，被侵犯了，被发现了，无助，无告的，有只动物在小口小口地啜着她的核心。”
这个比喻，相信能让每一个读过书的人，赞叹。
然而，它也能让导演绝望。
张爱玲真正厉害的地方，往往就在这里。
她经常不把事情说满。比如《红玫瑰与白玫瑰》，振保和娇蕊睡醒后的谈话：
她的话使他落泪，然而眼泪也还是身外物。振保不答话，只把手摸到它去熟了的地方。已经快天明了，满城喑嗄的鸡啼。
“去熟了的地方”，究竟是什么地方？
不说。
每个读者都知道发生了什么，却又保留了一块自己的想象空间。
这是情人之间的私密，妙就妙在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如果电影一拍，就是写实了，反被降维了。
然而，张爱玲偏偏又是一个非常有“电影感”的作家。
她的小说，有很多镜头意识。
她擅长把静态的东西写成动态的画面。
比如她写乔琪乔的眼睛：
“在那黑压压的眉毛与睫毛底下，眼睛像风吹过的早稻田，时而露出稻子下的水的青光，一闪，又暗了下去了”。
一个静态的眼睛，被她写成了一个动态的镜头。
《第一炉香》里，她写葛薇龙和梁太太说话时的紧张，也是一样：
“可是她的心，在梁太太和卢兆麟身上，如蜻蜓点水似的，轻轻一掠，又不知飞到什么地方去了”。
蜻蜓点水本来只是一个比喻。
张爱玲却让这个比喻动起来了。
然而，张爱玲小说自带的电影感，不等于她的小说适合直接拍成电影。
因为她已经用文字完成了一次“导演工作”。
导演拿到她的小说以后，不能简单地把这些文字一一拍出来，而是得把文字背后的感觉重新拍出来。
这比忠实原著难得多。
张爱玲做过编剧，她也希望自己的作品被影视化。
她曾给夏志清写过信，提到如果《半生缘》影视化，建议曼桢、曼璐由同一人饰演。
然而，她最适合影视化的作品《半生缘》，却因为导演能力的问题，被拍成了口碑很差的《情深缘起》。
所以，张爱玲难拍，不仅仅是因为导演能力不够。
也是因为她的小说本身就太依赖文字。
李安能拍出《色，戒》，不能证明张爱玲的小说天然适合电影，只能说明李安的导演功力足够强。
李安的改编原则其实很简单：不必忠于原著，拍得好看最重要。
理由是，如果是本烂小说，何必要忠于原著？
如果是本好小说，“其为文字里行间之妙，岂能以声影代之。”
这句话其实特别适合张爱玲。
她的小说，最值得看的东西，本来就存在于文字里。
再回头看《第一炉香》，问题可能就比“许鞍华拍砸了”复杂一点。
《第一炉香》最难拍的，从来不是葛薇龙去了香港、认识了梁太太、爱上乔琪乔这些故事。
故事谁都能讲。
真正难的是张爱玲写人物时，那些似有若无的欲望、暧昧、讥诮，以及那些漂亮到几乎无法替代的比喻。
这些东西，如果只是照着小说拍，很容易变成插图；
如果完全抛开小说，又可能失去张爱玲。
所以，真正会拍张爱玲的人，既不能只是她的翻译者，也不能只是她的粉丝。
他得先把张爱玲拆掉，再用电影重新把她装起来。
这，才是最难的地方。
如果没有阅读习惯，又很想看看张爱玲的电影才华，可以去看看她亲自编剧的《太太万岁》。
你会发现，她编剧的作品，也很棒。
但漂亮的文字，究竟怎样才能变成漂亮的电影，依然是另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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