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春，山东分局作出决定，调冀鲁边军区司令员邢仁甫前往延安学习。对一名身居要职的干部来说，这本应是组织帮助和挽救的机会。然而，邢仁甫没有反省自身问题，反而把组织调整看成权力被夺，更将副司令员黄骅视为“告密者”。一场后来震动冀鲁边区的惨案，就这样埋下了祸根。
邢仁甫1910年出生于河北盐山，幼年丧母，早年曾在马鸿逵部队中当兵。1929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那时革命环境十分险恶，能够投身其中，说明他曾经有过明确的选择，也确实具备一定军事才干。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华北抗战迅速展开。津南、鲁北一带的共产党组织发动群众，筹建抗日武装。同年7月，华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和华北民众抗日救国军成立，邢仁甫因有旧军队经历，被推举负责军事工作。
这支队伍起步并不容易。武器缺，人员杂，地方势力复杂，日军又不断进攻。邢仁甫善于利用地形，也懂得组织部队，在作战中多次取得战果。部队攻占一些县城后，曾开仓赈济贫苦民众，因而赢得了一定声望，队伍很快扩大。
到了1938年春，部队规模已经明显增长。经过整编和发展，1941年2月，这支力量改编为八路军第115师教导第6旅。同年3月，冀鲁边军区成立，邢仁甫担任司令员。一个地方抗日武装的领导人，走到了八路军正规建制的重要岗位。
职位变化很快，人的变化也很快。
掌握军政大权之后，邢仁甫逐渐把组织赋予的权力当成个人资本。他已有妻子和三个女儿，却又与宣传队女队员宋魁玲发生关系，并将其纳为妾室。军队处在艰苦抗战时期，这种做法不仅违反纪律，也暴露出他生活作风的急剧腐化。
1942年，日军对冀鲁边区展开大规模“扫荡”。部队需要分散隐蔽，指挥员更应与基层官兵共度难关。邢仁甫却在一处面积很小的荒岛上修建住所，供自己居住享乐，还动用经费，让战士冒险前往天津购买奢侈物品。
有人曾劝他收敛，他却不以为然：“军区的事，我自有分寸。”这句话看似强硬，实际上已经说明，他把军区视成了自己的地盘。
组织并非没有察觉。山东分局陆续派干部到冀鲁边区了解情况，帮助整顿思想和纪律。邢仁甫不仅拒绝接受教育，还指使亲信散布流言，排斥上级派来的干部。问题发展到这个程度，已经不再是个人作风，而是涉及军队领导权和组织原则。
1943年春，组织决定让邢仁甫赴延安学习，由副司令员黄骅代理军区司令员。遗憾的是，这次安排没有换来悔改，反而加重了他的猜忌。他认定黄骅阻碍了自己继续掌权，竟然产生了杀人灭口的念头。
1943年6月30日，黄骅在新青县大赵村主持召开侦察会议。邢仁甫派出的几名亲信混入会场，突然发动袭击。黄骅、陆成道等8名同志遇害，另有4人受伤。一次针对内部同志的暴行，使冀鲁边军区遭受严重损失，这就是“大赵村惨案”。
邢仁甫原以为除掉黄骅后，便能继续控制军区。可军队不是私人武装，干部和战士也不会任由他摆布。事情败露后，绝大多数人不再听从他的命令，他身边只剩少数亲信。
这时，他没有选择向组织交代，而是携带宋魁玲及少数人员逃往洛阳，投靠国民党中原战区司令蒋鼎文，被委任为挺进第一纵队司令、津浦北段策反专员。至此，他已经从违纪和专横，走到了公开叛变的地步。
投靠国民党后，邢仁甫仍不满足。1944年，他转而投靠日军，为博取信任，写下效忠日本天皇的文字，并炮制所谓《剿共灭匪计划》。日军随即利用他的经历和影响，任命他为津南六县“剿共”挺进总司令。
有意思的是，靠出卖旧部换来的位置并不牢靠。1945年日本投降后，邢仁甫立即改名罗镇，投奔国民党军统系统，先后担任天津军统站一级少校组长、河北省第三专署专员兼保安司令等职务。他不断捕杀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试图用更大的罪行掩盖自己的叛变经历。
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罗镇被解放军俘获后，真实身份很快被查明。经过审理，邢仁甫在盐山县境内受到公开审判。1950年9月7日，盐山县城东召开公审大会，邢仁甫被依法处决，结束了他从抗日武装领导人到日伪和国民党帮凶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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