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初，北京中南海丰泽园，高智第一次以机要秘书身份向毛主席报到。此前，他在门外反复琢磨，担心自己听不懂湖南口音，也担心一个差错耽误大事。真正走进房间后，眼前的毛主席穿着睡衣，手里拿着报纸，神情十分平和。

毛主席放下报纸，伸手与他相握，笑着说：“高智？你的名字很有意思。”几句家常话过后，又问他愿不愿意到身边工作。高智连声答应，心里的紧张这才慢慢放下。

高智是陕北人。1944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第二年，听说延安急需干部，便从绥德师范离校，奔赴延安。那时的他只有十六七岁，却早已把见到毛主席当作一件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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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中央机要科后，高智第一次远远看见毛主席，是在延安中央礼堂附近。毛主席正陪家人散步，他兴奋地跑回窑洞，招呼同事出来观看。想走近握手，又觉得不该打扰，只能站在远处默默看着。

转战陕北期间，机要部门常常跟随中央机关行动。过五台山时，大雪突然封路，高智和同志们冒雪探路、推车，保证车辆能够继续前进。那种工作没有多少轰轰烈烈的场面，却直接关系着电报传递和首长安全。

北平解放后，高智继续从事机要工作。1952年，他调入中南海，负责政治局会议会务，准备文件、铅笔和便笺，催办会议决定。日子久了，他与毛主席见面的机会增多，对这位领袖的工作习惯也逐渐熟悉。

接到调任通知时，高智反而一度拒绝。他对叶子龙说，自己怕听不清主席讲话，更怕办不好事情。叶子龙劝他，主席在陕北生活多年，能够听懂陕北话，有疑问就再问一次。高智这才提出，先试一试，若不合适，随时调整。

机要秘书的工作并不只是传递文件。毛主席会客、接见外宾、召开会议、筛选电文，都需要秘书提前安排。高智与罗光禄轮流值班，一人值守时，往往要随时掌握主席的活动和临时交办事项。

毛主席工作时间很长。一次深夜，高智疲惫打盹，醒来时天已亮了。他赶到书房，只见案头文件已经批阅了一摞，便惭愧地说：“主席，您怎么没叫我？”毛主席回答：“没有急事。你们也很辛苦，休息一会儿不要紧。”

这件小事让高智印象极深。毛主席并不把秘书和工作人员的辛劳视作理所当然，反而常常替他们考虑。高智后来回忆，在毛主席身边工作时，他不敢看无关书籍，生怕分散精力，漏掉一件重要事情。

有一次散步，毛主席谈到身边的人，半开玩笑地说：“我只管两个半人。”高智听后不明白，毛主席解释，两个是高智和罗光禄，另一个“半个”则是江青。江青与卫士因打扑克发生争执，事情传到毛主席那里，工作之外又添了一桩家务琐事。

高智听出了其中的无奈。为了减少这类事情对毛主席工作和休息的干扰，他主动找到田云玉、封耀松、张仙朋等卫士谈话，请他们多体谅情况，陪江青打牌时不要再发生争执。事情处理得并不张扬，却替毛主席省去了一次额外分心。

毛主席知道后，对高智说：“你是知道我心事的人。”这句话并非泛泛夸奖，而是说明高智已经能够从片言只语中判断主席的顾虑。秘书工作的价值，有时就在于把尚未说出口的需要提前想到。

高智还养成了一个特别习惯。他常穿口袋较多的制服，里面分别放着不同材料。毛主席需要某份文件时，他往往能够很快从口袋中取出。看似琐碎，实则体现了机要工作对准确和效率的要求。

1959年6月，毛主席前往湖南、江西，高智随行。到韶山后，毛主席要接见亲友，还请乡亲吃饭，高智便协助安排名单和时间。第二天清晨，毛主席来到父母坟前鞠躬，又在故居凝视母亲的照片，谈起过去的疾病与遗憾。

1960年12月26日，毛主席生日当天，只请身边工作人员简单聚餐。生活困难时期，饭菜十分简朴。一次招待客人，桌上有一盆红烧肉，高智连续给毛主席夹了几块，毛主席神色严肃地制止了他，因为那盆肉本是专门为客人准备的。

1962年4月19日，高智即将调往西安。毛主席握着他的手说，两人相处近十年，感情很深，希望他无论到了哪里，都继续为工作出力。分别后，高智沿途调查道路、山沟、涵洞和歇脚地点，准备着毛主席设想中的黄河之行。

遗憾的是，这次行程始终没有实现。1976年9月9日毛主席逝世，高智悲痛万分。2003年12月，他到北京后专程瞻仰毛主席遗容，久久不愿离开。2016年9月9日，高智在西安因病逝世，享年88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