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血缘，你却给了我父亲|德国|结婚|血缘|足球|鲁道夫

墨尔本机场

飞机从墨尔本上空徐徐降落。十月的南半球正值春季，阳光和煦，天空湛蓝，大地碧绿。玻璃墙面的航站楼宽敞明亮，一尘不染；通往海关的长廊两侧，商品琳琅满目。小草对眼前的一切都充满新鲜感，像一只刚放出笼的小鸟，东张西望，摸摸这，碰碰那，兴奋得没有一秒钟的停歇。

我拖着整夜的疲惫和扭伤的肩膀，一手拉着行李箱，一手提着行李袋，眼看他四处乱跑；腾不出手牵他，又不能大声斥责，只好追前赶后，时哄时吓。走上十来步，就得放下行李把他捉回来；不到一分钟，他又跑开了。

折腾了不知多少回，我终于想到让他推行李箱。对两岁零两个月的孩子来说，这既是力气活，也是技术活。他总算有了事做，我们也终于挪到了海关出口——成了整架飞机上最后出关的乘客。

鲁道夫早早等在那里。他既紧张又期待。二十个月前我们在中国见过一面，而这第二面，将对彼此的人生产生巨大的影响。但此刻，他最想看到的只是我和孩子。他从未见过小草，而我又会有怎样的变化呢？做过警察局长的他，自信能在人群中一眼认出我来。

人群渐渐消散，却迟迟不见我们的身影。他焦躁不安。远远望见一大一小晃悠悠走来，他心中一喜：“来了！”待再近些，却是一位身形肥胖的亚洲女子。他愣住了，心想不至于变化这么大吧？一时间甚至想要不要转身离开。

就在这时，一个小男孩推着行李箱走出海关。他一眼认出了紧跟其后的我。

那是1988年10月22日的清晨，我们抵达澳洲的那一天。此后几十年里，鲁道夫总是说：“我第一眼看到小草，就知道他聪明。”

80年代末的中国刚刚打开国门，内外差距之大常常令人目瞪口呆。两岁多的小草穿着开裆裤，戴着一顶颜色不配的帽子，兴致勃勃地推着行李箱；若在别人眼里，不是“土”便是“怪”，但鲁道夫看见的，是孩子的灵气。

阿德莱德的新家

推着行李箱进入澳大利亚国境的小草，根本不知道自己这颗来自中国的小草，落在了南半球肥沃的土壤里，落进了Hrotek温暖的家族中。他更不知道，从此他会有怎样的新家，又会有怎样的父亲。

小草对新家毫无陌生感，反倒觉得这里比以前的家多出无数“玩具”——橱柜里的大小锅盆，展柜里的酒瓶酒具，抽屉里的盘碟刀叉，每一样都勾起他触碰和研究的欲望。

不陌生就自然，自然便尽显天性。几乎没有过渡期，小草就展示出他好奇好动的本性。在屋里，他爬上爬下，跑来跑去；抓着圆珠笔在米色沙发上涂鸦；爬上书桌横扫桌面，让一只考究的瓷花瓶摔得粉碎——那是鲁道夫外婆留下的唯一遗物。在屋外，他搬这搬那，敲东砸西；在前院拔了花草喂金鱼，在后院拆掉矮墙盖“房子”，幸好那堵墙是啤酒瓶垒的。

鲁道夫回到家，眼见一片狼藉，眉头紧皱，一言不发，只是缓缓地、无奈地摇头。

万里之外的母亲读到我的信，说她完全能想象鲁道夫无语摇头的滋味，也能想象小草翻箱倒柜，而我却视而不见。

过了那段“打家劫舍”的时期，鲁道夫对我说，那阵子他每天回家都不知道会发生什么——甚至怀疑房子会不会还在。

然而，小草却叫他“Dad”。他根本不知道“Dad”这个词是什么意思，也不知道鲁道夫是谁；但鲁道夫听在耳朵里，感觉却很不一样。离婚多年，他的三个孩子都随前妻生活。如今突然冒出一个机灵的小男孩，皮归皮，淘归淘，却让家里重新有了孩子的气息，也让他回想起自己和孩子们在一起的日子。

没过多久，小草的嘴里就能蹦出几个英语单词了。再过一段时间，父子之间已经能有一搭没一搭地说话了。

小草喜欢学爸爸。他穿夹克故意不拉拉链，因为爸爸如此；裤子屁股上一定要有口袋，因为爸爸的就是这样的。他故意压低嗓音说“Hello”，模仿爸爸的低频；他喝斥家里的猫“You are a naughty boy!”时，俨然就是家长训孩子。他甚至指着自己说“This man”如何如何。

爸爸要保养汽车，加水、测油、检查状况，小草总忙不迭地跟在后面，左钻右拱地凑上前看。爸爸故意左拦右挡不让他看，他越不让看越要看。鲁道夫嘴上说“到旁边去！”，却满眼都是欢喜，说他的小儿子Darren两三岁时也是这样的。

鲁道夫五岁时随父母从德国移民澳大利亚。那时二战刚结束，德国人颇受歧视。他的名字很德国，引得小孩们叫他“纳粹”。但鲁道夫始终为自己的民族骄傲。小草的名字很中国，说英语的人只能叫Showza。我请鲁道夫给小草起一个英文名，他坚决反对；他要保持“原创”，一如对待自己的名字。

远在大陆的家人，一家三代，最担心的就是鲁道夫不接受小草。读了我几个月细致详尽的连续报道，他们终于确认小草为鲁道夫所爱，为Hrotek全家所爱，总算一块石头落地。

新家的秩序

尽管“打家劫舍”，也没有改变鲁道夫对小草最初的认定——聪明。顽皮说明聪明，但不能无法无天。对德国人来说，规矩是秩序，是安全，也是爱的方式。如今的状况，在他看来，显然是妈妈的教育不当。而他确信，如果两岁还不教育，那就太晚了。

第一个下马威，是儿子必须单独睡觉。最初几个晚上，小草在他的房间里哭，我躺在床上揪心难受。但鲁道夫坚持：孩子必须是独立的。可夜里一旦小草有动静，他必定推醒我，要我去看看。

之后，鲁道夫颁布了一系列规章制度：早上按时起床，晚上按点上床；早餐的营养搭配，可乐的饮量限制；衣服如何摆放，玩具收在何处；房间如何保持整洁……一应都有标准。

德国人还有一个信念：人人都是热爱规矩的。这点在儿子身上居然应验了。儿子很快也以遵守规矩为荣。他不仅乐于执行，还鹦鹉学舌地教导妈妈：上床前脱下的衣服要这样那样摆在地毯上；这样万一失起火来，你可以在黑暗里拿上衣服就跑（不至于光着身子……）云云。

鲁道夫是大鼻子。高耸的鼻梁下，两只深凹的大眼睛，眼珠碧蓝。严肃的时候，只消看他一眼，小孩子都会怕；一旦生了气，把眼睛再一睁大，就更吓人了。但他看不得儿子掉眼泪。

儿子五六岁的时候，话里夹了一个粗鲁的字眼。鲁道夫厉声呵斥，儿子承受不住，哭了，说爸爸“伤了我的感情！（hurt my feelings！）”。鲁道夫立刻变了口气，连声问道：“怎么啦，怎么啦？” 那原先一脸的严肃顿时烟消云散。

鲁道夫一面坚持凡事有规矩，一面又看不得小孩子流泪。他那颗敏感的心，给了德国人的刻板一个平衡。

儿子上学，是鲁道夫接送，顺带做早餐。周末的体育训练，不是足球就是棒球，或是柔道，或是游泳，也都是鲁道夫的任务。回家的路上，他总会给儿子买点好吃的。车里的一段时间，是他们父子的惬意时光。

儿子也争气，在校内功课体育都好，在校外补习课奖状也不少。

鲁道夫一直为自己的眼力骄傲。在酒吧里喝得半醉时，他居然会吹嘘儿子：我儿子太聪明了，将来可以做澳洲总理……

南京丁家桥

三年后，儿子五岁，上全日制学前班，我决定重读电子工程。有中国的学历和工作经验，我想当然地以为不会比在中国读书更辛苦。可一到课堂上，连分子分母都说不会说；第一个实验报告竟然只得38分，我一下子慌了。

对我和我的家人而言，经济上不能独立，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而洗碗、做清洁这些体力活，我既不擅长，更不愿意。眼看在澳洲做回专业毫无指望，恰逢国内的外资投资环境宽松，我决定回中国一搏。那是1993年。

年初的中国正值冬天，我不忍让儿子和鲁道夫受苦，便先行回国，打算等天气暖和些再让他们过来。

我离开后，鲁道夫觉得家里一下子空了。他在信里说：“没有你，这里就成了一栋房子，而不是家；幸好小草还在我身边。” 妻子不在，父子便睡到了一张床上。鲁道夫扛不住对妻子的思念，会在床上淌眼泪；儿子心里也想妈妈，知道思念的滋味不好受。每次看到父亲流泪，他便趴在父亲身边，认真地说：

“爸爸，我知道你想妈妈。但我爱你！”

鲁道夫既感动，又安慰。

同年四月，鲁道夫和儿子抵达南京。独资企业刚刚成立，事情千头万绪。我原以为以往能对付工程，如今也能应对管理；但事实并非如此。我既无知识，又无经验，可谓手忙脚乱，狼狈不堪。他们父子的日常生活，只能交给阿姨。

没有人可以沟通，鲁道夫的全部世界就只有儿子。儿子上当地小学，却隐瞒了“外国人”身份，因此鲁道夫不能接送。每天早上，他给儿子做好早餐，看着他吃完，然后站在门口，目送儿子去上学；而在中午和下午放学前，他便早早倚在窗前，手里夹着一支烟，等待儿子小小的身影出现。那期待、那慈爱的眼神，没人会相信不是来自一位亲生父亲。

鲁道夫烟不离手，父子一同上街买烟，是他们每天的固定节目。我们住处附近还有夜市，他们有时也会去逛。可以想象，一个大鼻子的中年男子，带着一个中国面孔的小男孩同行，自然引人注目。

麻烦来了。

一天，鲁道夫正牵着儿子在街上走，突然，一只手从后面拍上他的肩膀。他回头，随即将手伸进上衣口袋。儿子在旁边看着好奇，便仰头问：“爸爸，他要干嘛？”这下中国警察看出来了，并非“洋鬼子拐骗中国儿童嫌疑”，也就不用看证件了。

年底，我们举家回到阿德莱德过圣诞节。

原本我们还要全家再回中国，可儿子不想上中国的学校。小草在澳洲上过学，那是玩乐，是享受；而中国的学校却是完全不同的氛围。六岁的他几乎不懂中文，看别人翻书他翻书，别人起立他起立。有一次他实在不愿意去上学，我只得亲自送他去。走进校门后，他几度回头看我，转过去便用袖口擦眼泪。我硬着心肠让他进去，因为我相信这个年龄是学中文的最好时期。

但儿子不愿再去中国的理由却是：“中国的教室太冷。”他坐在小板凳上，悬起两只小脚示范说，教室里冷得他得这样上课。我一下子心软了，不再坚持。于是，鲁道夫和儿子留在了阿德莱德。

如此，1994年和1995年，我不得不在南京和阿德莱德两边跑。这样的局面当然不可持续。

1995年底，我只得放弃工厂，回到了阿德莱德的家。

身世震撼

鲁道夫虽然极爱这个并非他所生的儿子，也知道儿子爱他如生身父亲，但早在我们抵澳不久，他就有了担心：等儿子长大，得知自己的身世时，他们父子关系会怎样？鲁道夫说，把他自己放在小草的位置上，也会难过的。凡事不做深想的我，回答得很简单：儿子是有良心的；我相信我的儿子。

但这个问题何时揭晓，又当如何处理，我全然不知。

直到儿子十岁时，我开始向有关儿童组织咨询。答复是：越早越好。孩子小，接受这样的事实如同认识太阳从东方升起、西边落下，不是亲生成为自然。他们建议，等下次孩子问起时，便如实告知。

这一天来了。

儿子放学回来，开开心心说了声“妈妈好！”放下书包，就一屁股坐在电视机前，准备看他的Simpson。我从冰箱里取出一盘切好的水果，放在他身边。他伸手拿水果，却转过脸来问：

“妈妈，什么是‘bastard’？”

我愣住了。

“就是父母没有结婚就生的孩子。”

他又问：

“那我是你和Dad结婚前生还是结婚后生的呢？”

我把他搂过来，深深吸了一口气。

“是以前。”

他眼里浮起疑惑。

“那Dad是我的亲生爸爸吗？”

我摇头。

“那是谁？”

——“Travor。”

儿子的表情告诉我，他对Travor有印象。在南京见过，那时我说他是妈妈的一个“朋友”。此刻儿子的眼睛定定地看着我，使劲控制着情绪，两行眼泪无声落下。

他缓缓站起身，走出起居间，把自己关进了卧室。

好几个小时后，儿子走出卧室，来到鲁道夫面前，郑重地递上一张纸条，上面写着：

“爸爸，今天妈妈告诉我，我的生身父亲是Travor。但我爱你。你永远是我真正的父亲。
爱你的小草。”

鲁道夫如释重负。

城郊之间

流年似水。转眼我们到达澳洲已是第八个年头。儿子快乐成长，我却裹足不前。现实留给我唯一的道路，是重返校园，以高等教育作为起飞的跑道。始料未及的是，从此鲁道夫与我渐行渐远。

1996年，我开始读管理。但饭桌上的冷战频频，让我第一次认真想到分居。我试探着，半开玩笑地问儿子，如果妈妈和爸爸分开，你怎么办呢？儿子不加思索地回答：“我会跟你住两周，然后跟爸爸住两周。”同学中父母分居的孩子大多如此吧。但正是儿子的这句话，让我搁置了分居的念头。

2005年，儿子大学二年级，我同鲁道夫的法律分居成立。尽管我们都痛苦，鲁道夫尤甚，但他对儿子的挚爱依旧。他相信：“如果苑离开我，小草不会。”因为儿子不愿离开我们的住地，鲁道夫选择了搬走，让儿子和我继续住在原来的家里。

鲁道夫的新住处离我们不远。儿子不时去看望父亲，带上啤酒，或薯条薯片什么的。鲁道夫仍旧烟不离手，也时常咳嗽，大家都习以为常，边聊边吃边喝。见到儿子，鲁道夫的确高兴；而如果我也在场，看上去似乎还是一家人。

又过了一段时间，鲁道夫搬到靠近他父母的住处——阿德雷德的远郊，离我和儿子有九十公里路。在那里，有他的掌上明珠——女儿丽萨（Lisa），还有儿子本（Ben），以及他的前妻葛艾尔（Gayle）。

不在同一屋檐下，鲁道夫和我的关系反而开始好转，而大家庭里的关系依然如故。我仍旧是鲁道夫父母的儿媳；小草依然是两位老人的孙子，依然是鲁道夫的儿子，也依然是哥哥姐姐们的小弟弟。

一年到头，生日聚会不断，加上圣诞节、复活节、母亲节……所有的家庭聚会都在一起。一次我们去参加鲁道夫的生日派对，回来的路上我对儿子说：“爸爸跟你的话好像比跟我的多嘛。”儿子不假思索地说：“当然了！我是他儿子嗳。你什么人哪……”

鲁道夫对小草的爱，不仅感动了我，也感动了他身边的人。葛艾尔曾说，鲁道夫一生中最尽责任的，就是抚养小草——她是在赞扬他。大概年轻吧，鲁道夫并未像对待小草那样，尽心照顾他自己的三个孩子。

丽萨和父亲最亲，她看得出爸爸对小草格外疼爱。她难以想象爸爸会带小草去皇家复活节展（Royal Show），因为她小时候怎么也说不动爸爸带他们去。她说爸爸照顾小草远比照顾他们更用心。人们总问丽萨，她是否嫉妒？丽萨说一点也不。相反，她为自己有这样的父亲感到骄傲。

让女儿引以为傲的父亲，带出了让父亲引以为傲的儿子——小草。小学时儿子智商153；中学考入类似国内“天才班”的 SHIP program；高考轻松进入理想专业，又以荣誉学位毕业，一脚跨进全球最大的工程咨询公司 AECOM。小伙子长得帅，在洋人眼里更帅。葛艾尔说，看上去像电影明星……鲁道夫实在为这个儿子感到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