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婚证拿到手那天，是三月十七号，我记得很清楚。那天北京刮大风，民政局门口那棵老槐树被吹得东倒西歪，碎叶子打在脸上生疼。我拿着那个暗红色的小本子，站在台阶上，风把本子吹得哗哗响。李薇站在我旁边，把她的那本塞进包里，拉上拉链，动作利索得像在超市结完账收小票。她看了我一眼，说，老赵，那套房子的事，你抓紧办。我说知道了。她说那我走了。我说好。她就走了，高跟鞋踩在水泥地上，咯噔咯噔的，上了一辆黑色奥迪。那是她新老公的车。

我站在民政局门口，看着那辆车消失在车流里，心里空落落的。十七年，从三十岁到四十七岁，就这么没了。我跟李薇是大学同学，她学新闻，我学经济。毕业后我进了机关，她去了电视台。那些年我们过得挺好的，她忙她的采访，我忙我的材料，晚上回家一起做饭，周末带孩子去公园。后来她升了制片人，我还在原地踏步。她开始嫌我没出息，嫌我不会来事，嫌我挣得少。再后来，她认识了那个做房地产的老总，比我大十二岁，离过两次婚，有钱。她跟我说，老赵，咱俩不是一路人了。我说行，那就离。

离婚的事，我们商量了三个月。房子归她，存款对半分，孩子跟她，我每个月给抚养费。我什么都没争，争也争不过她。她请了律师，一条一条跟我算。我签了字，搬出了那套住了十年的房子，在单位附近租了个一居室。搬出去那天，我就带了一个行李箱，里面装了几件衣服，几本书，还有我父亲留给我的一块旧手表。

离婚的事，我没跟单位说。说了也没用，机关里这种事传得快，传出去就是笑话。我照常上班，照常写材料，照常开会。只是晚上回到那个租来的小房子，一个人坐在沙发上，电视开着，什么都没看进去。我给我妈打了个电话，说我跟李薇离了。我妈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半天，说，儿啊，你回来住吧。我说不用，我一个人挺好。她说你一个人怎么好？我说妈，你别操心了，我四十多了，能照顾自己。她叹了口气，没再说什么。

那段时间，我整个人像被抽空了。早上起床，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起。上班，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上。写材料，写着写着就走神。同事跟我说话，我嗯嗯啊啊的，说完就忘了。领导找我谈话，问我最近是不是身体不好，我说没有，就是有点累。他说你注意休息，别硬撑。我说好。

四月六号，我记得很清楚，那天下午我在办公室改一份汇报材料，改到第三稿，头都大了。手机响了，是省委组织部干部处的电话。那边说，赵建国同志，请你明天上午九点到省委组织部谈话。我说什么事？他说你来了就知道了。挂了电话，我心里七上八下的。组织部找人谈话，不是好事就是坏事。我这些年不跑不送，也没什么背景，好事轮不到我，坏事倒有可能。我想是不是有人告我了，是不是我离婚的事被拿来做文章了，是不是我哪份材料写错话了。我想了一晚上，没睡着。

第二天上午，我去了省委组织部。干部处的处长跟我谈的，很客气，给我倒了茶。他说，建国同志，组织上经过考察，决定调你到省发改委任副主任，副厅级。我愣了一下，说，我？他说，对，你。我说，我没跑过关系。他笑了，说，组织上选人，看的是能力，是作风，是口碑。你在经济领域干了二十年，业务扎实，为人正派，组织上心里有数。我说，那我原来的工作呢？他说，会有人接手，你尽快办交接，下周一到新岗位报到。

我从组织部出来，站在省委大门口，太阳照在身上，暖烘烘的。我掏出手机，想给人打个电话，翻了一遍通讯录，不知道该打给谁。打给我妈？她不懂。打给同事？不合适。打给李薇？我停了一下，把手机装回了兜里。

我回到单位，跟领导汇报了。领导握着我的手，说，建国啊，祝贺你，你这些年不容易，组织上没忘了你。我说谢谢领导。他说，你这一走，咱们处里少了个顶梁柱。我说我还会回来看看的。他说，那是那是，省发改委，高升了，别忘了老同事。我说不会。

消息传得很快。当天下午，整个单位都知道了。有人来恭喜我，有人来套近乎，有人酸溜溜地说，老赵这是走了什么运。我笑呵呵地应着，心里却没什么感觉。副厅级，对我来说，就是个更大的办公室，更多的会，更重的责任。我还是我，还是那个不会来事的赵建国。

晚上回到家，我煮了碗面，坐在沙发上吃。手机响了，我一看，是李薇。离婚以后，我们没通过电话，有事都是发微信，说完了就完了。我接了，说，什么事？她说，老赵，你升了？我说，你消息倒快。她说，朋友圈都传遍了。我说，哦。她说，你吃饭了吗？我说在吃。她说，你吃的什么？我说面。她说，你别老吃面，没营养。我说，你有事吗？她沉默了一会儿，说，老赵，咱俩能不能见一面？我说，见什么面？她说，我想跟你聊聊。我说，聊什么？她说，电话里说不清楚，见面说吧。我说，李薇，咱俩已经离了。她说，我知道，我就是想跟你聊聊。我说，聊什么？她说，老赵，你别这样。我说，我哪样了？她说，你还在生我气？我说，我没生气。她说，那你出来见一面，就一会儿。我说，不了，明天还得上班。她说，老赵，你是不是有别人了？我说，李薇，你到底想说什么？她说，我想说，咱俩能不能重新开始？

我拿着手机，站在客厅里，窗外是北京的夜景，万家灯火，星星点点的。我想起十七年前，我跟李薇刚结婚那会儿，住在单位分的一间平房里，冬天要生炉子，夏天漏雨。她那时候不嫌我穷，她说她看中的是我这个人。后来她变了，或者说，她没变，是我一直没跟上她的步子。她要往上走，我走不动，她就一个人走了。现在她又回来了，因为我升了。副厅级，在她眼里，我又有价值了。

我说，李薇，你还记得咱俩离婚那天吗？她说，记得。我说，那天你上了一辆奥迪，头都没回。她说，老赵，我那时候……我说，你不用解释。她说，我真后悔。我说，你后悔什么？她说，后悔跟你离。我说，你是后悔跟我离，还是后悔我升了？她不说话了。我说，李薇，咱俩十七年，我是什么人你清楚。我不会来事，不会拍马屁，不会挣大钱。我就能写写材料，干干业务。你当年嫌我没出息，现在我有出息了，你又回来了。你觉得有意思吗？她说，老赵，我不是那个意思。我说，那你是什么意思？她说，我就是觉得，咱俩还有感情。我说，感情？你跟我离婚的时候，怎么不说感情？她说，我错了。我说，你没错。你选了你想走的路，我也选了我的。咱俩各走各的，挺好的。她说，老赵，你真狠。我说，我不是狠，我是看明白了。

挂了电话，我坐在沙发上，面已经凉了。我没再热，就那么吃了。吃完，洗了碗，洗了澡，躺在床上。我想起我妈跟我说过的话，她说，儿啊，人这一辈子，有人冲你笑，不一定是好事。有人冲你哭，不一定是坏事。你得看清楚，人家冲的是你，还是你身后的东西。我那时候不懂，现在我懂了。李薇冲我笑，冲我哭，冲的是我身后的副厅级。要是我还在那个小处长的位子上，她连电话都不会打。

第二天，我照常上班。同事看我的眼神不一样了，有羡慕的，有嫉妒的，有想巴结的。我笑呵呵地应着，该干嘛干嘛。下午，我收到一条微信，是李薇发的。她说，老赵，对不起。我没回。她又发了一条，说，祝你幸福。我还是没回。我把手机放在桌上，继续改材料。改完了，下班，回家，煮面，吃饭，睡觉。

日子就这么过。我搬了办公室，从三楼搬到五楼，办公室大了一倍，窗外的风景从停车场变成了小花园。来汇报工作的人多了，请吃饭的人多了，介绍对象的人多了。我都客客气气的，该拒绝的拒绝，该保持距离的保持距离。我还是那个赵建国，不会来事，不会拍马屁，不会挣大钱。可我知道，我现在这个位子，不是靠来事来的，是靠干活来的。我干了二十年，组织上看见了。李薇没看见，那是她的损失。

前几天，我在街上碰见李薇的闺蜜，姓孙，以前常来我家吃饭。她看见我，愣了一下，说，老赵，你气色不错。我说，还行。她说，听说你升了？我说，嗯。她说，李薇知道吗？我说，知道。她说，她什么反应？我说，没什么反应。她叹了口气，说，老赵，李薇其实挺后悔的。我说，后悔什么？她说，后悔跟你离。我说，孙姐，你别替她说好话了。她那个人，我比你清楚。她后悔的不是跟我离，是后悔我升了。孙姐不说话了，看了我一眼，说，老赵，你变了。我说，哪儿变了？她说，你比以前硬气了。我说，是吗？她说，以前你老笑呵呵的，现在你不怎么笑了。我说，是吗？她说，你还是笑，可笑得不一样了。我没说话，跟她道了个别，走了。

我走在街上，风挺大的，跟离婚那天一样。我想起李薇在民政局门口上车的样子，想起她在电话里说“咱俩能不能重新开始”的声音，想起孙姐说我“硬气了”。我不知道我是不是硬气了。我只知道，我不再是那个等着别人回头的人了。我有我的路要走，有我的活要干，有我的日子要过。李薇回不回来，对我来说，已经不重要了。她回来，我也不会再要。她不回来，我也不会再等。十七年，够了。剩下的日子，我想为自己活。不为谁的笑，不为谁的哭，不为谁的回头。就为我自个儿。

这就是我的故事。离婚证还没捂热，副厅级任命突然下达，前妻的电话立刻打了过来。她说她想重新开始。我说，不了。她说我狠。我说我不是狠，我是看明白了。有些东西，丢了就是丢了。你捡回来，也不是原来的那个了。就像那个离婚证，暗红色的，硬邦邦的，捂不热了。你把它塞进包里，拉上拉链，它就跟你没关系了。你往前走，别回头。前面有路，有光，有你自己。你走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