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秋，西南山区，代号“906”的秘密工厂里，保卫人员打开保险柜时，发现一件关键部件凭空消失。现场没有撬动痕迹，门锁也完好无损。更棘手的是，失窃物并非普通设备，而是与核武器研制有关的部件。
这起案件最初并没有引起外界注意。工厂没有公开厂名，职工对生产内容也知之有限，运输车辆进出都有严格规定。消息只在内部迅速传开，相关人员被逐一询问，整个厂区的气氛一下子紧张起来。
失踪部件的代号是“C—1107”，据案情材料记载，它用于能量转换裂变相关试验，外壳采用贵重金属制造。对当时的中国来说，这类部件不仅价值很高，更关系到国防科研的安全。
案发当天，部件由总装车间送入试压室，交接手续齐全。值班人员郦福林和操作员何家声负责试压，另外两名人员因参加学习未能到场。人手减少后，两人承担了原本由四人完成的工作。
临近饭点，郦福林突然身体不适，便把部件放进保险柜，锁门离开。何家声随后去取饭。几分钟的空当，成为案件的关键。等两人返回并再次打开柜门时，里面已经空了。
调查很快转向车间内部。郦福林和何家声虽有作业嫌疑，却能被旁人证明在关键时段不在现场。随着排查推进，膳食科长宋鲁川进入视线。他脾气急，平日又有饮酒习惯，在厂里并不算容易相处。
更让人意外的是，宋鲁川的养子宋小川写信检举，说曾看见父亲带着一个白色罐状物回家，后来又将它拿走。这封信让宋鲁川被隔离审查，也使案件一度显得证据明确。
然而，宋鲁川的身份十分特殊。他参加过长征，曾担任首长警卫员，抗战时期负伤后失去左臂，转做后勤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他没有离开部队系统，后来主动来到这座位于深山的工厂任职。
有人认为：“这样的人，怎么会去偷核部件？”
这句话并不能代替证据，却点出了案件的疑问。以宋鲁川的经历和年龄，他既没有出售渠道，也很难接触境外人员。即使拿到部件，也无法从中获利。公安部门接到报告后，决定派出刑侦人员前往调查，而不是仅凭检举信定案。
专案人员进一步了解宋小川的情况后，发现他并非宋鲁川亲生，而是战友遗孤。宋鲁川将他抚养成人，并设法安排进工厂工作。由于早年患病，宋小川的认知能力存在问题，检举信的真实来源因此变得可疑。
就在调查准备重新寻找突破口时，宋小川突然死亡。他被人从山上推下，案发前曾被朋友邵固滨叫走。邵固滨很快承认，自己受保卫干事鲍远昌指使。鲍远昌随后失踪，原本针对宋鲁川的怀疑开始出现裂缝。
办案人员追查发现，鲍远昌曾在车间负责保卫工作，熟悉人员出入和钥匙管理。他利用巡查机会复制了试压室及保险柜钥匙，又借登记疏漏进入现场。案发后，他将部件埋在外地，试图乘机离开。
鲍远昌为什么冒险？
调查材料显示，他早年在福建服役期间，曾与当地一名女子交往，并因此被对方家人抓住把柄。对方与走私活动有关，后来以此胁迫他为境外关系提供消息。鲍远昌调入906厂后，泄露了工厂的部分情况，对方遂要求他设法弄到关键部件。
他并不懂核技术，也未必清楚部件的真正用途。在利益和胁迫面前，他把国家机密当成了可以交换的物品。为了转移视线，他又利用宋小川的单纯，制造了针对养父的检举材料，结果反而留下破绽。
鲍远昌逃往外地后，被公安人员抓获，藏匿的部件也被追回。宋小川的死亡，使这起案件不再只是失窃案，而带上了灭口性质。根据当时的审判结果，鲍远昌被判处死刑并执行，宋鲁川则被排除在真正的作案者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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