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二十五年,京师贡院外,三十岁的毕沅以一个特殊身份走进考场:他已经是朝廷小京官,却仍要和天下举人一起争夺进士名次。这一场考试,他不但考中了,还成为状元。这个例子,正好揭开了清代科举中一个容易被误解的规则。

举人能不能反复参加会试?答案是,通常可以。明清制度并没有规定举人只能考几次,也没有因为屡次落第便取消其应试资格。只要身份、品行和手续符合要求,下一科仍可赴京应试。

但“可以一直考”,并不等于人人都能坚持到底。会试三年举行一次,考试前还要经历长途跋涉、租房备考、购买纸墨和供养随从等开销。对江南士子来说,进京尚且不轻松,来自云南、贵州、广西等地的举人,所承担的花费和时间更为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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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试考的是文章,消耗的却不只是笔墨。连续落第之后,家中长辈会失望,亲友会议论,原本寄托在身上的功名期待,也可能变成沉重压力。有些人年过五十仍然赴京,有些人考过几次,便转身寻找另一条出路。

这条出路,就是凭举人身份做官。举人已经取得正式科名,并非普通读书人。会试不中者,可以通过拣选、大挑、截取等方式进入仕途,担任教官,或者出任知县等职务。

明代便有拣选制度,会试落第的举人由吏部择取,按照落第次数、资格和考核情况授予官职。清代乾隆年间,大挑逐渐成为较常见的安排。朝廷从各地举人中遴选人员,再根据才具和形貌等条件,授予相应差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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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形貌”,并不是单纯看相貌,而是传统官场对仪表、体格和应对能力的综合判断。说到底,地方官要处理钱粮、诉讼和治安,朝廷需要的并不只是会写文章的人。

截取则与屡次会试不中有关。符合条件的举人,可以由地方督抚考察推荐,转送吏部候用。不过,随着制度变化,拣选和截取的实际作用时有消长,大挑在清代中后期更受重视。

于是,举人面前出现了两种选择:继续冲击进士,或者接受朝廷授予的官职。进士当然更有优势,入翰林、任京官、获得升迁的机会往往更好;可对于一个已经年长、家境普通的举人来说,能够做官也是实实在在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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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已经当官的举人,还能不能参加会试?不能一概而论,关键要看所任官职和任职地点。

毕沅的经历提供了一个清楚的答案。他中举后被选为内阁中书,属于京官中的低阶职位。乾隆二十五年,他参加会试并夺得状元。入仕并没有自动堵住他的科举道路,反而因为身在京师,手续和应试条件都较为便利。

不过,考中进士之后,原来的官职通常不能原封不动地保留。新科进士要按照制度重新授职、候选或分派,原有职务往往需要调整。对七品、八品一类的小京官而言,考进士意味着换取更好的仕途起点;对已经做到郎中、侍郎的人来说,重新参加会试便缺乏实际意义。

有人问:“既然已经当官,何必再考?”答案很简单。清代官场极看重出身,进士与举人虽都属于科名,但在任用、升迁和社会声望上并不处在同一层级。一个小京官若能成为进士,尤其是位列前茅,前途可能完全改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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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官的情形则不同。举人一旦通过大挑等途径出任知县、教官,便承担了治理地方的责任。会试在京师举行,地方官不能轻易丢下辖区事务进京应试。更重要的是,制度安排和实际身份已经发生变化,地方任官通常意味着不再把会试作为主要道路。

这并不表示举人出身就注定不如进士。清代官场中,举人出身的官员数量相当可观,许多人靠办事能力、军功或地方政绩获得升迁。左宗棠就是举人出身,后来成为晚清重要的军政人物,他的成就并不能简单用是否中过进士来衡量。

所以,举人可以反复考进士,直到个人意愿、年龄、家境和制度条件不再允许;当了官后也并非绝对不能考,京城里的低阶官员仍可能应试,而地方官和高级官员通常不会再走这条路。科名是门槛,真正决定仕途长短的,还包括官职、机遇与个人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