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元年（1875年）春，肃州城内，陕甘总督左宗棠接到督办新疆军务的诏令。摆在他面前的，不是一张现成的胜利地图，而是一支缺粮、缺饷、缺马，甚至缺少朝廷信任的西征军。
有人劝他暂缓出兵。左宗棠只回了一句：“新疆不可弃。”这句话听着硬，背后却是沉甸甸的现实。伊犁已被沙俄侵占，阿古柏势力盘踞南疆，清廷内部又有“海防重于塞防”的争论，主张放弃关外者并不少。
左宗棠并非临时起意。早在道光十三年（1833年），二十一岁的他进京会试，便在诗文中谈到西北边防与屯田。他后来研读《西域图志》，又与陶澍、林则徐交往，对新疆的地理、民族和边防形势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判断。
在左宗棠看来，西北不是荒凉之地，而是拱卫关中、连接中亚的屏障。若任由外力侵入，陕甘将直接暴露，国家的战略纵深也会被压缩。因此，他在海防、塞防之争中提出“两者并重”，并强调收复新疆不能只靠议论，必须筹足兵粮，以军事实力作后盾。
真正让这场远征陷入险境的，是军饷。西征军每年开支约八百多万两，朝廷能够拨付的银两却远远不足。各省协饷时常拖欠，陕甘多年积欠的军费也没有补齐。军队在前方作战，后方却连粮草都不能按时送达，这种仗，稍有差错便可能全线动摇。
左宗棠只得多方筹措，并通过胡雪岩向外商借款。借款利息沉重，朝野非议不断，但在当时的条件下，这笔银两确实成了维系西征的重要支撑。没有稳定的粮饷，再精锐的军队也只能困在关内。
左宗棠选将，眼光并不只看资历。他要的是能吃苦、敢担责、少私心的将领。北路金顺，南路张曜，中路刘锦棠，再加上坐镇兰州、负责营务的刘典，构成了西征军的骨架。
光绪二年（1876年）夏，刘锦棠、金顺率军出关。八月，清军攻克古牧地，乌鲁木齐随之收复。此后，刘锦棠又连续攻取达坂、托克逊、吐鲁番，南疆门户被打开。左宗棠采取“先北后南、缓进速战”的方针，避免孤军深入，也不给对手喘息机会。
战争胜利并不意味着将帅富贵。金顺后来出任伊犁将军，这个职位地处边疆，历来被视为优厚差事。可他光绪十一年（1885年）奉诏进京，途中病逝于肃州，史载其“身后不名一钱”，连丧葬都一度难以安排。
张曜同样清贫。他曾任山东巡抚，为补偿旧部在新疆作战时的欠饷，向德国洋行借款七十余万两，直到病逝也未能偿清。史料记载，他为官近四十年，没有像样的房产，去世后几乎无钱办理丧事。
刘锦棠首任新疆巡抚，最挂心的是西征欠饷。由于当时通信、汇兑和递送条件落后，一些本该发给士兵的银两长期滞留。光绪十三年，他返乡省亲时，竟把这些银子装车送回新疆蕃库，没有据为己有。
甲午战争爆发后，朝廷召刘锦棠入京。他当时已经病重，仍带病上路，行至县城便突发中风，回家不久去世，年仅五十一岁。家人打开他的箱笼，里面只有几件御赐物和残存文稿，居所也十分简陋。
刘典的结局更显凄凉。西征期间，他主持兰州营务，在军饷紧张时主动节省开支，使偌大的营务处每月仅用七百两银子维持。光绪四年（1878年），他病逝于兰州督署，家中老幼无以为生。左宗棠得讯后，从自己的养廉银中拿出六千两，办理丧事并接济遗属。
四位将领，战场上都能打，任事时都肯担责，却没有一个靠边功积攒私财。他们把军队带过河西走廊，带进天山南北，也把个人的荣华富贵留在了身后。收复新疆的功劳写进了奏章，他们各自的清贫，却留在了棺椁难备、家室萧然的史实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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