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秋，东北吉江地区，一名参谋长带着一个加强排和几十名地方干部赶到驻地。上级给他的兵力不多，职务却不低：组建军分区，担任司令员，尽快稳定地方局面。初到当地，他没有急着部署行动，而是先问了一句：“土匪有多少人，武器如何？”
这并不是一句普通的询问。抗战胜利后，东北局势变化很快。日本投降留下的权力空隙，使各类武装相继出现，地方秩序一度十分混乱。谁能控制乡村，谁就能获得粮食、情报和兵员；谁失去地方，主力部队就很难安心作战。
当时向东北进军的部队，也并非人人枪械齐全。延安抽调各根据地力量北上，新四军第三师便是其中一支重要部队。该师约三万五千人，兵力仅次于山东军区，但进入东北相对较晚，行军途中还留下了一部分武器。
原先的判断并非没有依据。东北地区确实有日军遗留下来的武器仓库，曾克林率先抵达后，部队迅速扩充，人数从数千发展到八万余人，装备问题一度得到缓解。遗憾的是，后续部队抵达时，部分仓库已经被苏军接收，许多部队不得不面对缺枪少弹的现实。
黄克诚曾用“七无”概括部队进入东北初期的困难。没有稳定根据地，没有足够粮食，没有充足装备，也缺少成熟的地方组织。对新四军第三师而言，眼前最紧迫的事情，已经不是单纯向前推进，而是站住脚、建起自己的后方。
第三师下辖部队因此作出调整。第七旅归总部指挥，其余力量分别承担开辟地方、建立根据地的任务。副师长刘震率第八旅和师直属队创建吉江军区，参谋处长沈启贤则留在地方，承担更为艰苦的军分区工作。
1946年8月，东北民主联军组建第一纵队、第二纵队和第六纵队。原第三师第八旅、第十旅及独立旅编入第二纵队，刘震调任纵队司令员。按常规，沈启贤也可以随主力转战，但他被留下来经营地方。
命令很明确，条件却很寒酸。沈启贤得到的不是一个完整营，而是一个加强排，另有几十名干部。所谓加强排，人数和装备超过普通排，却远不能与主力部队相比。让这样一支力量去组建军分区，听上去近乎捉襟见肘。
有人问：“就凭这些人，能把军分区撑起来吗？”
沈启贤的回答很实际：“兵少不是办法少，先把情况摸清，再把群众组织起来。”
地方负责人向他介绍，附近土匪活动猖獗，百姓受扰严重，许多村庄不敢公开支持我军。有些人是被裹挟进去的，并非一开始就甘愿为匪；但其中也有与恶霸、旧势力相互勾连的顽固分子，不能一概而论。
沈启贤继续追问：“他们有多少人？枪支够不够？”
对方答道，大大小小的队伍加在一起有数千人，武器不算精良，但熟悉地形，流动性强。更麻烦的是，他们藏在村屯之间，时而抢掠，时而散开，单靠追击很难彻底解决。
这番判断决定了军分区的做法。军事打击由部队负责，清理顽固武装；建立基层组织、发动群众、分辨胁从人员，则交给地方干部。两条线不能分开，军队只打不管，土匪容易卷土重来；地方只做宣传，没有武装支撑，也难以打开局面。
加强排成为最初的骨干。干部们分头下乡，调查村情，恢复基层联系，向群众说明政策。对愿意悔过投降者，区别处理；对继续抢掠、拒不改悔者，则集中力量清剿。这个过程并不轻松，部队还要提防土匪袭击和情报泄露。
有意思的是，军分区的兵力并非越多越好，关键在于能否把地方力量调动起来。每清理一个地区，就建立相应组织，吸收可靠人员参加武装，再由干部负责训练和管理。小部队由此获得了眼睛、耳朵和补充力量。
遇到较大的匪股，仅靠军分区难以完成任务，便请求主力部队支援，采取集中打击、分片清理的办法。经过一段时间的行动，顽固匪部受到压制，部分人员投降自首，地方秩序逐渐恢复。军分区也不再只是一个临时架子。
到1947年，这支最初由加强排起步的地方力量，已经发展壮大，主力改编为独立第五师，下辖七千余人。它既承担地方防卫，也在后来的作战中配合东北民主联军主力行动。一个排起步的军分区，最终成长为能够独立作战的部队，靠的不是凭空出现的装备，而是对地方形势的准确判断和持续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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