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姆不听劝睡在了雇主身边，雇主问：你要加工资吗
我叫周桂兰，今年四十七岁，离婚八年，在城里做住家保姆。
雇主陈建川五十六岁，妻子去世三年，女儿在外地工作，家里只剩他一个人。他有轻微心脏病，平时吃药、散步、量血压，生活倒不需要人寸步不离地伺候，主要是不会做饭，也不愿意一个人守着空屋子。
我到他家工作之前，雇主女儿就交代过我一句话：
“我爸这个人嘴硬，晚上如果说不用人陪，你千万别当真。但你也别睡他房间，床边有折叠床，照顾他就行。”
我当时答应得很痛快。
可住进去以后，我才知道，一个人嘴硬起来，连自己都骗。
陈建川每天晚上十点半准时睡觉，睡前吃药，量血压，把水杯放在床头。可半夜两三点，他总会醒一次。
第一次我听见动静，披上衣服过去，看见他坐在床上，一只手捂着胸口，额头全是汗。
我吓得赶紧问：“是不是不舒服？要不要去医院？”
他摇头，说只是做了个梦。
“梦见什么了？”
“梦见你女主人回来了，站在门口叫我吃饭。醒来一看，屋里没人。”
那天以后，我半夜只要听见他房间有响动，就会过去看看。
他嘴上嫌我多事，第二天却会把房门留一道缝。
过了一个月，他女儿打电话来问我：“我爸晚上还闹吗？”
我说：“没闹，就是睡得不踏实。”
她沉默了一会儿，说：“辛苦你了。你要是不方便，就叫醒他，别自己硬撑。”
我没有告诉她，陈建川每次惊醒，第一句话都是问：“你在吗？”
有时候我站在门口，他听见我的声音，就重新躺下了。
那天晚上下了很大的雨。
晚饭后，陈建川看着窗外发呆。我收拾完厨房，催他吃药，他却一直没动。
“今天怎么了？”我问。
“没什么。”
“没什么你盯着窗户看半天？”
他把药吞下去，过了很久才说：“今天是她的忌日。”
我知道他说的是去世的妻子。
以前这种日子，他都是自己过的。可那天晚上，他突然从抽屉里拿出一只旧茶杯，放在桌上，倒了半杯茶。
“她以前每天晚上都喝茶。”他说。
我没接话，只把茶杯往他手边推了推。
他忽然笑了一下：“你别学她，她睡觉可不打呼噜。”
“我也不打。”
“你睡觉磨牙。”
“我什么时候磨牙了？”
“前天晚上。”
我瞪了他一眼，他笑得更明显了。可那点笑意很快又淡了下去。
凌晨一点多，我听见他房间里传来一声闷响。
我立刻跑过去，看见他半跪在地上，一只手撑着床沿，另一只手按着胸口。
“陈先生！”
他脸色发白，喘了几口气，说：“没事，刚才起身太急，头晕了一下。”
我扶他坐回床上，拿来血压计。血压比平时高了一些，心跳也快。
我说：“今晚我睡你门口的折叠床。”
“不用。”
“你刚才都摔地上了。”
“我没摔，是坐下的时候没掌握好。”
“那也不行。”
“周姐，你回去睡吧，我死不了。”
他说得很轻松，可手指一直在发抖。
我把水杯递给他：“你死不死我不知道，反正今晚我不走。”
“我说不用。”
“你说你的，我做我的。”
他抬头看我，皱着眉：“你是保姆，不是护工。合同里没有陪床。”
“那就算加班。”
“我不需要。”
“你需不需要不是你说了算，是你的心脏说了算。”
他被我噎得半天没说话，最后只好躺下。
我把折叠床拖到门口，铺好被子。可到了后半夜，他又开始咳嗽，翻身时撞到了床头柜。
我爬起来问：“怎么了？”
“没事。”
“你别动。”
“你回去睡。”
“你再赶我，我就把你女儿叫来。”
他立刻闭了嘴。
我坐在床边看着他。那一刻，我忽然觉得他不像雇主，也不像平时那个什么都不在乎的男人，更像一个怕黑、怕疼、又怕麻烦别人的老人。
他睁开眼，看着我说：“你去睡吧，我保证不动。”
“你保证过几次了？”
“这次是真的。”
“你要是真能让我放心，就不会半夜摔下来。”
他叹了口气：“那你坐着吧。”
我坐了十几分钟，腰酸得厉害，眼皮也开始发沉。床的一侧空着，另一侧是他吃药后留下的淡淡苦味。
他半梦半醒地说：“周姐，你在床边坐一夜，明天腰就坏了。”
“那怎么办？”
“去折叠床睡。”
“折叠床太窄，我翻个身就掉下去。”
“那你去客厅。”
“客厅沙发短。”
“你要求还挺多。”
“我照顾病人，当然要讲条件。”
他没再说话。
我看了看那张床，又看了看他苍白的脸，最后把鞋脱了，掀开被角，躺在了他身边。
他一下子睁开眼。
“周桂兰，你干什么？”
“睡觉。”
“这里是我的床。”
“我知道。”
“你不能睡这里。”
“为什么？”
他一时没答上来，耳根竟然有点红：“男女有别。”
“你有心脏病，我是来照顾你的。”
“照顾人也没有睡一张床的。”
“你刚才叫我别走的时候，可没想男女有别。”
他立刻否认：“我什么时候叫你别走？”
“你不叫我别走，就自己起来倒水。”
“我能自己倒。”
“那你现在起来。”
他坐了一下，脸色立刻变了。我赶紧扶住他，让他重新躺好。
“看见没有？你就不能逞强。”
他盯着我，声音低了下来：“你赶紧回折叠床。”
“我不回。”
“周姐。”
“我说了不回。”
他劝了我三次。
第一次，他说这样不合规矩。
第二次，他说让别人知道了不好听。
第三次，他说他明天就给我放假，让我回自己家睡。
我一句都没听。
我把被子往身上拉了拉，背对着他闭上眼睛。
“你要是再说，我就把你女儿现在叫回来，让她看看你半夜怎么把自己折腾成这样。”
他终于安静了。
那一晚，我们中间隔着半臂的距离，谁也没有碰谁。可我能听见他的呼吸，也能感觉到他一直没有睡着。
过了很久，他忽然问：“周姐，你是不是怕我晚上出事？”
“是。”
“怕我出事，还是怕我死在屋里，影响你工作？”
“都有。”
他闷闷地笑了一声：“你倒是诚实。”
“人都快五十了，没必要说漂亮话。”
我以为这件事就这样过去了。
可第二天早上，我刚把粥端到桌上，陈建川就拿着一张纸走了过来。
那是我们当初签的工作协议。
他把纸放在我面前，说：“你昨晚睡在我身边，算不算额外工作？”
我愣了一下：“你什么意思？”
他坐在我对面，表情看起来很严肃。
“你要加工资吗？”
勺子从我手里掉进碗里，发出清脆的一声。
我抬头看着他，半天没说话。
他似乎误会了我的沉默，又补了一句：“我不是说你占便宜。我的意思是，陪床不在原来的工作范围里，如果你愿意继续，可以加钱。”
“你觉得我昨晚是为了加工资，才睡过去的？”
“我没这么说。”
“可你就是这么问的。”
“那你要不要？”
我站起来，把那张协议推回去：“不要。”
他明显没想到我会拒绝：“为什么不要？你本来就应该拿。”
“我不拿这种钱。”
“这不是施舍，是加班费。”
“昨晚不是加班。”
“那是什么？”
我看着他，一时不知道该怎么解释。
难道要说，我看见他一个人坐在黑暗里，忽然不忍心了？难道要说，我自己也害怕，害怕有一天生病时，屋里连一个能听见动静的人都没有？
这些话说出来，好像比拿钱更难堪。
我收拾碗筷，低声说：“我只是怕你出事。”
“所以不要钱？”
“你是雇主，我是保姆。你给我工资，我干活，这是规矩。可昨晚我睡在你身边，不全是工作。”
他沉默了。
过了一会儿，他问：“那是什么？”
我没有回答，转身进了厨房。
那天中午，他女儿打来电话。我把昨晚的事简单说了一遍，没有提他问加工资，只说他半夜不舒服，我睡在旁边看着。
女儿沉默了很久，说：“周姐，我爸是不是越界了？”
“没有。”
“那你呢？你有没有觉得委屈？”
我擦着手上的水，想了想说：“我自己愿意的，不委屈。但你放心，我会有分寸。”
晚上，陈建川主动把折叠床搬回了他的房间门口。
我看见后，问：“你这是干什么？”
“从今天开始，你睡这里。”
“你不是说男女有别？”
“我想明白了。”
“想明白什么？”
他把床铺好，又在床头放了一盏小灯。
“你昨晚说得对。你是保姆，我是雇主，规矩不能乱。你愿意陪我，是你的情分，但我不能拿工资逼你，也不能把你的情分当成工作。”
我看着他，没说话。
他从钱包里拿出银行卡，说：“不过，工资还是要加。”
“我不是不要了吗？”
“那是陪床的钱。这个是你工作满一年后的调整，和昨晚没关系。你每天做饭、打扫、照顾我的药，原来的工资确实低了。”
“你女儿知道吗？”
“我已经告诉她了。”
“她同意？”
“她说只要你愿意，就按新数目来。”
我接过那张纸看了一眼，工资比原来多了一千二百块。
“为什么是这个数？”
“因为我问过家政公司，这是正常标准。”
“不是因为我昨晚睡你旁边？”
“不是。”
他顿了顿，又说：“如果你愿意，以后我半夜不舒服，你可以进来坐会儿。但不许再睡我床上。”
我抬头看他：“你这是劝我？”
“是。”
“那我听。”
他松了口气。
可到了凌晨两点，他房间里又传来声音。
我披上衣服走到门口，看见他坐在床上，正盯着黑暗发呆。
“哪里不舒服？”
“没有。”
“那你坐着干什么？”
“睡不着。”
我把床头灯打开，给他倒了半杯温水。
他接过水，小声问：“周姐，你能坐一会儿吗？”
我搬了把椅子，坐在门边。
“只能一会儿。”
“我知道。”
屋里很安静。
过了几分钟，他又问：“你后悔昨晚睡过来吗？”
“后悔。”
他手一顿：“后悔什么？”
“后悔没早点把折叠床搬到你门口。这样我就不用腰酸，也不用让你误会我想加工资。”
他低头笑了。
我也笑了。
从那以后，他再没有要求我陪床，也没有把我的照顾当成理所当然。夜里他醒了，会先按床头的铃；如果我愿意过去，就坐在门口陪他一会儿，如果我睡得沉，他也不会叫我。
我仍然是他的保姆，他仍然是我的雇主。
但我们之间多了一点不属于合同的东西，叫作体谅。
一个月后，他女儿回来吃饭，看见父亲把两只碗摆在桌上，愣了一下。
陈建川说：“周姐今天和我一起吃。”
女儿笑着问：“你们什么时候这么客气了？”
我夹了一块鱼放进自己碗里：“从你爸问我‘你要加工资吗’那天开始。”
陈建川咳了一声，耳根又红了。
我没有再睡在雇主身边。
可那张折叠床一直放在他房门口，床头的灯也一直亮着。不是因为我拿了更多工资，而是因为我们都明白，照顾可以有报酬，陪伴却不能被强行标价。
而一个人愿意在深夜留下，也不代表他就该放弃自己的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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