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从于都开启战略转移。
无线电是这支大军唯一能跨地域指挥的通信手段，电台数量、密码体系、保密纪律，直接决定这次转移能否瞒过国民党几十万大军。
军委二局合影。
长征前中央苏区合计拥有17部电台。
出发前夕，军委决定留下3部电台，交给项英、陈毅领导的中央军区，用于留守苏区坚持游击战争；随中央红军长征带走共计14部电台。
14部电台的分配：军委总部配5部，其中包含1部100瓦大功率电台，负责和上海中央局、共产国际联络。
其余4部为5瓦电台，承担军委对各军团指挥。
红一、红三、红五、红八、红九5个军团合计配备9部电台，保障军团内部、军团和军委之间的通信。
随同电台分队行动的，还有200余人的运输队伍，携带100余担备用电池、汽油、元器件等通信器材，全部由挑夫随军转运，成为长征初期辎重里非常关键的一部分 。
毛主席接见王诤
为了防止无线电信号暴露大军位置，红军建立了一套多层级的通信保密体系，严苛程度远超普通军事纪律。
第一，启用全新部队代号。
1934年10月13日，中革军委统一更换全部单位代号，军委代号“红星”，红一军团代号“南昌”，军委一纵队代号“红安”。
所有电报一律使用代号，禁止在无线电报中出现部队真实番号、地名，避免敌军通过电报关键词锁定红军主力位置。
第1次反围剿，缴获半部电台。
第二，采用周恩来主持编制的“豪密”。
这是二重作业密码体系，特点是同字不同码、同码不同字。
国民党军队的密码多是简单的单表替换，很容易被军委二局破译；而红军这套密码，在整个长征期间，国民党始终没能破译成功。
电报译完之后，电报纸、草稿必须当场销毁，片纸不留，绝不允许携带废纸行军。
机要人员恪守铁律：人在密码在，人亡密码亡。
一旦遭遇危急情况，首要任务就是砸毁电台、烧毁密码本，绝不留给敌人任何资料 。
长征路上发报。
第三，严格控制发报时机、时长。
行军途中电台保持静默，只有到达宿营地之后，才择机简短收发报文，尽量缩短电波在空中暴露的时间，降低敌军无线电测向仪捕捉信号的概率。
总部电台实行双分队交替行军，一队架设电台工作，一队休整行军，保证指挥不间断，但两台不集中在同一地点，防止一次遭到袭击全部损失。
同时明文规定，非机要人员一律不得接触密码本，不能随意打听电报内容，机要人员单独管理，与普通部队隔离。
第四，配套文电管理制度。
中革军委专门下发转移期间文电保管办法，机密文件分类保管，无法带走的文件统一烧毁。
一旦发现遗失纸片、电报残稿，立刻回收销毁，杜绝任何泄密的微小漏洞。
除无线电外，有线电话、骑兵通信、徒步交通员并行使用，尽量减少无线电使用频次，降低被敌人侦测的风险 。
第1部电台。
从效果来看，这套通信保密制度，在长征初期发挥了巨大价值。
国民党能够截获红军无线电信号，却看不懂电报内容，只能模糊感知有电台活动，无法判断红军主力规模、准确位置和战略意图。
这也是8.6万大军在于都集结渡河，长时间没有被国民党精准预判的重要原因之一。
毛主席讲述鲁班石的故事。
但电台也带来沉重代价。
大功率电台、电池、零件十分笨重，需要大量挑夫搬运，加重了全军辎重负担，拖慢行军速度。
湘江战役之后，设备和人员大量损耗，14部电台一路损失，抵达陕北时仅剩5部可用。
长征出发携带14部电台，是红军千里转战的指挥神经。
这套保密体系，保障了中央对各路部队的持续指挥。
14部电台长征，5台胜利到陕北，见证了人类历史上最伟的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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