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基辅娶了个乌克兰姑娘，我以为我捡到了宝
说实话，我现在坐在基辅这间租来的公寓里写这些东西，窗外的天是灰的。不是阴天那种灰，是那种你分不清是雾还是烟还是什么别的东西的灰。楼下偶尔有车经过，发动机的声音特别大，因为路烂，坑坑洼洼的，每一辆开过去的车都像在骂街。
我老婆叫卡佳。对，就是那种你在网上看到的乌克兰姑娘，高，瘦，眼睛是灰蓝色的，睫毛长得像假的。我第一次见她的时候在基辅的一个语言学校，她是那儿的行政，我去办手续，她冲我笑了一下，我当场就觉得——操，值了。
什么值了？就是那种“老子跑这么远来这破地方，就为了这一笑”的感觉。
那时候是2021年春天。
现在是什么时候？我也说不准。战争开始之后，时间变得很怪。
有时候一天长得像一年，有时候一年嗖一下就没了。今天几号，星期几，我经常要问卡佳。她记得。
她什么都记得。
先说说这地方现在什么样吧。
基辅没有被炸成废墟，至少我住的这个区没有。但你别被网上那些“基辅生活如常”的帖子骗了。如常个屁。
超市里货架上的东西有一搭没一搭，今天有牛奶明天没有，你得囤。不是囤很多，就是那种“看到了就买两盒，别指望下次来还有”的囤法。价格嘛，翻了一倍不止。
一盒鸡蛋，战前大概三十格里夫纳，现在你敢信，八十，有时候一百。你拿起来看看，蛋壳上还沾着鸡毛和泥。但你还是得买。
空气里永远有种味道。怎么说呢，柴油味，加上那种潮湿的、发霉的墙皮味，再加上一点点……我说不上来，就是那种紧张的味道。你闻不到别人的紧张，但你闻得到城市的。
它像一层油膜，覆在所有东西上面。
我们住在一栋苏联时期的老楼里。五楼，没电梯。楼道里的灯泡永远在闪，那种忽明忽暗的，你走楼梯的时候影子在墙上晃来晃去，跟闹鬼似的。
墙壁是绿色的，那种很老的绿，油漆剥落得一块一块的，露出底下的水泥。每次爬楼我都想，这他妈要是着火了，我背着卡佳跑得下来吗？后来我就不想了。
想也没用。
卡佳的家庭情况，这个我得好好说说。
她妈，我叫她柳德米拉，五十多岁，胖，但那种胖是结实的胖，胳膊比我粗。在基辅郊区的一个市场卖腌菜和乳制品。她对我，怎么说呢，面上过得去。
我去她家吃饭，她会给我盛菜，会问我“吃不吃饱”，但那种客气是冷的。就像你把一杯水放在冰箱里，它没结冰，但你知道它不热。
战争开始之后，她对我的态度变了。不是变好，也不是变坏。变……警惕了。
有一次，大概是开战第三个月，我和卡佳在她妈那儿吃饭。电视开着，新闻在播什么我忘了。柳德米拉突然用俄语说了一句话，语速很快，我没全听懂，但卡佳的脸色变了。
后来我问卡佳你妈说什么，她不说。我问了三遍，她才告诉我：她妈问我什么时候回中国。
我当时筷子就放下了。回中国？我一个人回中国？
卡佳在这儿，她妈在这儿，她外婆还在哈尔科夫附近的一个村子里，我回中国？
我说我不回。卡佳看着我，眼睛里有种很复杂的东西。我后来才想明白，那是一种……松了一口气，但同时又更担心的表情。
松了一口气是因为我没跑，更担心是因为，如果我不跑，那我就成了这个烂摊子里的一部分。一个中国人，在基辅，没有使馆的保护（我没填撤侨的表，这事儿回头说），没有退路。一个活靶子。
柳德米拉不是坏人。她只是一个乌克兰母亲。她的女儿嫁给了一个外国人，现在这个外国人可以随时走，她的女儿走不了。
你说她怎么想？她想的很简单：你最好走，你走了我女儿就不用分心照顾你了。或者说，你走了，至少我女儿不用面对“你老公跑了”这件事。
但你走不了。操。你说这事儿整的。
卡佳的爸爸，跟柳德米拉离婚很多年了。住在一个叫鲍里斯波尔的地方，离基辅大概三十公里。他是个电工，瘦，话少，脸上永远有种疲惫。
我去过他那一次，屋子里全是烟味和工具的味道。他给我倒了一杯伏特加，自己先干了。然后他看着我，用那种很慢的俄语说：保护好卡佳。
就这一句。没有别的。没有“中国怎么样”，没有“你们什么时候要孩子”，没有“你工资多少”。
就这一句。
我点头。我能说什么？我点头。
后来战争开始了，鲍里斯波尔那个方向经常有动静。卡佳给她爸打电话，打不通的时候她就坐在那儿，手机攥在手里，不说话。打通了，她就嗯嗯嗯地听，挂了电话眼圈是红的。
我问她怎么样，她说没事，他还在。
那个“还在”两个字，我听得出来，意思是“还活着”。
说说卡佳的妹妹吧。奥克萨娜。比卡佳小四岁，在利沃夫读大学。
战争开始之后学校停了，她就回了基辅，跟我们住了一阵子。
奥克萨娜跟她姐完全不一样。卡佳是那种安静的、把事情都放在心里的类型。奥克萨娜是那种，怎么说呢，热烈的。
她会在厨房里唱歌，声音很大，唱那种乌克兰的民谣，我一句听不懂但调子很好听。她会抱着我的胳膊说“姐夫你教我中文”，然后学了两句就笑得直不起腰。
但她也有另一面。
有一次半夜，我起来上厕所，看见她坐在客厅的沙发上，没开灯。手机屏幕的光照着她的脸。她在哭。
没出声，就是眼泪往下淌。我站在那儿，不知道该不该过去。她看见我了，擦了擦脸，说没事，睡吧。
第二天早上她又开始唱歌了。
我后来跟卡佳说这事儿。卡佳沉默了一会儿，说：奥克萨娜的男朋友在前线。
我说，还在吗？
卡佳说，在。但不知道在哪儿。
就这种。你没法说什么。你拍拍她肩膀？
说什么？说“会好的”？那是放屁。
说“我理解”？我理解个屁。我就是个中国人，我在这地方唯一的作用就是卡佳的丈夫。
别的，我什么都做不了。
我说说我自己吧。
我不是什么背包客。我就是一个普通人。2019年来的乌克兰，在一家做中乌贸易的小公司干活，主要是倒腾点日用品和食品。
工资一般，但在这边花，过得去。认识卡佳之后，我觉得日子有盼头了。2021年底结的婚，很简单，就在她妈那儿吃了个饭，几个亲戚，完事儿。
然后2022年2月24号。
我他妈永远忘不了那天。
早上我还在睡觉，卡佳把我摇醒。她的脸是白的，真的白，像纸一样。她说：打仗了。
我第一反应是：什么打仗了？谁打谁？
她说：俄罗斯。
我当时脑子里一片空白。然后我打开手机，全是消息，中文的，英文的，俄语的。我刷了一会儿，手是抖的。
卡佳在旁边站着，不说话。我抬头看她，她哭了。
那天我们没出门。第二天也没出。第三天的时候，柳德米拉打电话来，说你们赶紧来我这儿，别在那个区待了。
我们就收拾了一个包，几件衣服，护照，充电宝。就这些。其他的，什么都没带。
在她妈那儿住了大概两个星期。那两星期是我这辈子过的最奇怪的时间。外面时不时有爆炸声，远的近的都有。
有一次特别近，窗户震了一下，奥克萨娜尖叫了一声，柳德米拉骂了一句什么。卡佳握着我的手，握得很紧。我没说话。
我说什么？我他妈一个外国人，在这儿，握着乌克兰姑娘的手，听爆炸声。这个画面本身就很荒诞。
后来基辅的局势缓了一点，我们就回来了。柳德米拉让我们走的时候，看了我一眼。那个眼神我到现在都记得。
不是恨，不是怨。就是那种……看透了的眼神。好像在说：你看，你还是在这儿。
行吧。
使馆撤侨那事儿，我没填表。
为什么？怎么说呢。我认识一个北京的老哥，也在基辅，娶的也是乌克兰媳妇。
他跟我说了一句话：我要是走了，我还是人吗？
我操。就这一句。我到现在都记得。
我认识很多在乌克兰的中国人。做生意的，留学的，打工的。使馆撤侨的时候，有的人走了，有的人没走。
走了的，有的把老婆孩子带走了，有的没带。没带的，后来在微信群里就很少说话了。你懂吧？
那种沉默。
我没填。我填不了。卡佳在这儿。
她外婆在哈尔科夫那边，八十多岁的人了，腿脚不好，走不了。卡佳的爸妈都在。我走了，卡佳怎么办？
她跟着我走？去哪儿？中国？
她一句中文不会，我妈我爸在河北农村，连普通话都说不太利索。你让卡佳去那儿干嘛？坐在炕上发呆？
这事儿没有正确答案。怎么选都是错的。
战争开始之后，卡佳变了。
她以前爱笑。真的，那种笑起来眼睛弯弯的样子，我第一次见就栽了。现在她笑，但那种笑不一样了。
嘴角动一下，眼睛里没东西。像是在完成一个动作。
她开始习惯性地囤东西。冰箱里永远塞得满满的。面包、鸡蛋、罐头、水。
我说你囤这么多干嘛？她说你不懂。我说我懂。
她说你不懂。
我确实不懂。我没经历过她经历的东西。她小时候经历过切尔诺贝利之后的日子，她妈经历过苏联解体，她外婆经历过二战。
这个民族的女人好像天生就知道怎么在烂泥里活着。
但她也会崩。
有一次，大概是去年秋天吧。晚上，我们在看电视。突然停电了。
这种事儿经常有。我摸黑去找手电筒，她在沙发上坐着。我找到手电回来的时候，她哭了。
不是那种大声哭，就是坐在那儿，眼泪往下掉。
我问她怎么了。
她说：我累了。
就三个字。我累了。
我坐在她旁边，抱着她。她靠在我肩膀上，哭了一会儿。然后电来了。
灯亮了，电视又响了。她擦了擦脸，说，做饭吧。
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
但她说的那三个字，我到现在还在想。我累了。你想想，一个乌克兰女人，在战争里，对一个中国男人说“我累了”。
她累的是什么？是战争吗？是每天看新闻提心吊胆吗？
是担心她爸她妹她外婆吗？
还是……我？
我不敢往下想。
我跟柳德米拉的关系，后来变得更怪了。
她以前对我只是冷。后来变成了一种……怎么说呢……工具性的态度。她会让我帮她搬东西，会让我去修个什么，会让我开车送她去哪儿。
但从来不跟我说谢谢。不是那种故意的忽视，就是……好像我是个应该在那儿的东西。一把椅子，一个工具。
有一次，她让我去帮她拉一批货。在市场那边，几箱腌菜。我开车去了，搬上搬下，累得满头汗。
完事儿之后她说了一句：你比我想的有用。
我操。你听听，这是人话吗？但我当时什么都没说。
我笑了笑。因为我知道，她说这话的时候是真心的。在她的世界里，一个中国女婿，能在战争里不跑，能干活，能开车，能搬东西，这已经超出预期了。
你没法跟她计较。
但那种感觉很难受。你明白吗？就是你做了所有该做的，但你永远不够。
你永远是个“外人”，一个“还算有用的外人”。
卡佳也知道。她有一次跟我说：我妈就是这样的人，你别往心里去。
我说我没往心里去。
她说：你骗人。
我说：我骗你干嘛。
她说：你的脸骗不了人。
就这种。你什么都瞒不过她。
我说说物价吧，这东西最实在。
战前，我一个月工资大概两万格里夫纳，按当时的汇率，差不多五千人民币。在基辅，两个人过日子，够用。还能偶尔出去吃个饭，买个什么小东西。
现在？汇率崩了。物价飞了。
我的工资还是那么多格里夫纳，但能买的东西少了一半还不止。
一公斤猪肉，战前一百二左右，现在三百。一升牛奶，三十，现在六十。面包倒是没怎么涨，因为政府控着价，但那种面包你吃了就知道了，跟吃海绵似的。
好的面包？你得去那种小烘焙店，一个黑面包敢要你一百五。我一咬牙买了，回家卡佳吃了两口，说，跟以前的不一样了。
什么不一样了？就是什么都少了点什么。糖少了一点，油少了一点，面粉糙了一点。
但你没法说。你说了就是矫情。
最操蛋的是酒。伏特加，战前便宜得跟水一样，现在？翻了三倍。
柳德米拉以前每天晚上喝一小杯，现在改成两天一杯了。她说，省着喝。
你想想，一个乌克兰老太太，连伏特加都要省着喝。这仗打的。
我自己呢，我开始学会了一些以前不会的技能。
比如说，怎么用最少的钱买最多的东西。去市场的时候，先转一圈，记住每家的价格，然后去最便宜的那家。但最便宜的那家有时候东西不好，你就得权衡。
这家的西红柿烂了一半但便宜，那家的好但贵。你买哪个？我一般买烂的，回家把烂的切掉，剩下的一样吃。
比如说，怎么在停电的时候过日子。蜡烛，手电筒，充电宝，这些都是战略物资。我有一个大号的充电宝，能充手机五次。
电来的时候第一件事就是把它充满。灯？不重要。
手机有电最重要。
比如说，怎么跟卡佳相处。这个是最难的。因为她不是以前那个卡佳了。
我也是。我们都在变，变得不一样了。以前我们吵架，吵完了她会过来抱我。
现在吵完了，她坐在那儿不说话，我也不说话。然后过一会儿，有个人说“吃饭吧”。另一个说“嗯”。
就过去了。但那个事儿还在那儿，没解决，就搁着。
搁着的东西多了，就成了墙。
我说一个场景吧，我记得特别清楚。
大概半年前，有一天晚上，我在阳台上抽烟。基辅的晚上，如果是没有爆炸声的那种晚上，其实挺安静的。你能看到远处有些灯，有些没有。
有灯的地方是还有电的，没灯的地方是停电了或者没人了。
卡佳出来，站在我旁边。她没说话，也看着外面。
过了很久，她说：你想过回中国吗？
我说：想过。
她说：然后呢？
我说：然后就不想了。
她没说话。我看着她。她的侧脸在黑暗里，轮廓很漂亮。
但眼睛里没光。就是那种，看着很远的地方，但其实什么都没看。
我说：你问这个干嘛？
她说：没什么。就是想问问。
我说：你是不是想让我回去？
她转过头看我。那种眼神我见过。在她妈脸上见过，在她爸脸上也见过。
那种乌克兰人看外国人的眼神。不是敌意，是一种……认命。
她说：你要是回去了，我就一个人了。
我说：所以我没回。
她说：我知道。
然后她进屋了。我把烟抽完，也进去了。
那晚我们没再说话。
奥克萨娜后来回了利沃夫。
她走的那天，卡佳帮她收拾东西。两姐妹在房间里说了很久的话，我听不见。出来的时候奥克萨娜眼睛红的，卡佳眼睛也是红的。
奥克萨娜抱了我一下。很紧。她说：姐夫，照顾好我姐。
我说：嗯。
她说：你要是欺负她，我从利沃夫过来揍你。
我说：行。
她笑了。那种笑，跟卡佳以前的笑很像。然后她走了。
卡佳站在门口看着电梯门关上。站了很久。
我走过去，搂着她的肩膀。她没动。
后来她说：她是去当志愿者。
我说：什么志愿者？
她说：给前线送东西的。
我没说话。我能说什么？她妹妹要去前线送物资。
她爸在鲍里斯波尔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被征召。她外婆在哈尔科夫附近的村子里，连电话都经常打不通。她妈在市场卖腌菜，每天担心导弹。
这就是她的世界。我住在这个世界里，但我永远不是这个世界的人。
你说婚姻变了味。
对。变了。
以前我们结婚的时候，我觉得自己捡到了宝。一个乌克兰姑娘，漂亮，聪明，温柔。我身边的朋友都羡慕我。
我妈在电话里说“你小子有福气”。我也觉得我有福气。
现在呢？
现在我觉得，我不是娶了一个乌克兰姑娘。我是嫁给了一个战争。
这话听着矫情，但你想想。卡佳的注意力，卡佳的情绪，卡佳的时间，有多少是属于我们的？她每天看新闻，看战况，给家人打电话，担心这个担心那个。
留给我的，是剩下的那些。那些边角料。
我不是在抱怨。我没资格抱怨。她失去的比我多得多。
她失去的是安稳，是未来，是那种“明天会更好”的确定感。我失去的，只是我以前想象中的那个婚姻。
但那个想象中的婚姻，它真的存在过吗？
我有时候想，如果战争没爆发，我们现在是什么样？可能还在那个小公寓里，卡佳还在语言学校上班，我还在倒腾货。周末去她妈那儿吃个饭，偶尔吵个架，偶尔做爱。
普通的日子。普通的婚姻。
那种婚姻可能也会变味。可能也会因为钱、因为孩子、因为各种各样的事情变得没那么甜。但至少，那种变味是正常的。
是你可以跟朋友喝酒的时候吐槽的那种。“我老婆最近老唠叨”，“你也是啊，我那个更烦”。就这种。
现在呢？现在你没法吐槽。你跟谁吐槽？
你跟国内的朋友说“我老婆因为战争心情不好不理我”？人家怎么回？人家只能说“那你回来啊”。
然后你就没话说了。
我留在基辅，不是因为我是个英雄。我不觉得我是英雄。英雄是那些在前线的人，是那些在战火里还活着的人。
我只是一个不想抛下老婆跑路的人。就这么简单。
但有时候，晚上睡不着的时候，我会想：我到底在这儿干嘛？
我不会说乌克兰语。我的俄语只够买菜和吵架。我没有正经的工作，就是帮人跑跑腿，赚点零花钱。
我在这儿的唯一身份是“卡佳的丈夫”。如果有一天卡佳不要我了，我在这儿什么都不是。
这个想法很可怕。但它经常来。
我不跟卡佳说这些。她够累的了。
我有时候想，如果我回中国，卡佳怎么办？她会跟我走吗？她不会。
她妈在这儿，她爸在这儿，她妹在这儿。她的整个世界都在这儿。你让她去河北农村，坐在我妈的炕上，听我妈说方言，吃我妈做的炖菜，她会疯的。
那如果我留下，我怎么办？我五十岁的时候还在这儿搬腌菜箱子？我六十岁的时候还在学乌克兰语？
我死了埋哪儿？基辅的墓地？还是河北？
这些问题没有答案。有答案的人，要么是没经历过这些的人，要么是在骗自己。
我说一个我到现在都忘不了的事。
大概是去年冬天，有一天，特别冷。我和卡佳去她妈那儿。路上遇到一个老太太，在路边卖那种手工做的布娃娃。
就是那种乌克兰传统的娃娃，穿着民族服装的。老太太的手冻得通红，脸也通红。
卡佳停下来，看了一会儿。然后她买了一个。很便宜，几十格里夫纳。
老太太说了句什么，我没听懂，但卡佳笑了。那种真正的笑，眼睛弯弯的。
她把娃娃递给我。说：给你。
我说：给我干嘛？
她说：让你记得。
我说：记得什么？
她说：记得基辅也有好东西。
我当时没说话。把娃娃揣兜里了。现在那个娃娃还在我床头。
有时候晚上睡不着，我就看看它。
它长得挺丑的。歪歪扭扭的。但它是卡佳买的。
在战争里买的。在一个老太太冻红的手里买的。
就这种瞬间。很少。但有时候，就是这种瞬间让你觉得，操，还是得在这儿。
我不知道以后会怎么样。
可能战争会结束。可能不会。可能我会习惯这种日子。
可能不会。可能我和卡佳会一直这样过下去，也可能有一天，我们中的一个人会说“算了吧”。
但今天是今天。今天我还在这儿。基辅的天还是灰的。
楼下的路还是烂的。超市里的鸡蛋还是贵的。卡佳还是会在晚上看新闻的时候握紧我的手。
这就是我现在的生活。
你要是问我后悔吗？
不知道。真的不知道。后悔来乌克兰吗？
后悔娶卡佳吗？后悔没上那架撤侨的飞机吗？
每一个问题我都回答不了。
但有一件事我知道。如果再来一次，在那个语言学校的办公室里，卡佳冲我笑一下，我还是会觉得——操，值了。
哪怕后面跟着的，是这么一大堆烂事儿。
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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