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粟裕在北京审阅一篇有关革命历史的文章时，目光停在“刘畴西是叛徒”几个字上。年逾古稀的他没有立即下结论，而是放下材料，重新核对自己亲历的那段往事。随后，他致信中共中央组织部、宣传部，明确提出：涉及一名同志是否叛变，必须十分慎重，刘畴西应当按照烈士对待。
这封信的分量，不只因为写信人是粟裕，更因为他曾与刘畴西并肩作战，亲眼见过红十军团在怀玉山陷入绝境的过程。对粟裕而言，刘畴西不是纸面上的名字，而是共同承担过生死责任的战友。
刘畴西1897年出生于湖南长沙，早年家境尚可，曾进入湖南第一师范学习。1924年，他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那一代青年面对的并不是安稳的求学道路，军阀混战、列强压迫和社会动荡，使许多人很早便把个人前途同民族命运联系在一起。
从军后，刘畴西很快显露出过人的胆识。1925年东征期间，他率部作战时左臂负重伤。由于救治条件有限，伤势恶化，最终不得不截肢。面对医生，他只说了一句：“保住性命，还能继续打仗。”此后，他以独臂指挥作战，部队中逐渐有了“独臂将军”的称呼。
这并不是一个只靠勇猛取胜的将领。刘畴西受过系统军事教育，重视战场判断，也熟悉部队组织。1927年南昌起义后，他参加起义军南下行动，部队受挫、建制打乱时，他几经辗转返回上海。身体尚未完全恢复，便又接受新的安排。
1929年初，刘畴西赴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1930年回国后，他担任红八师师长。在中央苏区第一次反“围剿”中，红军诱敌深入，张辉瓒所部进入伏击区域，刘畴西率部参加作战。张辉瓒被俘，红军取得胜利，这场战斗也显示出刘畴西并非只会冲锋陷阵。
真正改变他命运的，是1934年的北上抗日先遣行动。当时中央红军正面临严重压力，红七军团奉命向闽浙赣方向行动，刘畴西任军团长，粟裕任参谋长。部队装备不足，兵力有限，却承担着牵制敌军、配合中央红军战略转移的任务。
命令不断变化，战场条件也极为恶劣。红七军团曾奉命攻取水口，并相机威胁福州。这样的任务，对缺少重武器、又处在敌军控制区域的部队来说十分艰难。福州作战失利后，部队损失较大，但这场失利不能简单归结为某一个人的个人选择，背后还有敌我力量悬殊、情报不畅和指挥部署多次调整等因素。
1934年11月，红七军团与方志敏领导的红十军会合，随后合编为红十军团。刘畴西任军团长，方志敏负责政治领导，粟裕担任参谋长。三个人分工不同，却共同面对一个危险局面：部队既要保存力量，又要牵制敌军，行动稍有迟疑，便可能被大部队合围。
进入皖南后，国民党军迅速调集重兵围堵。粟裕率先带领一部分部队突围，试图为主力寻找通道。由于敌军封锁加紧，部队之间的联络受到影响。方志敏为接应主力，与刘畴西所部会合，随后在怀玉山区被敌军包围。
那是1935年初的寒冬。红十军团经过连续作战，弹药、粮食和人员都已严重不足，山区道路又被层层封锁。突围没有成功，方志敏、刘畴西等人相继被捕。敌军曾试图以职位和待遇诱降，也施加酷刑逼问部队情况，但没有得到他们想要的答案。
1935年8月6日，方志敏在南昌英勇就义。刘畴西也在这段时期被杀害。关于他们被捕后的具体经过，后来的材料存在叙述差异，但有一点十分清楚：没有可靠证据证明刘畴西曾向敌人投降，更不能仅凭战役失利和被捕结果，倒推出“叛变”的结论。
遗憾的是，多年后仍有文章把刘畴西写成“叛徒”。粟裕看到后，之所以立即提出异议，是因为这种说法不仅关系一个人的名誉，也会影响对那场战斗和整个红十军团行动的判断。他在信中强调，重大历史问题不能靠传闻定性，更不能把复杂战局中的失误，直接等同于政治背叛。
有关方面随后对这一问题作了核查，并在相关刊物上刊载文章，肯定粟裕提出的审慎意见。刘畴西作为红军将领和革命烈士的历史身份，也由此得到应有的维护。粟裕的那封信，留下的并不是一句替战友辩护的话，而是一条处理历史问题的原则：证据不足时，不能给牺牲者扣上无法承担的罪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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