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评论，算是捅破了一层窗户纸，一个连官方都从未承认过的“伪概念”，却实实在在成了千万年轻人求职路上的一堵高墙。
人民日报的评论点出了几个核心问题。
管理过程中所说的“学历”，一般指个人获得的最高或最后学历。
二，这种现象长期存在，背后有结构性原因，企业筛选成本高，于是用高考成绩划定的学历起点做快速筛选，成了“最低成本、最高效率”的初选方式。
社会上还有“一考定终身”的思维惯性，把本科出身当作个人能力的终极证明，再加上法律和监管存在模糊地带，企业实施隐性歧视几乎没有成本。
这话说得很重，但确实说到了要害，数据比评论更扎心，人民日报这篇评论之所以有分量，是因为它说的每一个判断，背后都有数据支撑。
有调查显示，超七成高学历求职者曾在求职中遭遇“第一学历”限制，本科毕业于“985/211”院校的求职者，录用成功率是“双非”院校的1.8倍。
在遭遇歧视的类型中，“第一学历”歧视以52.1%的获选率高居榜首，65.4%的受访者因此自信心和自尊心受挫。
2026届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规模达1270万人，同比增加48万。面对海量简历，企业逐一考察真实能力，需要很高的时间和人力成本。
于是，用多年前高考成绩划定的学历起点进行快速筛选，就成了企业眼中“最低成本、最高效率”的初选方式。
这是一种典型的“懒政式招聘”，用标签替代考察，用过去替代现在。
最残酷的地方在哪里？人民日报的评论把这一点说得很透彻，它否定的是“努力可以改变命运”这个社会共识本身。
湖南的小缪，从专科起步，专升本，再考取“双一流”高校硕士，八年时间换来一纸硕士学位，通过五轮面试，却在入职审核环节，因为“第一学历是专科”被拒。
HR给出的理由是：“公司总部要求采购招商岗必须为统招全日制四年制本科。”
当一个社会最底层的“上升通道”——教育——被“第一学历”歧视从另一端堵死时，它传递出的信号非常危险：你此前的努力无法改变你的起点，而你的起点将定义你的终点。
出路在哪？人民日报的评论给出了方向：把“倡导的原则”变成“清晰的规则”。
政策层面已经释放了明确信号，教育部等八部门联合开展的2026年“国聘行动”明确提出，不得将毕业院校、学习方式等作为限制招聘条件。
《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也要求，各级公务员招录、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招聘，不得将毕业院校作为限制性条件。
但正如人民日报评论所指出的，相关规定仍偏柔性，企业实施隐性歧视几乎没有成本，扭转这一现象的关键，在于把倡导的原则变成清晰的规则，具体来说至少需要做三件事：
第一，明确“歧视”的界定标准。
人社部门可会同有关方面制定就业歧视认定指引，以负面清单方式明确简历筛选、面试询问、入职审批各环节中，哪些行为构成学历歧视。这样企业知道红线在哪，监管也有标尺可依。
第二，推动招聘全流程留痕，由于缺乏有效证据，求职者遭遇歧视时，往往只能暗吃“哑巴亏”。
应发挥政府机构和国企的示范作用，规范招聘流程，保存书面及音视频记录，对查实设置歧视性条件的企业，纳入诚信档案，并与政府补贴、项目申报挂钩。
第三，让人才评价回归能力本位。
头部企业可以带头优化招聘形式，多用专业能力测试、技能认证等方式，把招聘重点从“哪里毕业”，拉回到“能不能解决问题”。
人民日报评论里的那个例子，值得单独说说。评论中提到，仅有初中学历的张雪，依靠长年自学、反复试验，最终造出性能比肩国际一线品牌的国产摩托车。
18岁的梦想、28岁的汗水、38岁的坚持，都值得一个机会。
这句话不只是写给求职者的安慰，更是写给所有用人单位的一记提醒：当你用“第一学历”筛人的时候，筛掉的未必是“低能力的人”，很可能是一群正在努力改变命运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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