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近两年来，澎湃新闻组织“长三角知名高校（机构）博士团”深入探寻宁波人文经济，从多学科视角解读宁波，形成专题成果。这些成果把甬商的信用观、面向海洋的开放意识和绵延已久的教育传统等，放到今天的企业经营和城市发展中考察。澎湃新闻刊发这些研究成果，向海内外展示文化如何影响城市经济运行中的信用、合作、创新和长期投入的宁波答案。

第三篇研究成果由复旦大学新闻学博士方鑫完成，他聚焦一千多年以来的宁波对日本贸易史，从中探寻宁波人的拼搏与艰辛、宁波城的多元与开放以及宁波历史上成为对日本贸易中心的由来，期待宁波将以全新的姿态，在政策红利与创新平台驱动下，开创“海上丝绸之路”新的世纪篇章。

以下为刘朝煜研究成果摘选。

在一千余年的中日贸易史上，宁波这座城市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秦汉到隋唐，宁波从边缘逐渐走向前沿；宋朝时，宁波一度成为对日贸易的唯一港口；明清时，宁波延续了对日贸易首屈一指的地位……望来路，向新程，回顾宁波与日本古代贸易史，不仅能够领略宁波人的拼搏与艰辛，更能感知这座历史名城的多元与开放。

唐代：李邻德、张支信直航

自古以来，浙东地区与日本隔海相望，有利的季风、潮流为两地之间的海上交往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在木帆船时代，从宁波横渡东海到达日本值嘉岛一带所需的时间，一般是三昼夜至六、七昼夜，很少超过十昼夜。

宁波与日本之间的海上交往开始于何时，目前尚不清楚。两地见于史载的正式记录，始于7世纪末8世纪初，彼时由于新罗的崛起，中日之间的“黄海北线”“黄海南线”不畅，于是从浙东沿海出发直接向东横渡东海到达日本列岛南部的新航线出现，《新唐书》载：“新罗梗海道，更繇明、越州朝贡。”

日本的遣唐使就曾沿着这条航线到过浙江沿海。如752年，日本遣唐使500人左右来华，其中有些人在宁波（明州）上岸，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著名人物阿倍仲麻吕（汉名“仲满”“朝衡”）即随船同行。他在离开中国之前，曾写过一首和歌《明州望月》：“远天翘首望，春日故乡情。三笠山头月，今宵海外明。”

唐代的宁波还涌现出一批民间航海家，李邻德和张支信是其中的代表人物。842年，李邻德从明州（宁波）出发赴日本，此举被认为是宁波商人赴日贸易的最早记录。他的船队后来经常往返于中日之间，在当时日本的留学生和学问僧中颇有名气。

847年，张支信从明州（宁波）望海镇出发，仅用时三天就抵达日本值嘉岛（平户岛及五岛列岛），创下了当时中日间航海速度的新纪录。862年，他在日本为松浦郡建造海船，建造周期为8个月，并于当年9月搭载日本真如法亲王来中国。

李邻德、张支信等人凭借先进的造船技术和航海知识，开辟并巩固了中日之间的直航商路，大幅缩短了中日之间的航行时间。从中国运往日本的商品包括瓷器、丝绸、经卷、佛像、书籍、药品和香料等；从日本带回的主要商品有砂金、水银、锡、棉、绢等。考古学家在日本福冈（古博多港）等地发现了大量唐代越窑青瓷，正是这段贸易历史的实物见证。

这些直航不仅是商业行为，也促进了深度的文化交流，使明州（宁波）发展成为东亚贸易网络的关键枢纽，为后来的海上丝绸之路繁荣奠定了基础。

宋代：“草席贸易”与曹洞宗

到了宋代，为了管理海外贸易，“置市舶司于广州，后又于杭、明州置司”，浙江一直占据着对日贸易的主导地位。中日双方虽然缺乏官方往来，但是民间贸易频繁，而且“非明州市舶司而发往日本、高丽者，以违制论，不以赦降去官原减”，明州港一度成了与高丽、日本进行贸易的唯一合法港口。

随着贸易联系愈发密切，日本的海外政策发生了重大改变，从闭关转向鼓励发展日中贸易。宁波是连接中日的主要港口。宝庆三年（1227年）所修的《宝庆四明志》专门记述了明州与日本的贸易情况：“日本即倭国，地极东，近日所出。最宜木，率数岁成围。俗善造五色牋，错金为兰，或为花，中国所不逮也，多以写佛经。铜器尤精于中国。”

日本木材深受中国人欢迎，用途很广。相传南宋文学家陆游（1125-1210年）曾对其家人说：“厚葬于存殁无益，古今达人言之已详。余家既贫甚，自无此虑，不待形言。至于棺柩，亦当随力。四明、临安倭船到时，用三十千可得一佳棺。念欲办此一事，窘于衣食，亦未能及，终当具之，万一仓卒，此即吾治命也。汝第能谨守，勿为人言所摇，木入土中，好恶何别耶？”可见，在当时运到杭州、宁波的日本商品中就有棺材，而且价格不菲。

日本木材还被用来建造佛寺。1193年，僧人明庵荣西在日本选取了一批“百围之木”，派人“挟大舶泛鲸波”至宁波，用于修建天童寺的千佛阁，三年后建成，“列楹四十，多日本所致”。明庵荣西回到日本后，致力于弘扬佛法，并且融会天台宗、密宗、禅宗于一体，从而形成了日本禅宗自身的特点，故被尊为日本临济宗创始人。此外，明庵荣西还把浙江的茶种带回日本，现在日本茶道使用的抹茶，有学者认为就是他从南宋传回来的。

日本扇子也是非常著名的商品。南宋人曾记载说：“倭扇以松板两指许砌叠，亦如折叠扇者，其柄以铜黡钱环子、黄丝绦等，甚精妙。板上罨画山川人物、松竹花草，亦可喜。竹山尉王公轩惠恭后家，尝作明州舶官，得两柄。”这段文字说明，即使在作为与日本通商主要港口的明州，日本扇子也是十分难得的，主管对日贸易的市舶司官员也只有几把。

中国文人所钟爱的另一类日本特产是小刀，它们也是主要通过宁波输入中国。文学家梅尧臣（1002-1060年）写过一首题为《钱君倚学士日本刀》的诗歌：“日本大刀色青荧，鱼皮帖欛沙点星。东胡腰鞘过沧海，舶帆落越栖湾汀。卖珠入市尽明月，解绦换酒琉璃瓶。当垆重货不重宝，满贯穿铜去求好。会稽上吏新得名，始将传玩恨不早。归来天禄示明游，光芒曾射扶桑岛。坐中烛明魑撇遁，吕䖍不见王祥老。古者文事必武备，今人褒衣何足道。干将太阿世上无，拂拭共观休懊恼。”可见时人对日本刀的评价之高。

日本则从南宋进口了许多佛教绘画，罗汉图、十王图等，至今仍收藏于各大博物馆内。此外，日本僧人重源在南宋时多次来到中国，研究佛教建筑式样，回到日本后于1181年负责重建奈良的东大寺。为了建好东大寺，重源专程从宁波运回优质石材。在东大寺的南大门口，安置着两尊石狮子，东侧的高1.8米，西侧的高1.6米。制作石狮子所用的石料，在日本当地难以找到。2007年11月24日，日本国奈良县大和郡山市教育委员会主任山川均等一行专门到宁波进行考察，最终确认雕刻东大寺国石狮子的石料实际上是宁波市鄞州区所产的梅园石。

宁波与日本之间的“草席贸易”尤值一提。宁波草席质地紧密、经久耐用，时称越席或明席，自唐代起就远销日本，草席编织技术也在此时传入日本，被称作“唐蓆”。宋代时，草席贸易规模扩大，草席作为大宗日用品出口，并作为佛事用品大量销往日本，蔚为大观。

此外，宋朝时的宁波也对日本佛教产生了极大影响。除上述临济宗外，日本曹洞宗的开山祖师希玄道元于南宋嘉定十六年（1223年）搭乘商船，在宁波登陆，开启了入宋求法的旅程。

他遍访名寺后，最终在宁波天童寺拜曹洞宗第十三代祖如净禅师为师，随侍苦修三年。据《宝庆记》载，一天如净禅师入堂，见有僧在坐禅时打瞌睡，便呵斥说：“参禅者，只管身心脱落，只管打睡作么？”道元旁闻此语而豁然大悟，径趋方丈烧香礼拜。如净问起来由，道元答道：“身心脱落来。”如净说：“身心脱落，脱落身心。”即授道元印可，令他继承了曹洞宗的正统法脉。

1227年，道元禅师返回日本，创立了日本佛教禅宗的曹洞宗。他依照天童寺规制定《永平清规》，奠定宗派制度基础；仿照天童寺格局兴建永平寺，被誉为“小天童”。随行道元来宁波的侍从加藤四郎，在本地学习制陶技术，回国后开创了“濑户烧”，被誉为日本“陶瓷之祖”。

宁波的天童寺被尊为日本曹洞宗的祖庭，1980年，日本曹洞宗大本山永平寺住持率众在天童寺内竖立了“日本道元禅师得法灵迹碑”。至今，日本曹洞宗信徒和僧侣仍常到天童寺参拜、寻根，进行文化交流。

元代：佛教交流与民间贸易

元朝与日本关系紧张，始终未能建立起官方关系，但民间文化交流一直没有中断过，特别是在佛教界。在元代从中国前往日本的僧人中，有许多是与宁波有关的，或出生于此，或在此间的寺院中生活过，例如无学祖元（1226-1286年，鄞县翔凤乡人）、一山一宁（1247-1317年，浙江台州临海县人，曾在天童寺、阿育王寺生活过）、东明慧日（1272-1340年，镇海人）、东陵永玙（？-1365年，庆元府人）等。

元朝中日之间的民间贸易也非常发达，宁波依然是对日贸易的最主要港口。据统计：元代八十九年间（1279-1368年），仅史料中有明确记载的，或是已由考古证实的，往来于宁波与日本间的商船有二十四次之多，是其余港口之和（温州五次、福建四次、太仓两次）的两倍。但是，此时日本商人成了贸易主角，且越来越具有暴力行为，寇盗性质日渐增强。

在元朝，日本商人远涉重洋来到宁波，除了带来货物外，也带来了灾祸。最为严重的一次发生于至大二年（1309年）。元代《玄妙观碑铭》中有如下记述：“岛夷岁以土物互市郡境，吏卒侵渔之，不堪以忿，持所赉流黄等药火城中，官府、故家、民居几尽，观亦与焉。”

宁波城在这次焚掠中损失惨重。据学者研究，宁波城的西北、西南、东北、东南四隅都有大量建筑被焚毁。被焚的官府机构包括浙东道宣慰使都元帅府、浙东道肃政廉访分司、庆元路总管府、沿海翼万户府、录事司、司狱司、庆元路医学、鄞县儒学。被焚的寺院道观主要有西南隅的城隍庙、真隐观、宝云寺、太平兴国寺、崇教寺、广福院、戒香十方寺、观音庵等；东南隅的吉祥寺、经藏寺等；东北隅的万寿寺、玄妙观等；西北隅的天宁寺、报恩光孝寺、明霞观等。此外，还有大量的民居被焚。

明代：倭寇与勘合贸易

明朝建立之初正值日本南北朝时期，来自日本的倭寇乘中国内乱，不断侵袭中国沿海地区。因此明朝实行严格的海禁政策，建立了由卫所、城寨、巡检司、烽堠和墩台等构成的海防体系。明太祖朱元璋还积极开展对日外交，希望敦促日本来压制倭寇。他做皇帝的约30年间，中国与日本的官方往来约为10次（多数是与怀良亲王交往），此外，还有民间的私人往来。这些交往主要是通过宁波进行的。

但倭寇在中国沿海的活动丝毫没有减少，这使得朱元璋非常失望。他数次严厉警告日本，拒绝其入贡，并分别致书日本南北两个朝廷，愤怒地指责他们未能阻止倭寇为害中国，断绝了与日本的官方往来。

朱元璋去世后，明成祖朱棣以武力夺取其侄建文帝的帝位。他派出大批使节开展外交活动，希望通过对邻国的正式承认来巩固其在国内的地位。此时日本的统治者也对中国表现出友好态度，永乐三年（1405年），日本国王源道义在日本抓获了一批曾经掳掠中国沿海的倭寇，并且派出使臣将这些倭寇送到中国来。永乐皇帝对源道义进行了嘉奖，并且将那些倭寇俘虏交还给日本使臣，“令其国自治之”。结果，源道义派来的日本使臣“乃于鄞县萧皋碶筑灶，以甑加其上，俾一人入甑内，一人执爨，尽蒸而死”。

为了表彰日本国王的友善行为，永乐四年（1406年），明成祖派遣侍郎俞士吉前往日本进行“褒嘉”。这年五月底，俞士吉率领的使团乘坐六七艘船只抵达日本九州兵库，受到热烈欢迎。俞士吉带去的“赏赐物堆积如山，叹为观止”。这个俞士吉是宁波象山人，除了永乐四年出使日本外，还曾于永乐初年“奉使朝鲜”。

然而在政策层面上，对内，明朝一直实行海禁政策，禁止国人出海；对外，实行“贡舶贸易体制”，即：不许外国商人到中国进行民间私人贸易，而仅准许外国以“朝贡”的名义来到中国，并与中国进行官方贸易。而且，只有被明朝政府正式承认的朝鲜、琉球、暹罗、日本、占城、爪哇等海外国家才能来华朝贡。这些朝贡国也不能随意来中国，明朝政府对它们的朝贡期限、船只数量、人员数量、登陆口岸等都有非常详细的规定。

明朝指定的对外开放口岸只有三个：宁波、泉州、广州。每一个港口的交往对象是固定的，宁波通日本，泉州通琉球，广州通占城、暹罗、西洋诸国。三地还设立了专门的机构——市舶司。另有专门接待外国人的驿馆，宁波的称为“安远驿”，泉州的称为“来远驿”，广州的称为“怀远驿”。

对于日本来朝，起初比较宽松，有时一次来华的朝贡使团成员甚至有1200人之多。永乐年间几乎每年都有日本贡船抵华。景泰四年（1453年），东洋允澎率领的日本朝贡使团，共有贡船9艘。但东洋允澎之后，明朝政府对日本朝贡使团的规模作了越来越严格的限制，规定只能十年一贡，每次贡船不超过三艘、使团成员不超过300人。

宁波官府对于日本朝贡使团的接待有规定的程序。一般说来，当日本贡船进入宁波港外的舟山群岛时，宁波官府会派船前去迎接，向日本使团赠送酒水、食物，然后引导并护送日本贡船进入宁波港（甬江）。日本贡使向市舶司的官员递交明朝颁发的“勘合”和日本政府的表文，上面明确地写明贡船的数量、使团人员数量、正式贡品的数量、“附搭货物”的数量等。宁波的市舶司将表文、勘合等文件送往北京，由礼部辨其真伪。日本贡使则住在市舶司所属的驿馆中，等待北京方面的消息。

北京的礼部如果认可这个使团，则会下令召其进京。日本使团从宁波到北京往返路程中所需的食物及接待费用，由中国方面承担。日本使团在北京朝贡完毕后，依然回到宁波。日本贡船在宁波港启程回国时，宁波官府要为日本贡船提供够吃一个月左右的食物，以供海上之需。所以，每次日本贡船来到宁波，当地政府都要破费不少。日本贡船带来的日本货物，主要是刀剑、硫磺、铜、苏木等。他们从宁波运回去的，主要有铜钱、书画等。

贸易之外，这一时期的宁波对日本绘画也产生了重要影响。雪舟（1420-1506年）是日本室町时代的著名画僧，被尊为日本“画圣”。1467年，47岁的雪舟随日本遣明使团，搭乘朝贡船只抵达宁波府，开启了近两年的中国之旅。

在宁波，雪舟观光了城邑，参拜了号称“天下禅宗”的天童山，并在这里被授予“天童第一座”的荣誉称号，他回国后作画题款时，常署“四明天童第一座雪舟笔”等笔样。这次经历深刻影响了他的艺术生涯，也让宁波成为他艺术生命中无法割舍的第二故乡。在宁波及北上途中，他亲身感受中国山水，领悟到“中国的自然风物就是最好的老师”。同时，他也吸收了当时明朝宫廷流行的“浙派”绘画风格，笔力变得雄健。

雪舟后来创作了《唐山胜景画稿》，这是一幅长达14米的长卷，其中包含了《定海县图》（今镇海）和《宁波府城图》。这些画作细致描绘了明代宁波（镇海）的城池、城门（如东渡门、灵桥门等）、地标建筑（如天封塔、天宁寺）以及三江口的风帆，成为研究明代宁波城市风貌和海上丝绸之路的珍贵图像史料。

插曲：宁波争贡事件

在中日贸易史上，曾经有颇富戏剧性的一幕插曲发生在明代的宁波。

嘉靖二年（1523年）五月，宁波市舶司太监赖恩专门设宴，招待日本使节。赴宴的日本使节分为两派，一派由大内氏派遣，以僧人宗设谦道为正使、月渚永乘为副使；一派由细川氏派遣，以僧人鸾冈瑞佐为正使、宋素卿为副使。虽然同为来华日使，但双方势同水火、争斗一触即发。

大内氏与细川氏在日本素来不和，由于与明朝的勘合贸易利润巨大，他们都想吃下“这块肥肉”。此次出使，宗设谦道携带正德勘合（新勘合）第一、二、三号三道，走“中国路”；鸾冈瑞佐则携带幕府给的弘治勘合（旧勘合）一道，走“南海路”。

四月中旬，宗设谦道的贡船进入宁波港，约十天后鸾冈瑞佐的贡船到达。明朝政府规定，“番船货至，市舶司阅货及宴坐，并以先后为序”。但细川氏的副使宋素卿原是中国人，熟悉明朝官场，通过向赖恩等人行贿，在贡船后到、勘合失效的情况下，却被优先安排进港“验发”。

市舶司还安排鸾冈瑞佐、宋素卿一行在宁波江厦一带装卸货物，住在东寿寺，随从以及随船而来的日本商人住在天宁寺；而宗设谦道一行下榻在市舶司嘉宾堂，大多数人被安排在附近的境清寺内居住。厚此薄彼之意甚是明显。

不仅如此，欢迎宴会上，鸾冈瑞佐、宋素卿的座次被安排在上席，而宗设谦道被冷落一旁。种种积怨终于在此刻爆发，宗设谦道当场发作，与鸾冈瑞佐发生口角纷争，双方不欢而散。

吊诡的是，赖恩不仅没有息事宁人，反而在宋素卿的怂恿之下，助长鸾冈瑞佐一方的士气。外使入贡本来是不许带武器的，受了贿赂的市舶司太监和府吏，竟主动偷偷将刀枪送与鸾冈瑞佐一行。

宗设谦道得知后大怒，率众打开东渡门内的市舶司东库，取出使团封存在里面的武器，杀进细川使团居住地和泊船处，纵火焚船，劫掠了市舶司仓库的所有贡品，还挟持了宁波最高军政长官、宁波卫指挥袁琎。鸾冈瑞佐不幸被俘，被斩首于灵桥门的甬江之上，一同被斩首的还包括24名随他而来的日本商人。

宋素卿在暴乱中率领70多人奋力抵抗不敌，在明朝军队的保护下逃向慈溪，此后又跑到绍兴县城。宗设谦道一不做二不休，带领100多人的武装部队，沿着余姚江一路追杀至绍兴城下，向绍兴知府索要宋素卿，绍兴守将将城门紧闭，坚不应战。绍兴城高池深，难以攻克，他怒而折回宁波，沿途烧杀抢掠，造成极大混乱。回到宁波湾头，宗设谦道见宁波城上已经鼓噪防备，就掠夺了三艘民船，将货物财宝装满船只，冲出定海海关，顺流逃入大海。

这就是这段历史中最荒诞、最离奇的一幕，史称“宁波争贡事件”。区区300余日本人，在中国的土地上占城池、夺军库、烧官府、杀官员，如入无人之境。

“宁波争贡事件”之后，日本又派出过两批使节前来中国，第一次是在1539年，第二次是在1547年。僧侣策彦周良第一次担任副使，第二次担任正使。他曾写作《初渡集》，展示了当时宁波的城市面貌以及市井风情。例如，宁波东面的城门（灵桥门）上面写有“灵桥”两字。城门旁边挂有一块牌子，上面写着“盘诘”二字。据此，当时进入宁波城内是要经过盘查的。宁波西门上有“望京”两字。西门外有一门，写着“保和国脉”四个大字。姚江旁边有一楼，写有“印恩楼”三个大字。南门上写有“长春”两字。

策彦周良使团是明代最后一个前来中国朝贡的日本使团，此后，宁波再也没有接待过日本贡舶贸易的使团。

总体来看，从永乐初年开始的日中朝贡活动，从1401年开始，到1549年为止，持续了近150年。日本先后向明朝派出了20个外交使团，而明朝也向日本派出了8次外交使团。这28个使团都以宁波为交通门户。这充分说明了宁波在中日关系中的重要地位。

清代：闭关与开放

明朝灭亡，清朝建立。顺治初年时允许商人出海贸易，甚⾄⼀度鼓励商人从事铜的进口贸易。但从顺治⼗⼆年（1655年）起，清朝颁布了一系列的禁海令，⼀⽅⾯严禁商人出海贸易，另⼀⽅⾯对来华外商严加限制。为有效实施海禁政策，从顺治十七年（1660年）到康熙十七年（1678年），清政府先后三次颁布实施迁海令，沿海居民被迫内迁。

平定了三藩之乱、收复台湾后，多次颁布禁海令和迁海令的康熙皇帝，立即废除了海禁，于康熙⼆⼗三年（1684年）颁布了开海贸易令。次年，康熙帝又宣布江苏的松江（今上海）、浙江宁波、福建厦门、⼴东广州为对外贸易港口，并分别设立江海关、浙海关、闽海关、粤海关，负责管理各省沿海的对外贸易。

康、雍两朝对中⽇贸易十分重视。自康熙开海贸易以来，驶往⽇本的中国商船不断增加。至鸦片战争前，正值日本实行锁国政策，禁⽌⽇船出海，仅允许中国和荷兰船驶往长崎进行贸易活动。每年抵日的中国商船从数十艘到上百艘不等，贸易商品品种增加，中国对日本出口虽依然以丝、瓷等传统商品为主，但新增加了大量食品、水果的输出。日本出口到中国的商品以铜、金、银为主，同时新增加了海产品。面对中⽇贸易的繁荣发展，⽇本政府担⼼⾦、银、铜的大量外流会对经济带来不利影响。于是，⽇本政府于贞享二年（1685年）开始推行消极的贸易限制政策，规定中国赴日商船年贸易总额不得超过6000万贯。

1688年，⽇本幕府决定将中国航日商船限定为70艘。第二年宁波船数就超过福建船数，位列对⽇贸易船只数量的第一位。自1695年起，浙江航日商船也开始超过福建，并一直保持领先地位，其中90%为从宁波和普陀山出发的商船。仅以宁波和福州两港相比，据1689-1722年的统计数据，航日福州船为97艘，宁波船为346艘，是福州船的3.6倍。

到步入近代门槛前夕的1830年，对⽇贸易仅限浙江宁波一地，而且船只限于10艘。除直接对⽇贸易外，宁波也是东海、南海沿岸贸易圈中最为重要的中转港，⽽⽇本长崎则是这个贸易圈中位于最北端的港口。无论是福建、⼴东的商船还是东南亚地区的商船，在往返长崎的途中，往往要在宁波港停泊，购入利润高的丝货。

清代宁波输往⽇本的商品主要有两类：一是浙江以及江南地区所产物品，由宁波船和经宁波中转的奥船、中奥船输往长崎；二是福建、⼴东和南海诸国所产物品，由该地商船运至宁波，或由宁波船直接去产地购入然后运往长崎。运输商品主要有：白丝、绉绸、绫子、纱绫、南京缎子、锦、金丝布、葛布、毛毡、绵、罗、南京绡、茶、纸、竹纸、扇子、笔墨、砚石、瓷器、茶碗、药、漆、脶脂、⽅⽵、冬笋、南枣、黄精、芡实、竹鸡、附子、药种、细用器、红花木樨、铁器、书籍、古画等。此外，宁波船从本港起航时一般多以福建、⼴东所产的蔗糖作为压舱货。

宁波输往⽇本的商品除产自本港直接经济腹地的外，还有⼀⼤部分来自中国其他地区和东南亚各国，如中南半岛和南海诸国的各种香料，今越南河内的丝绸、肉桂等。同时，从装货数量来看，产自江南地区的生丝和丝织品是宁波输往⽇本的最重要商品。除了丝和丝织品外，书籍这一特殊商品在宁波对⽇贸易中也占有重要地位。

宁波从日本输入的物品主要有：铜、金、银和海参、鲍鱼、鱼翅等干海产品，其中最为重要的是铜。另外清初日本原从明朝输入的洪武铜钱曾大量流⼊⾈⼭、宁波，以致一时成为当地市场的主要流通货币。此外，在中⽇贸易中，中国还从日本输入植物。

新时代、新机遇

历史上，宁波是整个东亚海域的国际交流枢纽。随着全球化的兴起，宁波又被纳入环球航线中，从而成为全球海上贸易网络的一个重要节点，浙江沿海在东亚海域的枢纽地位也因此得到进一步强化。

进入21世纪，宁波与日本“再续前缘”。世纪之初，宁波对日出口以茶叶、蔬菜等农产品为主，2009年，宁波企业通过“绿色升级”严控生产标准，大幅提升农产品质量，茶叶、烤鳗等产品增长迅速，菠菜、水煮玉米笋等新品首次进入日本市场。

宁波出口日本的主力从农产品转向机电、家居、纺织等工业品。2014年，宁波在日企业和机构达76家，舜宇、韵升等设立研发中心。舜宇集团与索尼、尼康共建技术研发链，提升高端光学器件竞争力。至2020年，宁波对日进出口额达85.7亿美元，日本稳居宁波第四大贸易伙伴。此后，家居礼品、餐厨用品等特色品类持续走俏，对日贸易的产品结构进一步向机电产品、高技术产品和品牌消费品延伸。

2022年1月1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正式生效实施，当月宁波即签发RCEP原产地证书货值6694万美元，企业享惠显著。如日本产三元锂电池材料关税从6.5%降至5.9%，企业年节省成本超200万元。随着关税减让和原产地累积规则逐步落地，宁波企业对日本及其他成员国的贸易便利度持续提升。2025年，宁波与RCEP其他成员国进出口额达4039亿元，比上年增长9.0%。RCEP红利正从单项关税优惠扩展到供应链配置、跨境电商和区域产业协作等。

最新数据进一步显示了宁波外贸的韧性。2025年，宁波市货物进出口总额达14562亿元，比上年增长2.6%，连续十年保持增长；其中出口9808亿元，增长3.7%，进口4754亿元，增长0.2%。分国别看，公开发布的最新宁波对日统计为2025年前三季度：进出口451.1亿元，同比增长5.7%。进入2026年，宁波外贸继续扩张，前7个月全市进出口9060.4亿元，同比增长7.5%；其中出口6233.2亿元，增长9.0%，进口2827.2亿元，增长4.4%。

2025年7月，宁波以大阪世博会中国馆浙江周·宁波日为契机，在日本集中开展经贸、招商和城市推介活动。70余家宁波企业参加东京国际礼品家居时尚用品展；7月3日举行的“甬通全球”日本专场经贸对接活动中，20家宁波企业与30余家日本采购商开展精准对接。7月14日，中国馆举行“宁波日”活动，集中展示宁波舟山港、非遗文化等城市符号；7月15日，“投资宁波”创新合作产业交流会在东京举办，吸引住友重机、三菱电机等50余家企业和投资促进机构的60余名代表参加。

随着RCEP深化与区域经济整合，宁波对日贸易迎来了新的机遇。关税降低为宁波的机电、家居、农产品等优势产品进入日本市场提供了更低的门槛和更强的竞争力。同时，日本社会老龄化催生“银发经济”，对健康、医疗、养老产品需求旺盛，加之对绿色低碳技术、新能源产品（如电动汽车、光伏设备）进口需求上升，恰好为在相关产业具有制造优势的宁波提供了针对性开拓的空间。

然而挑战也随之而来。全球保护主义加剧、供应链“脱钩断链”压力仍在，中日经贸关系易受地缘政治风险干扰。日本推动供应链“多元化”策略，可能减少对华单一依赖，对宁波的出口稳定性构成潜在威胁。此外，CPTPP、DEPA等新一代自贸协定在数字贸易、知识产权、竞争政策等方面设定了更高标准。

日本奈良国立博物馆“圣地宁波”特别展标语——“所有的一切，均来自这里”，作为东亚文化的出发地，宁波之于日本经济文化的影响悠远绵长。宁波与日本合作，既有历史纽带，又有现代经济融合，地缘与文化将持续赋能。相信宁波将以全新的姿态，延续“世博效应”，打造“宁波制造”品牌形象；深化制度型开放，主动对接高标准规则；聚焦结构性互补，拓展新兴领域合作；强化供应链韧性，应对产业链重构风险。在政策红利与创新平台驱动下，未来双方将继续互利共赢，开创“海上丝绸之路”新的世纪篇章。

来源：复旦大学新闻学博士 方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