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到今天，国家级考试作弊，处理大多是取消成绩并禁考几年，情节特别恶劣的，才会追究刑事责任。
可是翻看史书就能看到，古代有些科场案子，是真的要掉脑袋，动辄一批官员遭到严惩。
但古代科举作弊，并非都是死罪，死刑门槛，也不是从一开始就定下来的。
在唐宋两代，朝廷已经出台各种各样的制度，用来防范考场作弊。考生夹带资料，找人冒名代考，考官徇私偏袒，查实之后，一般是贬官流放，极少处死。
在古人的治理逻辑当中，这两类行为的分量也不一样。考生自己夹带小抄，说到底只是个人的投机取巧。可若是考官私下收受贿赂，拿功名做私下交易，动摇的就是朝廷整套选官的根基。
早在明初，就发生过因科场风波大开杀戒的著名事件，也就是后世熟知的“南北榜案”。
洪武三十年，会试放榜，录取的士子几乎清一色都是南方人，北方读书人群情激愤，纷纷上书控诉考官刻意偏袒南方。朱元璋接到举报，另外指派一批官员重新复核试卷。
复核之后，复阅官员给出结论，原先榜单当中的文章质量并无明显问题，这个答复却彻底触怒了朱元璋。
最后，负责复查的张信、白信蹈等人被处死，已经八十五岁的原主考官刘三吾被发配戍边。
但这场科举大案，并不能直接等同于考官收受贿赂、贪赃卖官。
现存史料之中，找不到考官收受钱财舞弊的确凿证据。矛盾的核心，更多是王朝立国之初，必须兼顾南北地域的政治平衡，考官没有体察到皇帝的这份用意。
也就是说，明代虽然出现过科场相关的死刑案例，但是针对花钱买功名这类贿赂舞弊，并没有形成常态化的死刑制度。
明代两百余年，真正因为贪贿卖考题而被处死的考官寥寥无几，大多只是革职充军了事。
真正把科场贿买关节推向最严苛惩处的，是入清之后。
顺治初年的《大清律》成文条文当中，原本并没有考官贿买关节即可处斩的规定。
丁酉科场案是皇帝直接动用皇权特旨，做出的一次极端重判。
等到康熙时期，正式把科场贿买关节可以判处死刑，写入律例条文之中。
所谓“关节”，简单讲就是私下约定好的文字暗号，考生提前跟考官串通，约定在考卷某一处写上特定词句，考官见到暗号，便直接将这份卷子取中，等于把为国选材的考试，直接变成一场金钱交易。
顺治十四年丁酉科场大案爆发，先从顺天乡试掀开盖子，考官李振邺、张我朴一干人，还有花钱买中举人的田耜、邬作霖等人全部被处死，涉案者家产尽数抄没，父母、兄弟、妻儿一并流放关外。
同年，江南乡试又爆出惊天舞弊案，这场案子的主考官方犹、副主考钱开宗，二人都是顺治九年的三甲新科进士，仅仅五年之前，他们自己还刚刚从科举考场当中脱颖而出。
案子刚刚移交刑部的时候，最初拟定的处置并不算重，十八名同考官仅仅拟判流放尚阳堡，主副考官也只是拟定斩、绞之刑。
顺治看过案卷之后极为震怒，下谕一定要从重惩办。
最终，方犹、钱开宗二人押赴刑场斩首，江南十八位同考官，全部判处绞刑。其中，卢铸鼎在结案之前已经病故，来不及押赴刑场，但朝廷依旧执行判决，将他的家产抄没，妻子籍没入官。
（《清代进士录》一书截图）
其余十七名尚在人世的同考官，全部被绞死。所有涉案考官的妻子、家产，一概籍没入官。
事后，所有已经取中的江南举人，全部被押往北京，在瀛台重新参加复试。顺治皇帝亲自到场监考，考场四周兵丁持刀侍立，读书人站在现场，不少人吓得手都在发抖。
这批被卷入案子的举人，虽免于一死，很多人也被当堂杖责四十，家产抄没，家中亲属一并流放宁古塔。
一场科场大案下来，考官丢掉性命，家道彻底倾覆。涉案的考生功名尽毁，整个家族都要跟着蒙受祸难。
朝廷为什么要下这么重的狠手？
道理其实并不难懂。
科举绝不单单只是读书人的一场纸笔考试，它是古代朝廷挑选官僚最核心的通道。
普通考生夹带作弊，损害的不过是一场考试的公平。可一旦考官把功名明码标价，花钱就能买到举人、进士的身份，等于把朝廷选官的公权力，变成了个人捞钱的私货。
站在皇权的角度，什么人能够踏入仕途，理当由朝廷说了算。如果这条通道可以用金钱随意打通，日后朝堂之上，充斥着一批花钱买官的人，整个官僚体系便会一步步腐烂。
所以古代统治者真正忌惮的，并不单单是考生在考场里偷偷夹带一张纸条。
最不能容忍的，是有人拿朝廷授予的功名，做起私下交易。
如果要回答“科举舞弊什么时候开始要杀头”，其实不存在一条非黑即白的时间线。
明初虽有科场杀人的先例，但南北榜案并不是典型的贪贿舞弊。明代大部分时间，科场贪贿还到不了必杀的程度。
清顺治丁酉年，依靠皇帝特旨，第一次对考官贿买关节实施大规模死刑。再往后到康熙时代，才把这一套重刑正式固化进朝廷律例。
但真正会引来杀身之祸的，从来不是考生个体的小聪明，而是胆敢用钱去收买那个替皇帝选拔人才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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