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里收到相关部门发来的通知是在一个星期二。我妈没有先问我哥到底摊上什么事,先问的是家里那套西郊的房子能不能快点挂出去。
她说话很快,像晚一天就会有人把门封上。我手里只有那张落着监管部门红头的通知、几张银行流水截图,还有我哥过去零散提过的项目名字,写在手机备忘录里,有的只记了半截。
我不清楚他因什么事被查,更说不清他算不算主犯,可母亲已经把“卖房退钱”当成唯一能做的事。她让我去问中介,我没去。我约了雷律师。
去律所那天,我把所有材料塞进一个透明文件袋。截图打印得很模糊,项目名字孤零零列着,没有一条能连成线。我坐在会议室里等,手一直按着文件袋的封口,像里面装着什么随时会散掉的东西。
母亲坐在旁边,手机屏幕亮着,是中介发来的挂牌参考价。门开时,雷律师快步进来,手里已经握着白板笔。
他没有坐,走到白板前,拿起笔就写。第一块写事实、证据、法律适用,第二块写当事人被管控期间的应对动作,第三块写无罪、违纪、退赃退赔、罪名、刑期。
他一边写一边讲,语速快得几乎没有换气,像要把这些年攒下的地图一次全铺开。我听到“无罪”两个字时,心里跳了一下;听到“退赃退赔”时,手心里已经全是汗。
“雷律师,我哥到底算不算主犯?”我打断他。他手里的笔停在半空,没有回头。“现在材料不够,我不能告诉你。”他转过身来,敲了敲白板边缘,“卖房退钱有没有用,也不能现在回答。我需要先知道你们手里每一张纸是从哪儿来的,谁说的,谁转给你的。不能把退赔当成换结果的筹码。”
我张了张嘴,没说出话。我妈在旁边说:“可是钱退得早,总能显得态度好一点吧?”雷律师摇头:“态度好也得先有依据。没有依据就处分资产,将来可能更被动。”
他又问了几句。问我哥最近一次跟家里联系是哪天,问那些项目名字是不是我亲耳听来的,问流水截图是谁保存的。我一点点答。
答到后面,我突然不说了。有件事在我嘴里压了几天,像一根倒刺。雷律师看了我一眼,没有催,只是把笔帽盖上,坐了下来。我只好说:“我哥被带走前不久,让家里暂存过一笔钱。是一个项目供应商转来的,备注写的是‘借款归还’。”
母亲一下抬头看我,嘴唇动了动,像是想说她不知道。我不敢看她。我继续说:“我想着悄悄退回去,又怕一退更像有事。”
雷律师没有马上把这件事归到“有罪”或者“无罪”。他站起来,擦掉白板右下角一块,重新写出四行:转账事实、借款说法、项目关系、待核实材料。
然后他问:“这笔钱到账后动过吗?”我说我不知道,得查。他说:“那就先查。不要联系供应商统一口径,不要动那笔钱,也不要急着过户房子。家庭生活安排可以单独处理,但别和涉案财产判断混在一起。”
我妈听到不能卖房,声音高了一些:“可房子是我们家的,跟案子有什么关系?”雷律师说:“有关系没关系,得查清来源再说。现在卖,只会把你们自己在做的事变成另一件需要解释的事。”
他把具体要求写在一张纸上:从自己合法持有的家庭文件里找旧借据、聊天记录、完整银行流水,只查形成时间和资金流向,不去找任何相关人员。
写完后他问我:“这些你自己能拿到吗?”我点头。他说:“那下次带过来,我们再划一次。”我走出会议室时,白板上那些字还在。我没有完全听懂,但第一次知道哪些能先做,哪些不能碰。
从律所回来后,我没有去找任何供应商。几天里,我把家里能翻的备份都找了一遍。旧手机备份翻出来时,相册里最早的照片比项目启动还早两年,其中一张是我哥和一个供应商在饭桌边写的借条,字迹有些糊,但日期清楚。
我调出那笔钱的完整流水,从到账那天到上一周,分毫没动。没有提现,没有转移,没有大额支出。它只是躺在账户里,像一块没有解释的石头。
我把照片和流水分别存进文件夹,没有发给任何人。这些材料不能证明我哥无罪。我也没有那样想。可原本那笔钱只有一个令人害怕的解释,现在至少变成了一件需要看时间、来源和项目往来才能判断的事。
我妈看见我坐在电脑前整晚整晚地翻,只问了一句:“律师说能卖房吗?”我说:“他叫我们等。”她没再催。
第二次见面,雷律师先没说话。他接过打印件,戴上眼镜,一张一张看。看完照片,他抬头问我:“这是原机备份,不是你后来翻拍的吧?”
我说是备份。他点头,在纸上标注“原件”。接着他走到白板前,把上次写的“无罪方案”那一整块擦掉。粉尘落在他的袖子上,他像没看见。
他重新写:“一,借款形成时间;二,资金来源;三,项目往来;四,未动用原因。”写完转过身:“你们拿来的东西,只够支持这些核验。结论以后再说。”
我妈坐在我左边,看到他把“无罪”擦掉,没有再问卖房。她只是小声问我:“那房子还挂不挂?”雷律师听见了,说:“在明确依据以前,先不处分。这不是说一定不能处理家庭生活,而是不能让房子和这笔钱搅在一起。”
我母亲点点头,把手机翻过去放在腿上。我心里一直绷着的那根线好像松了一点。正好雷律师拿出两份材料,一份事实清单,一份材料目录。
他说清单里只写能说清来源的部分,每一行都标了“原件”“转述”还是“推测”。我翻到转账那栏,上面没有结论,只写着:待核。
我签了字。不是因为三十个点都听懂了,也不是因为他许给我一个无罪结果,而是因为我可以把那个让我难堪的秘密放在“待核”那一栏,而不是永远自己攥着。
签完后,雷律师把一张行为边界塞进文件袋:不联系供应商,不处分涉案可能有关的资产,不向外人复述未经确认的信息。他说明天起,每一项正式信息进来,就更新一次清单,不猜。我收好文件,跟母亲走出律所。
当天晚上,我把所有材料按来源放进一个透明文件夹。母亲没有再去问中介。房子没动,钱也没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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