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以来，无论是皇宫还是胡同里的普通人家，排泄物基本是靠人力清运。
粪夫从住户收走粪便，运到城外粪厂晾晒成肥料，再卖给农民。时间长了，粪夫们各自固定了收粪的街巷，也就是“粪道”。
粪道最初只是一种行业内部的默契，后来逐渐演变为可以买卖、租赁、转让甚至世袭的私产。
一条覆盖百余户人家的粪道，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可以卖到上百银元。
按照1936年的官方登记规则，粪夫只需缴纳粪道总价6%的登记费，就能取得官方认可的产权凭证。
这意味着，政府不仅承认了粪道的私人占有，还通过登记制度把这种占有合法化了。
而于德顺正是踩着这个制度缝隙爬上去的人。
他十几岁到北平入行掏粪，起初只是个“跑海粪夫”，没有固定粪道，靠捡拾和偷取粪便为生。但他很快就不满足于这种状态。
他纠集了一帮混混，仗着人多势众，开始吞并弱小粪道主的粪道。有些粪道主被打得逃回老家，于德顺顺势接管了他们的地盘。
短短几年间，他从一个没有粪道的底层粪夫，变成了拥有36条粪道的头号粪商。
拿到粪道之后，于德顺的赚钱方式就变了。
他不再自己掏粪，而是以极低的报酬雇佣粪工。这些粪工的工资低到什么程度？解放前粪业工人一个月的工资连一双布鞋都买不起。
于德顺还立了规矩，粪工必须把收取的粪便全部上交，不能私下交易，违者扣工资甚至挨打。
掏粪工时传祥早年就曾在粪霸手下干活，他回忆说粪霸雇佣工人不仅不给足工钱，连饭都难以保障，动不动就打人。
而真正让他从普通粪商变成“粪霸”的，是他和官方的勾结。
他和当时国民党北京市卫生局局长搭上了关系，当上了北京市卫生局粪便事务管理所主任委员，同时兼任北京粪业公会会长。
有了这层官方身份，他就可以名正言顺地以“登记粪夫”“颁发登记证”的名义敲诈钱财，还能包揽政府的修路、清沟工程，拿着政府的钱，再收百姓的费，两头通吃。
到解放前夕，于德顺的财产已经相当惊人。
他在北平城内拥有房产一百多处，土地上千亩，各家银行都有存款。这些房产和田地，有的确实是买来的，但更多的来路并不干净。
而值得注意的是，北平粪业的垄断问题并非没有引起过官方注意。
1935年，北平市长袁良曾试图取消粪道制度，将全市粪业收归市营。方案一出，粪业强烈反对。当年十一月，粪夫工会在北平组织了一千五百多名粪夫，身背粪桶、手拿粪勺，到平津卫戍司令部示威请愿。
三天后，力推改革的市长袁良辞职，收归市办的计划随之流产。继任市长秦德纯改变了策略，不再强推市营，转而与粪商协商，成立了由政府官员和粪业代表共同组成的“北平市改进粪便事务委员会”。
这个妥协方案的结果之一，就是于德顺当上了下属执行机构“处理粪便事务所”的主任。
换句话说，政府整顿粪业的努力，最终反而把于德顺这样的人推到了更正式的位置上。
1949年北平解放后，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
新政府开始推进城市改造，统一粪肥管理，修建下水道，推广抽水马桶。于德顺的生存基础被动摇了，但他并没有收敛。
1950年秋，他组织上千人推着粪车到市政府门口闹事，把粪桶泼在墙上，煽动粪夫抵制改革。
市政府没有当场和他硬碰，为了稳住局面，给了他一个“北平粪协会长”的头衔作为过渡，但公安部门同时开始对他展开调查，梳理于德顺多年来的各类罪行。
调查材料记录下他长期暴力欺压民众、敲诈勒索、雇佣打手行凶，勾结旧政权破坏社会秩序等多项事实，大量受害住户、粪夫出面举证，陈述多年遭受的压迫。
在完整证据链基础上，1951年11月，北京市公安局逮捕了于德顺。
与此同时，政府还颁布了《关于改革粪道制度的布告》，宣布废除粪道制度，粪道收归公有。这一次，没有粪夫上街请愿，也没有官员为此辞职。
于德顺被以“严重破坏社会治安，危害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罪名判处死刑。
1951年底，他在崇文门外被公开处决，名下的三十六条粪道和百余套房产被查封，粪业公会随之解散。
于德顺死后，北京的掏粪行业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过去被粪霸压榨的掏粪工成了新中国的清洁工人，时传祥就是其中的代表。他后来当选全国劳动模范，说出了那句广为人知的话：“宁愿一人脏，换来万家净”。
同一个行业，同一群从业者，在不同制度下的处境判若云泥。
于德顺的兴起依靠的是粪道私有制、暴力垄断和官商勾结这三样东西，而这三样东西在新政权下一样都无法继续存在。他攒下的万贯家产，最终没有一样能带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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