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9月15日，新疆大学历史学院（中华民族共同体学院）举行师生读书分享会，阅读著作为邹振环教授的新著《季风亚非：文化交流与郑和下西洋》（复旦大学出版社，2026年）。本次读书分享会由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派赴新疆大学对口支援的李清临老师组织发起，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姜海龙老师，新疆大学历史学院闫自兵、向鸿波老师及历史25-1班（拔尖班）学生等共同参与本次读书会。师生围绕全球史研究、郑和大交换与哥伦布大交换对比、历史记忆的重构、文化史研究方法等议题交流研讨。现将师生分享发言整理如下，以飨读者。
向鸿波：本次读书会书目为《季风亚非：文化交流与郑和下西洋》。梁启超曾在近代著作《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中提出“郑和之后再无郑和”的观点。时隔多年，我们站在全球视角上审视“郑和下西洋”这一议题，观感与明代乃至近代的认知自然有异。当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成为历史记录，其解释权便脱离了历史当事人，后世研究者的解读视角一定程度上左右了历史叙事的面貌。本次读书会选取这本著作，一方面是邹振环教授长期深耕中西文化交流史，学术积淀深厚；另一方面，该书前后历时二十载方才完稿，长期坚持聚焦单一课题的治学实属不易，值得我们在今天科技和人文不断发展的时代里沉下心来认真学习。下面有请姜海龙老师分享阅读心得。
姜海龙：谢谢主持人。阅读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脱离对书的阅读，研究和思考会沦为空谈。史学研习更应当保持常态化阅读，建议大家多阅读、坚持撰写读书札记，让札记不断积累串联，逐步形成个人的学问。邹振环教授多年深耕郑和研究，最终将系列专题论文整合打磨为专著，并在其中融合了文化史、物质史、社会史、图像史、历史记忆等研究方法。这种长期聚焦选题、持续深挖的治学路径颇具启示意义，我深为佩服。更难得的是，邹老师此书研究的时段贯通明代至近代，注重与国际学界开展学术对话。在我看来，高质量史学著作应具备三项特质：补充读者未被了解的史实细节；提供方法论层面的启发；具备与国际学界对话的学术价值。本书提出“郑和大交换”概念，将郑和下西洋置于15世纪大航海时代的整体脉络之下，建议大家可结合李伯重的《火枪与账簿——早期经济全球化时代的中国与东亚世界》、贾雷德·戴蒙德的《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克罗斯比的《哥伦布大交换：1492年以后的生物影响和文化冲击》共同研读，搭建完整的全球史知识网络。本书中图像史料运用、小说入史、历史记忆分析等研究方法，能够为我们理解社会文化史的研究议题提供诸多启发，对我们身处的新疆地区的区域史、丝绸之路文化交流等相关研究也有借鉴价值。
闫自兵：我从世界史研究视角阐述几点思考。一是郑和下西洋的世界意义。在印度洋世界，郑和下西洋之前有阿拉伯人的航海活动，之后有葡萄牙航海家达·伽马开启的航海活动，三次活动的航线有所重合。这三者之间的关系以及郑和下西洋的世界意义等都是值得研究的问题。现有教科书一般没有特别强调郑和下西洋的世界意义，这方面的研究有待加强。本书对该问题进行了研究，认为郑和曾经利用了阿拉伯人的航海指南与航海知识，郑和的航海技术又通过阿拉伯人传到西方，为达·伽马等西方航海家进行大航海活动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支持。郑和下西洋加深了欧亚大陆对印度洋世界的认识，使西太平洋的东亚与印度洋的南洋连成一片，其技术知识通过阿拉伯人对后来欧洲人的地理大发现产生了重要影响。郑和航海是以印度洋为中心的亚非探险的高峰，这一区域航海与欧洲人的地理大发现共同完成了环球航行的拼图。简言之，使郑和的区域航海对欧洲的全球大航海产生了重要影响，是大航海时代的前奏。此外，郑和下西洋的航海活动虽然没有持续，但它已使以瓷器为代表的中国商品在印度洋世界留下了永恒的足迹，还将明代“和”的方针从太平洋沿岸的东亚海域扩展到以印度洋为中心的亚非世界。
二是“郑和大交换”。书中提出的“郑和大交换”，可与世界史范畴内的“哥伦布大交换”形成对照研究，二者均对物种与人群的交换产生影响，但后世对二者的历史评价存在显著差异。时至今日，东非部分地区仍留存与郑和相关的民间记忆，但在主流世界史叙事当中，郑和远航对南亚、东非产生的历史影响记载较为匮乏，郑和下西洋留下的历史遗产，则多处于被遗忘的状态。
三是不同文明和平共处。结合近些年来对文明交流与互鉴的关注，对照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本书充分展现了中国传统“和”的文化内核：不同的文明之间当然会有隔阂，但是平等的交流会消除隔阂，这样有利于彼此之间的交往。郑和下西洋与西方新航路开辟存在本质分野：前者由国家力量主导，践行“和”的对外交往模式；后者伴随殖民扩张与暴力掠夺，著作之中亦蕴含关照现实的价值取向。
本书书名《季风亚非》亦颇具内涵，季风既是古代远洋航行的自然驱动力，亦可作为时代大势的隐喻。借此文本，我们可进一步探讨海洋视域下中华文明对外交往的路径与模式。以上为我个人的粗浅思考，仅供评判。
姜海龙：承接闫自兵老师的论述，我觉得第一个话题——“郑和下西洋在世界史的进程中究竟有何意义”很值得关注与思考。马克思曾经说过：“世界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武汉大学著名的世界史学家吴于廑先生倡导的整体世界史观，都指出15、16世纪是世界走向整体发展的关键时期，真正意义上联结为整体的“世界史”肇始于15世纪。我们需要反思西方中心视角下“地理大发现”的固有叙事是存在一定疏漏的，书中邹振环教授摒弃“地理大发现”的概念，转而使用“大航海时代”，意在突破西方中心的叙事框架，当然，我们也承认近代全球一体化进程中西方的巨大作用。
问题随之而来。东方的中国在15世纪“世界史”的形成过程中起到何种作用呢？我觉得本书所提到的郑和远航构建起亚非区域海上交往网络，实际将季风吹拂过的亚非世界连成一体，成为世界整体史构建的先声，也是后续欧洲航海者东来的重要基础。15世纪以来的全球体系并非由西方世界一次性建构完成，而是经由区域交流网络的不断拓展，逐步走向一体化。15世纪前后，东方文明对全球史进程作出了何种贡献，是值得持续研究的学术方向。
向鸿波：同学们可畅所欲言，不必有所拘束。
左罗（新疆大学历史学本科生）：各位老师、同学好。我选取“季风”与“记忆”两个核心关键词阐述本书阅读感悟。
“季风”表层含义为驱动郑和船队开展远洋航行的自然地理力量，深层则隐喻历史发展的客观趋势，郑和远航正是海洋文明交流大势之下的历史产物。“记忆”指向郑和的历史形象以及该形象在近代社会不断被重构的历史过程。
我对书中重点考察明代罗懋登所撰神魔小说《西洋记》深感兴趣。其与《西游记》《封神演义》并列为明清三大神魔小说。该书大量吸纳野史传说，在明代至晚清多次刊刻，存在两次传播高峰。第一次高峰为晚明，彼时东南沿海海防形势严峻，小说寄托了时人的海防诉求与家国期许；第二次高峰为晚清，救亡图存的时代背景下，国人重新发掘郑和的历史故事，以唤醒国民海洋意识。这里也应当区分历史重构与历史虚构：历史重构不等同于凭空虚构。
我尝试就《西洋记》与西方文本《奥德赛》进行联想：二者同属航海题材文学作品，叙事内核却判然有别。《西洋记》立足于东方叙事，体现国家意志主导下的远航实践，海洋作为联通万邦的媒介，异域异兽与祥瑞符号承载“宣德化而柔远人”的政治理想；《奥德赛》以个体英雄冒险为主线，海洋象征充满考验的凶险场域，航海旅程最终服务于个体身份的回归与确立。前者向外彰显王朝文明威仪，后者向内完成个体精神求索。
通览全书，仍留存若干有待进一步研讨的问题：其一，如何把握文学隐喻与历史事实的边界；其二，晚清所建构的郑和叙事，与当代语境下的郑和书写存在何种异同，郑和叙事在近代民族国家话语体系之中承担何种功能？
姜海龙：《西洋记》作为神魔小说，同样包含与海妖、海怪争斗等情节，并非单纯书写和平航海叙事。将其与最近的电影《奥德赛》比较研究，建议也进一步研读荷马史诗原始文本，不宜仅依据改编影视作品开展分析。《奥德赛》和《西洋记》之间的比较，这个议题就挺有意思。
范珍吉（新疆大学历史学本科生）：各位老师、同学好。我将从全球史视域下两大交换概念的比较、季风的双重内涵、研究范式转型、明代海洋意识反思四个层面陈述阅读体会。
首先，两大航海交换本质不同：郑和远航由国家主导，以朝贡外交、礼仪交流为核心，无经济回报、难以持续，反而固化天朝中心观；哥伦布航海源于民间探险，服务于殖民掠夺与市场扩张，推动欧洲殖民浪潮。其次，季风塑造亚非海洋格局，既限定航行窗口，也串联起跨海域交流网络，郑和船队依托成熟海上通道，秉持包容态度开展多元文明交往。第三，本书突破传统政治史研究范式，融入博物、记忆史等多元研究方法创新解读，厘清“麒麟外交”的礼仪属性，并梳理出后世重构的四类郑和形象，全部属于后世不断重构历史的产物。最后对明代海洋意识的反思，明代拥有顶尖航海技术，却未打破传统大陆思维与天下观，通过垄断海贸、厉行海禁管控民间海洋活动，最终在航海落幕后走向全面海洋收缩。
向鸿波：两位同学的分享很有内容，但读书很难面面俱到，最重要的是有自己的思考。我读这本书感觉是，善始者实繁，克终者盖寡。邹振环老师的研究很多是以其博士学位论文为基础，并根据材料的相关性逐渐延伸引出新的研究主题，这是值得大家学习的。
邹振环先生的学术研究具备一以贯之的脉络，持续围绕郑和研究不断拓展。研究的主题必须梳理并回应学术史，明晰学界已完成的研究议题，规避重复研究。我认为还有一项值得探究的议题：郑和下西洋带回大量域外珍宝，这批器物最终流向何处？现有考古线索显示，部分珍宝经由皇室赏赐流转至各地藩王。我们亦可引入技术史视角，考察大型远洋船队的后勤保障、医疗补给体系，跨学科视角和知识引入能为我们有效推进研究的深度。
姜海龙：承接向老师的观点，我认为全书最为出彩的两个板块，一是动物外交与文化动物研究，二是郑和历史记忆研究。将现实动物长颈鹿与虚构瑞兽麒麟相结合，借由异兽解读明代社会思想观念，是文化史领域十分经典的研究路径。诸多海外汉学家亦采用同类研究思路，以狐狸、梅花等物象为切入点，借具体事物剖析古人的精神世界。
该书另一重要启示，在于演义小说可以作为史学研究的分析材料。小说的故事情节允许虚构，但文本的创作者、传播的时代背景、作品所折射的社会大众观念均属于客观历史事实。神话传说、家谱文献，叙事内容可以存在伪造，但“为何会产生此类叙事”本身就是重要的史学命题。这套记忆史的研究方法，同样适用于新疆地区相关民间传说的研究。
大量微观文化现象，均可成为文化史的研究切口，例如近代传入的鼓掌礼仪、近代文本高频出现的“打倒”表述、新式标点里的惊叹号，细小的文化行为背后，折射出社会政治观念的深层变迁，十分适合本科生发掘课程论文选题。此外，书中图像史的分析方法，对西域壁画、造像的相关研究同样具备参考意义。
张钰恒（新疆大学中华民族共同体学博士生）：我对书中动物外交议题也较感兴趣，联想到《山海经》异兽记载。以“食梦貘”为例：中国早期文献之中，貘的原型接近大熊猫，但中国本土并未衍生食梦的相关传说。食梦貘的民俗内涵形成于唐代传入日本之后，晚清时期又反向传回中国，当代大众对食梦貘的认知，很大程度上受到日本流行文化影响。某一异兽概念经由跨地域改造、文化回流实现内涵重塑，该案例也可用于跨文化交流史研究。
向鸿波：说到这里，我的诸多研究选题均诞生于阅读过程中的思考。例如古代部分城陷成湖成海的相关传说之中，警示动物雕塑的形象由乌龟逐步置换为狮子，这其中的一个关键就是狮文化在中国古代的传播。
姜海龙：我们还可以探讨本书书名的内涵，为何命名为《季风亚非》？
刘雨欣（新疆大学历史学本科生）：我的观点是，季风亚非这一名称，不单纯将季风视为郑和下西洋中的地理影响因素，也本不局限于传统上的地理概念，季风或张或弛，风势时大时小，但始终笼罩着整片海域。在季风的势力范围内，亚非之间的交流无不受到它的影响。正因如此，季风更像是一种隐喻，象征着亚非两大区域的深度交融，使之从单纯的地理概念扩展到了文化交流的层面。
姜海龙：这可以回答闫老师的第一个思考，西方大航海时代到来前，亚非海域已经依托季风条件，逐渐形成自成体系的区域文化交流圈。这便是郑和航海在全球史当中的历史定位，其构成全球一体化进程的历史前奏。
向鸿波：循着这一思路，还可开展“不在场的郑和”相关研究，即不以郑和本人为直接研究对象，转而探究远航活动遗留的各类历史遗产。郑和时代构建的海上交往网络，为晚明美洲作物传入东亚奠定商路基础，亚非海域海上交流网络的成形时间，或许较既往认知更早。还应该指出，精读一部高质量学术专著，其价值远胜于泛读大量普通读物。
闫自兵：我也为同学们进行补充。依据吴于廑先生的整体世界史观，1500年前后是整体世界历史形成的关键节点，并非意味着1500年之前不存在跨区域交往。1500年以前属于分散的区域世界史阶段，各大文明虽存在交往，但持续性有限，长期处于相对分散的状态。
胡焕然（历史学院本科生）：希望能跟老师们探讨一个关于论文写作的问题。北魏的太和改制，为什么后来更多聚焦孝文帝改革，却无形中淡化了冯太后的历史功绩。我认为就这一话题可以继续探讨，既然冯太后已经做出了如此之多的功绩，那为什么后世叙事只着重提及北魏孝文帝改革，其官方史书的记忆、民间的小说、戏剧对他的重塑如何重塑这段历史的叙述特点。结合之前学术活动研讨的历史记忆与历史叙事理论，与本书中对“郑和记忆”的重构。我发觉历史本身是告诉我们发生了什么，但我们如何记住这段历史，这是值得讨论的问题。
姜海龙：我觉得这个选题挺有意思的。这与邹先生的“郑和记忆”的研究有些相似，也是通过对别人的研究产生问题迁移能力的体现。北魏孝文帝改革是怎样在千年以来的历史叙述中形成今天的史学叙事的？这提醒我们许多经典的政治史研究题目仍然有可以挖掘的空间，前提是研究的方法和侧重要与前人不一样。同时，对历史的理解不能只停留在实证的“客观”层面，要充分注重历史的阐述、叙事、传播、阅读与接受，对最后形成于眼前的历史的综合作用，历史是复杂流动的河流。
向鸿波：论文题目可拟定为《历史叙述中的孝文帝改革》，梳理历代相关评价，重点挖掘晚清中国历史教科书的相关文本。本次读书分享会到此结束，期待后续读书会能够继续开展学术交流，感谢各位老师、同学的参与。
姜海龙、胡焕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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