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前倒二十多年，这个名字在鲁迅的日记里出现过三百二十二次，鲁迅给他寄过三十多封信，称他是“旧日学生”。一个鲁迅看重的青年，怎么走到了雨花台的刑场上。
荆有麟是山西猗氏人，1903年出生。1923年，他到了北京，进了世界语专门学校。鲁迅在那所学校讲课，荆有麟坐在下面记笔记，记得飞快。他后来跟同学说，听鲁迅先生讲课，比吃饭都痛快。
真正让鲁迅信任他的，是1926年的“三一八”惨案。那天北京街头血流成河，鲁迅遭到通缉，躲进德国医院避难。鲁迅给了荆有麟五十块钱，让他把母亲和朱安接出来安顿。荆有麟在长安街东安饭店租了房间，把鲁母和朱安安置好，晚上又回到鲁宅守着，怕出乱子。这件事之后，鲁迅对他的信任提升了一大截。
1928年，鲁迅南下，两个人天各一方。荆有麟没有跟着走，他去了南京。
国民党取代北洋政权之后，荆有麟开始到处求职。他先在南京《市民日报》办报，后来进了国民党中央党部工人部，又到第二十二独立师当秘书长。鲁迅收到他的信，劝他“慎思而后行”，荆有麟听不进去。
1929年，鲁迅在给许寿昌的信里解释了自己为什么不愿意替荆有麟做担保，话说得很直白：“他虽和我认识多年，而我终于不明白他的底细，倘若予以保证，偾事亦不可知耳。”
鲁迅这句话，后来应验了。
1936年鲁迅病危的时候，荆有麟带着女儿去看望，鲁迅没有见。鲁迅去世的消息传到西安，荆有麟两三个月后才赶回上海，去拜谒了鲁迅的墓。
受训结束之后，荆有麟正式加入了特务组织。1940年，他接到一个任务：监视郭沫若。
荆有麟在郭沫若身边待了将近九年。从1940年进第三厅，到1949年南京解放，中间虽然换过机构名称，但他的位置一直没变过。
荆有麟还写了一本书，叫《鲁迅回忆断片》。他在书里自称“晚生有麟，忝为弟子”，写了很多鲁迅生活中的细节。这本书后来确实成了鲁迅研究的重要参考资料，因为荆有麟对鲁迅的生活习惯、待人接物的方式，了解得比一般人深。他在书里写的是真的鲁迅，但他这个人本身，已经跟书里那个恭敬的弟子没有关系了。
1949年2月，南京快要解放了。毛人凤专门找到荆有麟，交代了一件事：留在南京，不要走。毛人凤给了他一个头衔，“保密局潜京一分站”站长，领少将衔。国民党撤离南京之前，总共设了二十多个潜伏组，安插了三千多名特务。荆有麟是其中分量最重的一个。蒋介石亲自说过一句话，称他是“最优秀的同志”。
但他不知道的是，他发报的电台信号已经被盯上了。
1949年4月20日黄昏，南京市公安局截获了一股可疑的电波。信号来自城南夫子庙，密码复杂，但能判断出是在呼叫台湾。市长刘伯承听到汇报之后拍了桌子，说先掀老巢，别漏掉鱼。侦讯人员循着信号一路摸到了夫子庙，在一处戏班的驻地里发现了发报机。操纵发报机的人，就是那个挂着“戏班经理”名头的荆有麟。
时任南京市党委副书记的宋任穷说了一句话：荆有麟在特务组织中影响很大，抓住了他，就能对其他特务起到敲山震虎的作用。
刘伯承指示南京市公安局“先捉大鱼”。荆有麟被捕之后，对从事间谍活动的事实供认不讳。他住的房子是保密局替他租的，他剧团里的售票员陈天锡也是特务，担任报务员。1951年5月，荆有麟被处决。
鲁迅1929年写给许寿昌的那封信里，有一句话：“我终于不明白他的底细。”鲁迅说这句话的时候，荆有麟二十七岁，刚去南京谋职不久。二十二年之后，荆有麟在雨花台被枪决，罪名是反革命。鲁迅当年的那句“不明白他的底细”，成了对荆有麟这个人最准确的判词。
荆有麟的《鲁迅回忆断片》至今还在被研究者引用，书里那些关于鲁迅的近距离观察，是其他人写不出来的。
写这本书的人，曾经在鲁迅的课桌旁边记笔记，曾经在“三一八”的街头护送鲁迅离开警戒线，曾经在鲁迅家里替鲁母和朱安租房子、守夜。后来，他坐在郭沫若的办公室里，把郭沫若的一举一动写成情报，装进暗格，发往重庆。再后来，他坐在夫子庙的戏班里，把电报发往台湾。
1951年5月的那个清晨，雨花台的枪声响过之后，荆有麟这个名字就很少被人提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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