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非洲开超市，中秋给黑人员工一人发一桶油一盒月饼他们的反应
楔子
拉各斯的雨季来得毫无征兆。
陈建国蹲在超市后门的台阶上，指间夹着一根快要燃到滤嘴的香烟，看着雨帘从铁皮屋檐挂下来，砸在水泥地上溅起一片白雾。仓库里飘出月饼的甜腻气味，混着当地木薯粉发酵的酸，像两种文明在鼻腔里打架。
“老板，中国人过月亮节？”
姆巴从雨里冲出来，浑身上下淌着水，怀里却死死抱着一箱没拆封的月饼。他的英语带着约鲁巴语浓重的弹舌音，每个单词的尾巴都要翘起来，像要飞。
陈建国掐了烟。
“中秋。”他说。
姆巴把箱子往干燥处一搁，雨水立刻在纸箱表面晕开深色的圆。他伸出乌黑的手指，点着箱面上的金色汉字，一个一个认：“中——秋——月——饼。”
“你认识中文？”
“上一个中国老板教的。”姆巴咧嘴笑，露出一排白得晃眼的牙，“他说月饼是月亮上掉下来的饼，吃了能看见嫦娥。”
陈建国没接话。他站起来，膝盖发出一声脆响，四十多岁的骨头在潮湿空气里提前衰老。他走进仓库，面对码得整整齐齐的四百箱月饼——国内发错货了，原本该是普通食用油套装，结果混进了一半月饼礼盒，退货运费比货值还高。
手机屏幕亮着，妻子发来一张照片：儿子举着一块切开的双黄莲蓉月饼，背景是出租屋掉了漆的窗台。
“老公，中秋你那边能看见月亮吗？”
他抬头看仓库天花板上那盏忽明忽暗的日光灯，没回消息。
姆巴还站在雨里等他。陈建国走出仓库时，看见姆巴正把月饼箱往自己怀里又搂紧了些，动作里有一种不由分说的占有欲。他想起上个月姆巴预支工资那天，也是这个姿势搂着一袋玉米粉往家跑，三个孩子等在窝棚门口，眼睛绿得像萤火虫。
“姆巴，”陈建国开口，声音比预想的哑，“把所有人叫来。”
雨声里，姆巴的眼睛亮了一下，又暗下去。他把月饼箱小心放在货架最底层，转身冲进雨幕，非洲人瘦长的身影在铁皮屋顶和废弃集装箱之间穿梭，像一条鱼游进了浑浊的河水。
陈建国回到收银台后面，拉开抽屉。里面躺着十几张当地员工的资料卡，年龄、住址、家庭成员、紧急联系人。他翻到姆巴那张，紧急联系人一栏填的是“无”。
抽屉最深处，压着一封他从中国带来的信。信封上妻子的字迹已经模糊，邮戳是三个月前的。他没拆。
雨更大了。铁皮屋顶被砸得轰响，像一万个人同时敲鼓。陈建国靠在货架上，闭上眼睛，闻见月饼的甜香从四面八方涌过来，裹住他，像一层又一层裹尸布。
他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但他清楚记得上一个中秋——去年，在广东东莞，工厂发月饼，外来工排队领，本地保安站在旁边冷笑。他领了两盒，转身扔进垃圾桶，然后打电话给妻子说发了四盒，寄回去两盒。
妻子信了。
现在他站在非洲的雨季里，面对四百箱发错的月饼和一屋子即将被叫来的黑人员工。抽屉里的信没拆，手机里的照片没回，仓库里的货没退。
一切悬而未决。
姆巴的脚步声从雨里传来，密集、急促，像鼓点敲在铁皮屋顶。不止一个，是一群，踩得泥水四溅，踩得陈建国耳膜发胀。他睁开眼，看见仓库门口涌进来一团湿漉漉的黑色人影，十几个，二十几个，挤在门口不敢往里走，雨水从他们褴褛的衣衫往下淌，在水泥地上汇成一片深色水洼。
姆巴站在最前面，胸口剧烈起伏。
“老板，”他的英语带着雨水的潮气，“人都来了。”
陈建国扫过那一张张脸——有老有少，有男有女，女人怀里还抱着吃奶的婴儿，婴儿的嘴唇被雨水泡得发白。他们看着陈建国，又看着货架上码得整整齐齐的月饼箱，眼神里有一种被反复欺骗过后残留的、极其微弱的、不敢承认的期待。
像火塘里将熄未熄的炭。
陈建国从收银台后面走出来，鞋底踩在积水里发出难听的声音。他走到月饼箱前，弯腰，撕开封条，拿出一盒，转身面对人群。
雨声忽然小了一瞬。
“中秋，”他用英语说，声音不高，“是中国人的节日。月亮最圆的那天，一家人要在一起，吃这种饼。”
他举起月饼盒，金色包装在昏暗灯光下反出一道光，打在姆巴脸上。
“你们，”陈建国顿了顿，喉咙发紧，“也是我的家人。”
人群安静得像被按了暂停键。
姆巴往前迈了一步，脚踩在水洼里，泥水溅上他小腿。他盯着陈建国手里的月饼盒，嘴唇动了动，没发出声音。
陈建国把月饼盒递过去。
姆巴没接。他忽然蹲下去，双手抱头，瘦长的脊背弓起来，像一张拉满的旧弓。陈建国看见他的肩膀在抖，雨水和别的什么混在一起，从他指缝滴下来，砸在水泥地上，砸出微小的坑。
姆巴身后，一个中年女人开始哭。然后是第二个，第三个。哭声此起彼伏，压过了雨声，压过了铁皮屋顶的鼓点。婴儿被吵醒，发出尖锐的啼哭，母亲一边抹泪一边撩起衣襟喂奶，奶水和雨水混在一起，滴在婴儿脸上。
陈建国站在原地，手里举着那盒月饼。
他忽然想起自己小时候——中秋夜，母亲把一块月饼切成六份，兄弟姐妹每人一份，父母合吃一份。有一年父亲失业，月饼只有一块，母亲把月饼切成八份，每人一份，自己那份给了最小的妹妹。陈建国那一份放在手心，没舍得吃，捂到第二天早上，月饼渗出的油把掌心染得透亮。
他低头看自己的手——粗糙、黝黑、指节粗大，指甲缝里嵌着洗不掉的污垢。这双手在非洲搬过货、卸过柜、数过一沓又一沓贬值的奈拉。
现在他举着一盒月饼，面对一群非洲人。
姆巴终于抬起头。满脸是水，分不清雨还是泪。他伸手，接过月饼盒，手指碰到陈建国的手指，滚烫。
“老板，”姆巴的英语忽然变得很慢，每个单词都咬得清清楚楚，“我的爸爸，在我十二岁那年，被一辆卡车撞死了。那天是尼日利亚独立日，街上都在庆祝，没有人管他。他的手里，攥着一块面包——偷来的面包，给我们吃的面包。”
陈建国没说话。
“面包上，”姆巴低头看着手里的月饼盒，“有他的血。”
雨声重新大起来，铺天盖地，淹没了一切。
姆巴把月饼盒贴在胸口，雨水和泪水一起从下巴滴落，砸在金色包装纸上，发出闷响。他转身，面对那群还在哭泣的人，举起月饼盒，用约鲁巴语喊了一句话。
人群安静了。
然后，所有人同时往前迈了一步，踩进同一个水洼。水花溅起，打湿了陈建国的裤脚。
他站在那里，一动不动。
第一章 雨中的四百箱
陈建国第一次见到姆巴，是在三年前的旱季。
那时候超市刚开张三个月，货架上的商品蒙着一层红土，怎么擦都擦不干净。陈建国从国内进的第一批货里混进了一箱假洗发水——供货商骗他，他骗顾客，顾客骗自己说“反正能出泡沫”。直到姆巴来应聘那天，那箱假洗发水还剩三瓶，摆在货架最底层，瓶身上贴着褪色的“飘柔”标签，底下用圆珠笔写着“清仓处理，50奈拉”。
姆巴是第二个来应聘的。
第一个是当地酋长的侄子，开口就要三万奈拉月薪，还要管午饭。陈建国让他走了。姆巴来的时候穿着一条破洞的卡其裤和一件领口松垮的曼联球衣——9号，法尔考，过气球星——脚上是一双不同颜色的拖鞋，左脚蓝色，右脚黑色。
“你会什么？”陈建国问。
“会搬东西。”
“还有呢？”
“会数数。”
陈建国让他数货架上的方便面，一排五包，一共六排。姆巴数了两遍，第一遍数成二十八，第二遍数成三十二。陈建国说：“三十。”姆巴点头：“我知道。第一次数少了，第二次数多了，中间那个就是对的。”
陈建国用了两秒钟做决定。
“明天来上班。月薪一万五，管午饭。”
姆巴没说话，弯下腰，把门口那箱啤酒搬到了仓库最里面。陈建国听见他在仓库里用约鲁巴语唱歌，调子很轻，像有人在拍打河水。
后来陈建国才知道，姆巴那天其实没听懂“管午饭”是什么意思。他以为只是客气话。第二天中午，陈建国把一份木薯粉和鸡肉递给他时，姆巴愣了很久，然后蹲在超市后门的台阶上，用手抓着吃完了。吃完后他把盘子舔干净，站起来，把盘子放回收银台，说了句“谢谢”，然后继续搬货。
那天下午他搬了整整四吨货，没喝一口水。
陈建国从收银台后面的冰柜里拿了一瓶可乐，放在姆巴面前。姆巴看着可乐，又看着陈建国。
“喝。”陈建国说。
姆巴拿起可乐，没开盖。他把它装进了裤兜，继续搬货。
晚上收工的时候，陈建国看见姆巴蹲在后门的台阶上，可乐还在裤兜里，没喝。陈建国走过去，姆巴抬头看他，说：“给我的？”
“给你的。”
姆巴把可乐从兜里掏出来，瓶身上沾满了汗水和红土，标签纸一角已经卷起来了。他拧开盖子，喝了一小口，然后把盖子拧回去，站起来。
“明天还能来吗？”他问。
陈建国点头。
姆巴走了。陈建国站在后门口，看着他瘦长的影子被拉进黄昏的红土里，拖鞋拍打地面发出“啪嗒啪嗒”的声音，越来越远。
那是三年前。
三年后的现在，姆巴蹲在雨里，怀里抱着一盒月饼，身后是二十几个浑身湿透的当地员工，面前是陈建国码得整整齐齐的四百箱中秋礼物。
陈建国弯腰，从箱子里又拿出一盒月饼。
然后是第二盒、第三盒、第四盒。他搬了十二盒出来，码在收银台上，又转身去仓库搬油——每桶五升的葵花籽油，国内发错货的赠品，瓶身上印着中文字“中秋快乐”。
他把一桶油和一盒月饼配成一套，十二套，码在收银台上，像一堵小小的墙。
姆巴站起来，脸上的水已经干了，留下几道浅灰色的痕迹，像泪痕，又像红土被雨水冲刷后的纹路。他抱着月饼盒走到收银台前，低头看那十二套礼物，看了很久。
“老板，”他的声音恢复了平时的样子，弹舌音又翘起来，“这些，给谁？”
“给你们。”
姆巴摇头：“我是问，谁有，谁没有。”
陈建国看着那十二套礼物。他有十七个当地员工，现在来了二十几个——有几个是员工带过来的家属，有一个老头是隔壁修车铺的，还有三个小孩蹲在门口的水洼里玩泥巴，不知道是谁家的。
姆巴顺着陈建国的目光看过去，数了数人头。
“不够。”他说。
“我知道。”
“那怎么办？”
陈建国没回答。他从抽屉里拿出那张员工名单，上面有十七个名字。他又看了看门口那二十几张脸——老头在搓手，女人怀里的婴儿睡着了，三个小孩已经滚了一身泥，正互相往对方脸上抹泥巴，笑得露出白牙。
他把名单推给姆巴。
“你来分。”
姆巴没接名单。他看着陈建国，目光平静得像雨后的拉各斯潟湖。
“老板，”他说，“你来分。你是老板。”
陈建国把名单收回来。他转身面对货架，深吸一口气，闻见月饼的甜腻和雨水的腥潮混在一起，还有一股若有若无的红土味——非洲的味道，旱季是土，雨季是泥，一年四季都是铁锈和汗。
他从收银台后面走出来，站在十二套礼物前面，开始点名。
“姆巴。”
姆巴往前走了一步。
“一桶油，一盒月饼。”
姆巴接过油和月饼，退到一边。他的手指在月饼盒的棱角上来回摩挲，像在摸一件易碎的瓷器。
“阿德巴约。”
一个瘦高的年轻人走出来，T恤领口大得露出锁骨。他接过油和月饼，嘴唇动了动，没说话。
“奇丁马。”
一个中年女人走出来，怀里抱着婴儿。陈建国把油和月饼放在收银台上，女人腾出一只手来拿。婴儿醒了，睁着眼看陈建国，瞳孔黑亮，像两颗没有杂质的煤核。
“奥卢。”
一个老头走出来，腿有点跛。他是隔壁修车铺的，不是员工。陈建国犹豫了一秒，还是把油和月饼递过去。老头接的时候手在抖，油桶差点掉地上，姆巴从旁边伸手扶住了。
“阿金。”
“恩杜比西。”
“阿米娜。”
十二套礼物发完，名单上还剩五个人没来。陈建国看了看门口——雨已经小了些，变成了细密的雨丝，斜斜地飘。那三个小孩还在玩泥巴，浑身上下全是泥浆，只剩眼白是白的。
他把剩下的五套礼物搬回仓库，码在货架最上层。
姆巴跟进来，站在仓库门口，怀里还抱着月饼盒。
“没来的，”姆巴说，“明天补。”
陈建国点头。
“老板，”姆巴又说，“为什么发油和饼？”
陈建国靠在货架上，从口袋里摸出烟盒。里面还剩最后一根，烟纸被雨水洇软了，捏在手里像一根湿透的绳子。他把烟叼在嘴里，没点。
“中秋，”他说，“一家人要在一起吃饭。油是用来做饭的，月饼是饭后吃的。这是中国人的习惯。”
姆巴低头看怀里的月饼盒。金色包装纸被雨水泡得起了皱，但上面那轮圆月图案还清晰可见——金色的月亮，周围是祥云和玉兔的剪影。
“月亮，”姆巴说，“月亮是一样的。”
陈建国看着他。
“在尼日利亚，”姆巴抬起头，“月亮也是圆的。我妈妈以前说，月亮是上帝的眼睛，晚上睁着，看谁家没有饭吃。”
他把月饼盒举起来，对着仓库门口那线微弱的天光，金色包装纸上的圆月反射出一小片暖光，落在他脸上。
“老板，”他说，“今天晚上的月亮，和你们中国的一样圆。”
陈建国把嘴里的烟拿下来，捏碎，扔进墙角垃圾桶。
“一样圆。”他说。
雨停了。
铁皮屋顶上的鼓点渐渐稀疏，最后只剩下零星几声滴水。仓库外面的泥地上，水洼映出灰白色的天光，几个小孩蹲在水洼边，用手指戳水里的倒影。其中一个忽然站起来，指着天空喊了一句约鲁巴语，其余两个小孩也站起来，仰头看。
陈建国走出仓库，站在后门的台阶上。
天边露出一角淡蓝色的天，云层裂开一道缝，傍晚的光斜斜地打下来，照在超市铁皮屋顶上，照在泥泞的空地上，照在姆巴抱着月饼盒的肩头。空气里弥漫着雨后特有的清冽味道——像铁锈，像湿土，像远处潟湖吹来的风。
姆巴走到他身边，把月饼盒打开。
里面是四块独立包装的月饼，双黄莲蓉，广式，国内超市卖八十八一盒。姆巴拆开一块，月饼的油香立刻涌出来，混在雨后的空气里，像另一种月亮从云层里升起。
他把月饼掰成两半，一半递给陈建国。
陈建国接过来，咬了一口。莲蓉很甜，蛋黄很咸，甜咸混在一起，像这个下午的所有事情。
姆巴也咬了一口。他的表情没什么变化，只是嚼得很慢，很认真，像在数嘴里的每一粒莲蓉。咽下去之后，他低头看了看手里剩下的大半个月饼，用包装纸重新包好，装进了裤兜。
“给孩子们。”他说。
陈建国看着他的裤兜。那里面现在已经装了两样东西——三年前的一瓶没喝完的可乐，今天的大半个月饼。
姆巴转身面对那些还在门口徘徊的当地员工。他们手里都拿着油和月饼，站在雨后的泥地里，衣服还在滴水，但脸上的表情已经不像刚才那样紧绷。
姆巴用约鲁巴语喊了一句什么。
所有人同时举起手里的油和月饼，举过头顶。那个女人把婴儿高高举起来，婴儿的头顶着一盒月饼，咧开嘴笑。
然后他们开始唱歌。
陈建国听不懂歌词，但调子很熟——像某首尼日利亚的民谣，旋律很简单，重复着一句，越来越高，越来越高。姆巴也加入进去，他的声音浑厚，压在一群人的和声底下，像河底的石头。
陈建国站在台阶上，手里捏着半个月饼。
他忽然想起妻子发来的那张照片——儿子举着月饼站在掉漆的窗台前。他掏出手机，翻到那张照片，看了很久。然后他点开输入框，打了一行字。
“这边也过中秋。发了月饼和油。姆巴说月亮一样圆。”
他犹豫了一下，又打了一行。
“明年，你们来这边过。”
发出去之后，他把手机装回裤兜。台阶下面的歌声还在继续，姆巴已经走到人群中间，怀里抱着的月饼盒不知道什么时候空了，只剩一个金色纸盒，被他举在头顶，像举着一面旗。
陈建国转身走进超市，回到收银台后面。他拉开抽屉，那封信还在。他把它拿出来，翻到背面，用拇指一点点抹平翘起的边角。信封上妻子的字迹被汗水洇得有些模糊，但“陈建国亲启”五个字还看得清。
他没拆。
他把信放在收银台上，和那盒吃了一半的月饼并排放着。月光从超市天窗照下来，落在信纸上，落在月饼上，落在他的手上。
外面，姆巴的歌声还在继续。
陈建国闭上眼睛，听见雨后的第一声虫鸣从泥地里钻出来，尖细，悠长，像一根线，穿过铁皮屋顶，穿过红色天空，穿过所有没有说出口的话。
他睁开眼，把信重新放回抽屉。
然后他站起来，走到货架前，开始整理被雨水打湿的纸箱。手指碰到粗糙的纸板，碰到光滑的油瓶，碰到金色月饼盒的棱角——所有触感混在一起，像这个下午的所有情绪，分不清，理不顺，但都是真的。
姆巴从外面走进来，身上还沾着雨后的水汽。
“老板，”他说，“明天，那五个人，我让他们来找你。”
陈建国点头。
姆巴走到货架前，开始帮忙整理。两个人沉默地搬货、码货、擦货架，像过去三年里的每一个傍晚。唯一不同的是，姆巴的裤兜里装着一块月饼，陈建国的抽屉里放着一封信。
天慢慢黑了。
铁皮屋顶上的最后一滴水落下来，砸在台阶上，碎成更小的水珠，渗进水泥的缝隙里。远处，拉各斯的灯火一盏一盏亮起来，黄色的光透过雨后的雾气，晕开成一片模糊的河。
超市里的日光灯也亮了，惨白的光落在货架上，落在两个人身上，落在那盒吃了一半的月饼上。
月饼的油慢慢渗出来，在包装纸上洇开一小片深色的印子，像一滴泪，也像一轮压扁的月亮。
陈建国看着那片油印，忽然想起母亲分月饼的那个晚上——八份，每人一份，她自己那份给了最小的妹妹。那块月饼放在他手心里，捂到第二天早上，掌心被油染得透亮。
他低头看自己的手。
掌心有一道新划的口子，搬货时被纸箱边缘割的，还没结痂，渗出一点血珠。他把手掌翻过来，看见血色混着月饼的油，在惨白灯光下泛着暗红的光。
像姆巴说的，那块沾了血的面包。
他攥紧拳头。
血珠被挤出来，滴在收银台上，洇进那封没拆的信封一角。红色在牛皮纸上慢慢扩散，像一朵小小的花。
陈建国把信拿起来，擦掉上面的血，重新放回抽屉。
抽屉关上时发出一声轻响。
外面，姆巴的歌声又响起来，这次只有他一个人，调子变得很慢，像是在唱给什么人听。陈建国走到超市门口，看见姆巴坐在台阶上，怀里抱着一个小孩——是那三个玩泥巴的其中一个，已经睡着了，脸上还糊着泥，嘴角挂着笑。
姆巴低头看着小孩，嘴里哼着歌。
陈建国站在门口，没出去。
他看着姆巴的背影，看着那个睡着的孩子，看着远处拉各斯星星点点的灯火。
然后他转身回到收银台后面，拿起手机，又给妻子发了一条消息。
“儿子睡了吗？”
“睡了。”妻子秒回，“你那边几点了？”
“晚上八点。”
“吃月饼了吗？”
陈建国低头看了看收银台上那半块月饼。油已经渗了一大片，包装纸上的圆月图案被洇得模糊不清。
“吃了，”他打字，“姆巴分给我的。”
妻子发来一个笑脸表情。
“那就好。”她说，“中秋快乐。”
陈建国看着这四个字，把手机扣在收银台上。
外面，姆巴的歌声渐渐低了，最后只剩下雨后的虫鸣和远处偶尔驶过的汽车声。陈建国靠在货架上，闭上眼睛。
他不知道明年中秋会在哪里，不知道妻子和儿子会不会真的来非洲，不知道那封信什么时候会拆开，不知道姆巴裤兜里那块月饼明天会不会坏掉。
他只知道此刻，在这个雨后的非洲夜晚，在铁皮屋顶和水泥地之间，在月饼的甜腻和红土的腥潮之间，他站在这里。
和一群人。
和一轮看不见的月亮。
第二章 姆巴的裤兜
第二天早上，陈建国被超市后门的敲击声吵醒。
他睡在仓库角落的行军床上，睁眼时天刚蒙蒙亮，灰白色的光从铁皮屋顶的缝隙漏进来，照在货架上，照在码得整整齐齐的月饼箱上。空气里还残留着雨后的潮气，混着月饼的甜和木薯粉的酸，像发酵了一夜的梦。
敲门声很急，但不是很重，像有人用指关节在铁皮上一下一下地磕。
陈建国披上衬衫去开门。姆巴站在外面，浑身干爽，裤兜鼓鼓囊囊，脸上没什么表情。
“老板，”他说，“阿德巴约来了。”
陈建国探头出去。阿德巴约——昨天领了油和月饼的瘦高年轻人——站在后门外的空地上，脚边放着一桶油和一盒月饼，包装都没拆。他低着头，两只手绞在一起，手指又细又长，像两把拧在一起的筷子。
“他不想要？”陈建国问。
姆巴摇头。
“他想要。但他不敢拿。”
陈建国看着阿德巴约。那个年轻人始终没有抬头，肩膀微微缩着，整个人像一棵被风吹歪的树苗。陈建国想起员工资料卡上阿德巴约那一栏——二十一岁，来自北部卡诺，家里有六个弟弟妹妹，紧急联系人填的是叔叔，在拉各斯码头做搬运工。
“让他进来。”
姆巴用约鲁巴语对阿德巴约说了句什么。年轻人犹豫了一下，弯腰提起油和月饼，跟着姆巴走进超市。他经过陈建国身边时，陈建国闻见一股很淡的汗酸味，混着棕榈油的油腻，像很久没换洗的衣服。
阿德巴约把油和月饼放在收银台上，退后两步，垂下头。
“他说，”姆巴翻译，“这个东西太贵重了。他怕拿了，以后要还。”
陈建国看着那桶油和那盒月饼。油是五升装的葵花籽油，国内超市卖六十八块；月饼是双黄莲蓉，八十八块。加在一起一百五十六块人民币，按汇率算不到四万奈拉。对陈建国来说是一笔小钱，对阿德巴约来说是一个月的房租。
“告诉他，”陈建国说，“这是中秋礼物。不用还。”
姆巴翻译过去。阿德巴约抬起头，眼睛在阿德巴约脸上停留了一秒，又迅速移开。他的嘴唇动了一下，声音很轻，像蚊子嗡鸣。
“他说什么？”
姆巴沉默了一拍。
“他问，什么是中秋。”
陈建国从收银台后面走出来，站在阿德巴约面前。年轻人比他矮半个头，瘦得锁骨像两根横在胸口的棍子。陈建国伸手，把油和月饼重新拿起来，塞进阿德巴约怀里。
“中秋，”他用英语说，语速放得很慢，“就是大家一起吃饭的日子。油拿去炒菜，月饼吃完饭再吃。明白？”
阿德巴约抱着油和月饼，终于抬起头，看了陈建国一眼。他的眼白上有几道红血丝，瞳孔黑得像深井，里面有水光在晃。
他点头。
然后他用约鲁巴语说了一句话，声音比刚才清楚了些。
姆巴没翻译。陈建国转头看他。
姆巴的嘴唇抿成一条线，喉结动了一下。
“他说什么？”
“他说，”姆巴的声音压得很低，“谢谢爸爸。”
陈建国愣在那里。阿德巴约抱着油和月饼转身走了，拖鞋拍打泥地的声音渐渐远去。陈建国站在超市门口，看着那个瘦长的背影走进清晨的灰白色光线里，走进拉各斯庞大而杂乱的贫民窟轮廓中，越来越小，最后融进一片铁皮屋顶和棕榈树的剪影里。
他转身看姆巴。
姆巴靠在货架上，两只手插在裤兜里，头低着，看不清表情。
“他为什么叫我爸爸？”
姆巴没抬头。
“他爸爸，”姆巴的声音从低垂的头颅下面传出来，闷闷的，“上个月死了。疟疾。他叔叔在码头搬货，一个月挣两万奈拉，要养七个人。”
陈建国没说话。
姆巴抬起头，脸上很平静。
“老板，”他说，“阿德巴约昨天回去，把月饼拆了，分给弟弟妹妹，一人一小块。他自己没吃。油没开，说要留着，等发工资了买米，一起煮。”
陈建国走到收银台后面，拉开抽屉。那封信还在，信封上的血迹已经干了，变成暗褐色的一小片。他把信拨到一边，从抽屉最里面摸出一沓奈拉，数了四万，放在收银台上。
“叫他回来。”
姆巴看着那沓钱。
“老板——”
“叫他回来。”陈建国重复了一遍，声音很平，“预支一个月工资。”
姆巴没动。他看着陈建国，目光里有种说不清的东西——像昨天雨里那种眼神，又不太一样。昨天是期待和恐惧混在一起，今天多了一层别的东西，像试探，又像确认。
“老板，”姆巴慢慢地说，“阿德巴约没有银行账户。预支了工资，他叔叔会拿走。”
陈建国把那沓钱收回抽屉。
“那你帮他保管。”他说，“每天给他两千，够吃饭就行。”
姆巴点头。他走到收银台前，从裤兜里掏出一样东西——昨天那半块月饼。包装纸已经彻底被油浸透了，黏在月饼上撕不下来。姆巴把月饼放在收银台上，油立刻在台面上洇开一个深色圆圈。
“这个，”他说，“坏了。”
陈建国看着那半块月饼。莲蓉馅已经发硬，蛋黄碎成几块，被油泡得看不出原来的颜色。包装纸上的金色月亮彻底模糊了，只剩一团暗黄。
“不能吃了。”姆巴又说了一遍。
“扔了吧。”
姆巴把月饼拿起来，走到后门口，扔进了垃圾桶。他站在垃圾桶旁边，背对着陈建国，肩膀微微耸动了一下。
陈建国没叫他。
过了一会儿，姆巴转回来，裤兜空了，两只手插在腰上，恢复了平时那种懒散的站姿。
“老板，”他说，“今天要卸货吗？”
“下午有一柜。”
“我去叫人。”
姆巴走出去。陈建国站在收银台后面，看着台面上那个油圈慢慢扩大，边缘渗进木纹的缝隙里，像一朵正在开放的花。
他把那沓奈拉重新拿出来，数了一遍。四万奈拉，按黑市汇率不到两百块人民币。他在东莞工厂的时候，一个月工资四千五，寄回家三千，自己留一千五交房租、吃饭、抽烟。那时候他觉得一千五很少，少得可怜。
现在他看着四万奈拉——相当于一个当地工人近三个月的工资——觉得更少，少得像一把沙子，从指缝漏下去，什么都留不住。
他想起母亲分月饼那晚。一块月饼切八份，每份不到一口。母亲把自己的那份给了妹妹，妹妹咬了一小口，又偷偷塞回母亲枕头底下。第二天早上母亲发现时，月饼已经化了，油把枕巾染得透亮。
母亲没舍得洗那条枕巾。她把枕巾叠好，放进柜子里，说留着以后给妹妹做嫁妆。
陈建国后来再没见过那条枕巾。母亲去世那年，妹妹从老家打电话来，说整理遗物时在柜子最底层找到了，油已经变成黑色，洗不掉了。
他在电话这头沉默了很久，然后说：“扔了吧。”
妹妹没扔。她说要留着。
陈建国不知道妹妹留着那条枕巾做什么。他只知道从那以后，他再也没吃过双黄莲蓉月饼——太甜，太咸，太像母亲枕巾上那片洗不掉的油。
姆巴的脚步声从外面传来，后面跟着杂乱的脚步和说笑声。陈建国把奈拉收进抽屉，关上，转身面对货架。
他需要干活。
干活能让他不想这些。
下午卸货的时候，姆巴带了六个人来。除了昨天的阿德巴约、奇丁马、奥卢，还多了三个新面孔——两个年轻小伙子，一个看着不到二十岁的女孩。三个人都穿着破旧的T恤和拖鞋，站在集装箱前，仰头看那扇即将打开的柜门，眼睛里有一种被太阳晒得发白的期待。
“他们是谁？”陈建国问。
“阿德巴约的弟弟，”姆巴指了两个小伙子，又指了指女孩，“他的妹妹。”
陈建国看着阿德巴约。瘦高的年轻人站在弟弟妹妹前面，手里攥着一根撬棍，指节发白。
“一个柜，”陈建国说，“六个人够了。”
姆巴点头，用约鲁巴语喊了一声。六个人同时上前，阿德巴约把撬棍插进柜门缝隙，用力一压，铁皮发出刺耳的嘎吱声，柜门弹开，一股热气从里面涌出来，混着纸箱和塑料包装的味道。
陈建国站在集装箱旁边，看着六个人钻进柜里搬货。姆巴在最里面，把货一箱一箱递出来。阿德巴约站在中间，把箱子传到门口。两个弟弟在门口接，女孩站在最外面，把箱子码到拖车上。
六个人像一条流水线，配合默契，没有人说话，只有纸箱摩擦铁皮的声音和偶尔的约鲁巴语短句。
陈建国点了一根烟，站在旁边看。
他看见姆巴在柜里搬货的时候，裤兜里又装上了东西——鼓鼓囊囊的一团，不知道是什么。他想起昨天那半块月饼，已经扔了。今天裤兜里装的什么？
卸完货，姆巴从柜里跳出来，浑身湿透。阿德巴约的弟弟们围过去，姆巴从裤兜里掏出那团东西——是一个塑料袋，里面装着几块木薯糕，当地叫“埃巴”，用木薯粉做的，捏成团，外面裹着保鲜膜。
姆巴把塑料袋递给阿德巴约，阿德巴约接过去，分给弟弟妹妹。三个人站在集装箱旁边，用手抓着埃巴往嘴里塞，吃得很快，像怕被人抢走。
陈建国看着他们吃。阿德巴约自己没吃，站在旁边看着弟弟妹妹，手里攥着空塑料袋。
“姆巴，”陈建国开口，“你裤兜里天天装着吃的？”
姆巴擦了一把脸上的汗，咧嘴笑了一下。
“老板，”他说，“我家里三个孩子。小的那个，两岁，昨天发烧。我早上出门的时候，她拉着我的裤子不让我走。我说爸爸去赚钱，晚上带吃的回来。”
他从另一个裤兜里掏出一小包东西——用报纸包着，打开是一块木薯。
“早上买的。没来得及送回去。”
陈建国看着那块木薯。灰白色的根茎，表面沾着泥土，像刚从地里刨出来。
“阿德巴约的弟弟妹妹，”姆巴把木薯重新包好，装回裤兜，“今天没吃饭来的。我看见了，在路上。他们走了一个小时。”
陈建国转身走进超市，从货架上拿了两包饼干、三瓶水，出来递给姆巴。
“给他们。”
姆巴接过去，递给阿德巴约。阿德巴约看着饼干和水，没接，眼睛又红了。姆巴用约鲁巴语说了句什么，语气很硬，像命令。阿德巴约接过去，把饼干分给弟弟妹妹，水也分了。三个人蹲在地上，就着饼干喝水，吃得很慢，比刚才吃埃巴的时候慢得多。
陈建国回到收银台后面。
他拉开抽屉，把上午数好的四万奈拉拿出来，又数了四万，叠在一起。然后他从货架上拿了一桶油、一盒月饼，放在收银台上。
姆巴走进来，身上还滴着汗。
“阿德巴约的弟弟妹妹，”陈建国说，“明天来上班。两个都来。女孩子也来。”
姆巴看着他。
“老板——”
“工资和阿德巴约一样。一万五。”
姆巴沉默了一会儿。然后他走到收银台前，从裤兜里掏出那块用报纸包着的木薯，放在那桶油旁边。
“老板，”他说，“这个，给你。”
陈建国低头看那块木薯。报纸上沾着泥，里面包着的木薯灰白粗粝，像一个朴素的承诺。
“不用。”他说。
姆巴把木薯往前推了推。
“你收下，”他说，“我女儿让我带的。她说，爸爸，给你的中国老板带一块。他昨天给了你月饼。”
陈建国伸手，拿起那块木薯。报纸在手里发出细碎的响声，木薯很沉，表面粗糙，像握着一块非洲的红土。
姆巴转身走了。
陈建国站在收银台后面，一手拿着木薯，一手扶着那沓奈拉。外面，姆巴的歌声又响起来，这次是一首他没听过的歌，调子轻快，像有人在用脚打拍子。
他低头看手里的木薯。
报纸上有一行约鲁巴文字，歪歪扭扭，像是小孩写的。他看不懂，但他知道那是什么。
他拉开抽屉，把木薯放进去，放在那封信旁边。信封上的血迹已经变成深褐色，木薯的泥土蹭上去，两种颜色混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的。
陈建国关上抽屉。
外面，太阳从云层后面钻出来，照在集装箱的铁皮上，反射出一片刺眼的光。六个人还在码货，阿德巴约的妹妹站在拖车旁边，仰头喝了一口水，水从嘴角流下来，打湿了胸前的衣服。
她没擦。
她继续码货。
陈建国站在超市门口，看着这一切。
他想起母亲枕巾上那片洗不掉的油。想起妹妹说要留着。想起自己在电话里说“扔了吧”时，声音很平，像在处理一件公事。
他低头看自己的手。掌心那道口子已经结痂了，暗红色的痂皮翘起一角，底下露出粉色的新肉。
他用拇指按了按痂皮。
有点疼。
他没有松开。
第三章 奇丁马的婴儿
陈建国第一次注意到奇丁马，是在她来上班的第三天。
那天早上他清点货架，发现奶粉区少了两罐。超市里没装监控，后门白天不上锁，谁进来搬一箱货都不会有人知道。陈建国没声张，站在收银台后面观察了一上午，发现奇丁马每次经过奶粉区都会放慢脚步，眼睛往那排罐头上瞟。
她怀里用布兜背着婴儿，干活动作很慢——一只手码货，另一只手托着孩子的屁股。孩子不哭，只是睁着眼，黑亮的瞳孔跟着母亲的手转动，像两颗被线牵着的珠子。
中午吃饭的时候，陈建国把奇丁马叫到收银台前。
“奶粉，”他说，“少了。”
奇丁马没抬头。她的英语很差，只听得懂最简单的词。陈建国指了指货架上的奶粉罐，又指了指她怀里的婴儿。
奇丁马终于抬起头。她看着陈建国，眼睛很平静，像一潭死水。然后她伸手，从胸前的布兜里掏出一罐奶粉，放在收银台上。
奶粉罐已经开了封，用了一半。
“孩子，”奇丁马用生硬的英语说，“不够奶。”
陈建国看着那罐开过的奶粉。罐身上贴着“雀巢”标签，国内进货价九十八块。奇丁马月薪一万五奈拉，买不起。
他沉默了几秒钟。
然后他转身从货架上又拿了一罐，放在那罐开过的旁边。
“这罐，”他指了指新拿的，“给你。”
奇丁马看着他。
“那罐，”陈建国指了指开过的那罐，“以后每天来，冲给孩子喝。不用偷。”
奇丁马站在那里，抱着婴儿，看了陈建国很久。然后她弯腰，把两罐奶粉都拿起来，转身走了。她走到超市角落的休息区——几张破塑料椅围着一张木桌——坐下来，把婴儿放在腿上，打开那罐开过的奶粉，用冷水冲了一瓶，喂给孩子。
孩子叼住奶嘴，吸得很急。
陈建国站在收银台后面，看着孩子吸奶。婴儿的腮帮子一鼓一鼓的，像某种小动物。奇丁马低头看着孩子，一只手拿着奶瓶，另一只手在孩子背上轻轻拍。
那天下午，姆巴搬货回来，看见奇丁马在休息区喂奶，走过去说了句什么。奇丁马没抬头，姆巴站了一会儿，走回收银台。
“老板，”他说，“奇丁马的老公跑了。”
陈建国没接话。
“她有三个孩子。这个是小的，最大的六岁，在街上捡垃圾。”
姆巴从裤兜里掏出一包烟——当地牌子，烟盒皱巴巴的——抽出一根递给陈建国。陈建国接过来，姆巴又掏出火柴，给他点上。
“老板，”姆巴自己也点了一根，“你为什么没扣她的工资？”
陈建国抽了一口烟。烟很烈，呛嗓子，像烧塑料的味道。他咳了两声，把烟拿远了些。
“扣了，”他说，“孩子怎么办？”
姆巴没说话。他蹲在地上，一口接一口抽烟，烟灰掉在水泥地上，被风吹散。
后来奇丁马每天来上班，第一件事就是去收银台拿那罐奶粉，冲一瓶喂孩子。陈建国从没提过这事，奇丁马也没说谢谢。她只是每天下班前把用过的奶瓶洗干净，放在收银台角落，第二天早上再来拿。
那个奶瓶是陈建国从货架上拿的，国内进的货，压箱底没人买。奶瓶上印着熊猫图案，黑白相间，圆滚滚的，奇丁马的孩子每次抱着奶瓶喝奶的时候，手都会按在熊猫脸上。
中秋发礼物那天，奇丁马排在第三个。
她领了油和月饼，转身要走。姆巴叫住她，用约鲁巴语说了句什么。奇丁马站住，回头看了陈建国一眼，又看了姆巴一眼。然后她抱着油和月饼走到休息区，坐下来，把月饼盒拆开。
她的动作很慢，很小心，像是在拆一件易碎的珍宝。金色包装纸被她完整地揭下来，折好，放在一边。月饼盒是硬纸板做的，里面四个小格，每格一块独立包装的月饼。她拿出一块，撕开透明包装袋，月饼的油香立刻飘出来。
孩子坐在她腿上，仰头看母亲手里的月饼。
奇丁马把月饼掰成四份。一份塞进自己嘴里，一份递给孩子，另外两份用包装纸重新包好，装进了胸前的布兜。
孩子叼着那一小块月饼，嘴巴蠕动了很久，像在辨认一种从未尝过的味道。莲蓉很甜，蛋黄很咸，孩子的表情皱成一团，但没有吐出来。
奇丁马看着孩子，嘴角动了一下，像是笑，又像是别的什么。
陈建国站在收银台后面，看见了这一切。
他低头看手机。妻子上午发来一段视频——儿子在吃月饼，咬了一大口，蛋黄碎屑粘在嘴角，他对着镜头笑，说：“爸爸，月饼好吃。”背景音里妻子在笑，说：“慢点吃，没人跟你抢。”
陈建国把视频看了两遍。
然后他关掉手机，抬头看奇丁马。她已经喂完孩子，把剩下的两份月饼重新包好，装进布兜最里层。她站起来，一只手托着孩子，一只手拿起那桶油，走到超市后门，放在门边的角落里。
她转身回来，经过收银台的时候，停了一下。
陈建国看着她。
奇丁马张了张嘴，用极轻的声音说：“老板，谢谢。”
她的英语依旧很硬，尾音短促，像被刀切掉的。但陈建国听清了。
他点头。
奇丁马走了。孩子趴在她肩头，下巴上还沾着一点月饼的油光，在黄昏的光线里发亮。
姆巴从货架后面转出来，手里拿着一包方便面，撕开，干嚼。
“老板，”他嘴里含着面块，说话含混，“奇丁马的男人跑了三年了。她每天下班要走一个小时回家。家里没电，晚上点煤油灯。她最大的孩子今天早上在街上捡了一罐别人扔的炼乳，拿回来给她。她没舍得吃，兑了水，分给三个孩子喝了。”
陈建国走到后门口，看着奇丁马的身影消失在泥路尽头。黄昏的光从云层后面斜射下来，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几乎够到超市的台阶。
他转身回来，从货架上拿了一盏充电式台灯——国内进的货，压箱底，标价三千奈拉，没人买过——放在收银台上。
姆巴嚼面的动作停了。
“明天给她。”陈建国说。
姆巴把嘴里的面咽下去，走到收银台前，拿起台灯翻来覆去看了看。台灯是白色的，折叠式，充满电能亮八个小时。
“老板，”姆巴说，“这个多少钱？”
“不要钱。”
姆巴把台灯放回收银台，退后一步。
“老板，”他说，“你发月饼发油发奶粉发台灯。你一个月赚的钱，够不够？”
陈建国看着收银台上那盏台灯。白色塑料外壳在灯光下泛着冷光，像一轮小小的、沉默的月亮。
“够。”他说。
姆巴没再问。他把方便面袋子揉成一团，扔进垃圾桶，然后蹲下去，从货架最底层摸出那半箱没开封的月饼——昨天发剩下的五套里的一套——放在收银台上。
“这个，”他说，“给阿米娜。”
阿米娜是昨天没来的五个员工之一，陈建国差点忘了她。资料卡上写着：阿米娜，十九岁，来自贝宁边境，无家人。紧急联系人一栏空着。
“她昨天为什么没来？”
姆巴蹲在地上，手指在地上画圈。
“她被车撞了。”
陈建国愣住。
“前天晚上，下班回家，过马路，摩托车撞的。腿断了，在诊所。”
陈建国沉默了很久。
然后他走到货架前，开始往一个纸箱里装东西。一桶油，一盒月饼，两包饼干，三瓶水，一罐奶粉，还有货架上所有他能拿到的、可能对阿米娜有用的东西——毛巾、肥皂、一卷卫生纸、一包红糖。
姆巴蹲在旁边看着，没说话。
陈建国装好箱子，封上胶带，搬到后门口。
“明天，”他说，“带我去看她。”
姆巴站起来。
“老板，”他说，“诊所很远。在奥绍迪那边，坐巴士要两个小时。”
“我有车。”
姆巴看着那辆停在超市旁边的旧皮卡——二手丰田，陈建国花了一万五千美金买的，车斗里还残留着上次运货洒的棕榈油，黑乎乎一片。
“明天早上，”陈建国又说了一遍，“你带路。”
姆巴点头。他弯腰抱起那个纸箱，搬进仓库，放在最干净的角落。出来的时候，他手里多了一样东西——那条装木薯的旧报纸，已经皱得不成样子，但还完整。
“老板，”他说，“阿米娜的事，我昨天没告诉你，是因为——”
他停了一下。
“她让我别告诉。”
陈建国看着姆巴手里那条旧报纸。
“为什么？”
“她说，”姆巴的声音低了，“你给的东西太多了。她怕你以后不给了。”
陈建国站在收银台后面。日光灯在他头顶嗡嗡响，照着他和姆巴之间的水泥地，照出地上无数细小的裂缝和沙粒。
他低头看自己的手。掌心那道痂已经掉了，露出粉色的新肉，在灯光下泛着薄薄的水光。
“告诉她，”陈建国说，“后天上班。腿好了就来。工资照发。”
姆巴把旧报纸折好，装回裤兜。他走到超市门口，站在台阶上，仰头看天。天已经全黑了，雨后的云散开，露出几颗稀疏的星。拉各斯的灯火在远处连成一片模糊的光带，像一条发光的河。
“老板，”姆巴背对着他说，“月亮出来了。”
陈建国走到门口，站在姆巴旁边。
天上确实有一轮月亮，不圆，被云遮了半边，惨白的光透过云层缝隙洒下来，照在泥地上，照在水洼里，照在姆巴脸上。
“再过几天，”陈建国说，“就圆了。”
姆巴点头。
“到时候，”他说，“阿米娜的腿能好吗？”
“能。”
姆巴转过身来，面对陈建国，忽然伸出右手。他的手掌粗糙，指节粗大，掌心有一道很深的疤——很久以前的，发白，像一道凝固的闪电。
陈建国犹豫了一秒，也伸出右手。
两只手握在一起。陈建国的手掌干燥、灼热；姆巴的手掌潮湿、冰凉。两种温度在掌心里碰撞，像旱季和雨季在同一个身体里交替。
“老板，”姆巴说，“中秋快乐。”
陈建国看着他的眼睛。黑亮的瞳孔里映出超市惨白的灯光，也映着云层后面那轮将圆未圆的月亮。
“中秋快乐。”他说。
然后他们松开手。姆巴转身走进夜色里，身影很快被黑暗吞没，只剩下拖鞋拍打泥地的声音，一下，一下，越来越远。
陈建国站在门口，看着那轮月亮。
手机在口袋里震了一下。他掏出来看，妻子发来一条语音。他点开，儿子稚嫩的声音从扬声器里传出来：“爸爸，我今天把月饼分给楼下的流浪猫吃了。妈妈说我做得对。”
语音结束。
陈建国把手机贴在耳朵上，把那条语音又听了一遍。
然后他转身回到超市里，关门，上锁。他走到收银台后面，拉开抽屉，那封信还在。信封上的血迹和木薯的泥土混在一起，暗褐色的，像一小块干涸的湖底。
他把信拿出来，翻到背面，用拇指把翘起的边角一点点压平。信封上的字迹已经模糊得几乎看不清了，但他知道那五个字是什么。
“陈建国亲启。”
他把信翻过来，正面朝上，放在收银台上。然后他从货架上拿了一盒月饼——今天发剩下的最后一套——打开，拿出一块，拆开包装。
双黄莲蓉。油渗出来，在手指上亮晶晶的。
他咬了一口。
莲蓉很甜，蛋黄很咸。甜咸混在一起，像所有他在这片土地上尝过的味道——姆巴的木薯，奇丁马的奶粉，阿德巴约的饼干，阿米娜的空资料卡。
他慢慢嚼，慢慢咽。
外面，月亮从云层后面整个露出来，银白的光从天窗照进来，落在那封信上，落在月饼上，落在他咬过一口的月饼切面上——两个蛋黄并排嵌在莲蓉里，像两只闭着的眼睛。
陈建国看着那两只“眼睛”。
然后他把剩下的月饼放回盒子里，把盒子放在信旁边。
他走到仓库角落的行军床前，和衣躺下。铁皮屋顶上面，月亮继续移动，光斑从货架移到地上，移到墙上，最后落在他脚边。
他闭上眼睛。
耳边是拉各斯夜晚的声音——虫鸣、远处的汽车声、偶尔传来的狗吠，还有隔壁修车铺奥卢老人的咳嗽声。
他睡着了。
梦里，他回到东莞工厂的中秋夜。外来工排队领月饼，本地保安站在旁边冷笑。他领了两盒，转身扔进垃圾桶。
但这次，他弯腰从垃圾桶里把月饼捡了回来。
他打开盒子，里面是空的。
月饼被姆巴拿走了。
姆巴站在他面前，裤兜鼓鼓囊囊，咧嘴笑，露出一排白牙。
“老板，”姆巴说，“月亮上掉下来的饼。”
陈建国想伸手去拿，但手抬不起来。他低头看自己的手——掌心那道痂又裂开了，血珠渗出来，滴在地上。
地上全是月饼的油。
滑得站不住脚。
第四章 阿米娜的空资料卡
第二天早上六点，陈建国被皮卡车的引擎声吵醒。
他睁开眼，日光灯还在嗡嗡响，铁皮屋顶上透进来灰蓝色的晨光。他坐起来，脖子僵硬得像一根铁棍——行军床太短，他昨晚蜷着睡了一夜。
姆巴站在仓库门口，手里拿着一根撬棍，脸上很干净，像是刚洗过。
“老板，”他说，“油加满了。可以走。”
陈建国穿上鞋，走到外面。皮卡车停在超市旁边的空地上，车斗里铺了一块旧帆布，上面放着昨天装好的那个纸箱。姆巴不知从哪弄来一把塑料椅，绑在车斗上，椅面用铁丝缠了两圈。
“阿米娜的腿不能弯，”姆巴解释，“坐车斗。椅子给她坐。”
陈建国拉开驾驶座的门，坐进去。点火，引擎发出一声沉闷的轰鸣，车身抖了两下，稳住了。姆巴跳上车斗，在纸箱旁边蹲下来，一只手扶着塑料椅，一只手抓住车斗边缘。
车开出空地的泥路，上了主干道。拉各斯的早晨已经热闹起来——满街的黄色巴士横冲直撞，摩托车在车流缝隙里钻来钻去，路边的摊贩把木薯和香蕉摆满塑料布，头顶着货筐的女人在人行道上快步穿行。空气里弥漫着柴油味、烤玉米的焦香和垃圾焚烧的浓烟。
陈建国把车窗摇下来一半。热风灌进来，吹得他睁不开眼。
姆巴在车斗里敲了敲驾驶室的铁皮。
“老板，”他的声音从后面传过来，被风削得断断续续，“前面右转。往奥绍迪方向。”
陈建国右转。皮卡颠了一下，车斗里的塑料椅滑出去几寸，姆巴一把拽回来。纸箱被震得挪了位，姆巴用膝盖顶住。
开了半个小时，柏油路变成土路。坑洼越来越大，皮卡颠得像在跳舞。路边不再有店铺和摊贩，取而代之的是成片的铁皮屋和垃圾堆——垃圾山一望无际，拾荒者站在垃圾堆顶上，用棍子翻找着什么。黑烟从垃圾堆深处冒出来，像大地自己在燃烧。
“老板，”姆巴又敲了敲铁皮，“再开十分钟。诊所在那棵芒果树后面。”
陈建国看见了那棵芒果树——巨大的树冠从垃圾堆后面伸出来，深绿色的叶子在晨光里泛着油光，树下停着一排摩托车。芒果树的树干上拴着一块白布，上面用油漆写着歪歪扭扭的英文：“CLINIC”。
他把车停在芒果树下。
姆巴跳下车斗，把塑料椅搬下来，放在地上。陈建国下车，从车斗里搬出纸箱。诊所没有门，只是一间铁皮棚子，里面摆着四张铁架床，床上铺着发黑的草席。一个穿白大褂的中年男人坐在最里面那张床旁边，手里拿着一本破旧的登记簿。
三张床空着。最里面那张床上躺着一个人，盖着一块灰色的布。
姆巴抱着塑料椅走进去。陈建国抱着纸箱跟在后面。铁皮棚子里闷热，空气里混着消毒水和腐肉的味道。他看见床上那人的脸——阿米娜，十九岁，来自贝宁边境，无家人。她的脸很年轻，圆圆的，额头饱满，嘴唇干裂，闭着眼，呼吸很浅。左腿从膝盖以下打着石膏，石膏外面缠着纱布，纱布上渗着暗黄色的药水痕迹。
姆巴把塑料椅放在床边，坐下。
陈建国把纸箱放在地上。
穿白大褂的中年男人站起来，用约鲁巴语和姆巴说了几句话。姆巴点头，然后转向陈建国。
“他说，”姆巴翻译，“阿米娜的腿要三个月才能好。诊所不收钱，但药要自己买。消炎药、止痛药、接骨药，一个月要花五万奈拉。”
陈建国看了看阿米娜的腿。石膏很粗糙，应该是当地土法打的，表面凹凸不平。她的脚趾从石膏末端露出来，涂着紫色的指甲油，已经斑驳脱落。
“她醒过吗？”
姆巴问了医生。医生摇头。
“昨天醒过两次。喊疼。打了止痛针又睡了。”
陈建国蹲下来，打开纸箱。他把里面的东西一样一样拿出来，摆在床边的地上——油、月饼、饼干、水、奶粉、毛巾、肥皂、卫生纸、红糖。最后他把纸箱翻过来，倒出压在底部的几样东西——充电台灯、一板电池、一条新毛巾。
姆巴看着地上那堆东西。
“老板，”他说，“太多了。”
陈建国没理他。他把台灯装好电池，按亮，放在阿米娜枕边。白色的光照在她脸上，映出额头上一层细密的汗珠。
阿米娜的眼皮动了一下。
陈建国退后一步。
阿米娜睁开眼。瞳孔先是散的，慢慢聚拢，落在天花板上，又移到姆巴脸上，最后停在陈建国脸上。她看了很久，嘴唇动了动，没发出声音。
姆巴凑过去，用约鲁巴语轻声说了句什么。
阿米娜的眼睛眨了眨。她转头看床边地上那一堆东西，看了很长时间。然后她转回头，看着陈建国，嘴唇又动了动。
这次陈建国听见了。
“老板，”她的英语比奇丁马更差，声音像砂纸刮过铁皮，“你……为什么？”
陈建国站在床边，看着她打着石膏的腿，看着她涂着紫色指甲油的脚趾，看着她枕边那盏亮着的白色台灯。
“你什么时候能上班，”他说，“就什么时候来。工资照发。”
姆巴翻译过去。阿米娜听完，闭上眼睛。她的眼皮在抖，睫毛上沾着细碎的灰尘。过了一会儿，一滴泪从她眼角滑下来，顺着太阳穴淌进头发里。
她没擦。
陈建国也没动。
医生又说了句什么。姆巴站起来，走到陈建国身边。
“老板，”他低声说，“她说，她没有家。出院了不知道去哪。”
陈建国看着阿米娜。她闭着眼，泪还在流，嘴角却微微翘着，像是在笑，又像是在忍疼。
“姆巴，”陈建国说，“你认识的人里，有谁愿意收留她？”
姆巴想了想。
“奇丁马，”他说，“她家虽然小，但可以挤一挤。阿米娜可以帮她看孩子。”
陈建国点头。
“那就这么办。出院的时候，你安排。”
姆巴点头。他走到阿米娜床边，弯腰，用约鲁巴语轻声说了几句话。阿米娜睁开眼，看着姆巴，又看着陈建国，点了点头。
陈建国转身走出诊所。
外面，太阳已经升到芒果树顶。垃圾堆上的黑烟被晨风吹散，露出远处一片灰蓝色的潟湖。拾荒者还在垃圾堆上翻找，动作机械而熟练，像一群在废墟里耕种的农夫。
陈建国站在芒果树下，点了一根烟。
姆巴从诊所里出来，站在他旁边。
“老板，”姆巴说，“她让我问你一件事。”
“什么？”
“她说，你为什么给一个不认识的人这么多东西。”
陈建国抽了一口烟，吐出来。烟雾在芒果树的枝叶间散开，被晨光染成淡蓝色。
“你告诉她，”他说，“我是老板。员工受伤了，老板要管。”
姆巴看着他，沉默了一会儿。
“老板，”他说，“她不是员工。她只上过三天班。”
陈建国没说话。他低头看自己的鞋——沾满了红土，鞋带松了，露出里面磨破的袜子。他把烟叼在嘴里，弯腰系鞋带。系完左边系右边，系得很慢，很认真。
“三天也是员工。”他说，声音被烟堵得有些含混。
姆巴没再问。
陈建国系好鞋带，站起来，把烟掐灭，扔进芒果树下的一个空罐头盒里。他走到皮卡车旁边，拉开车门。
“走吧，”他说，“超市要开门了。”
姆巴把塑料椅搬回车上，把纸箱折好放在车斗角落。他跳上车斗，蹲在帆布上。陈建国发动车，掉头，沿着来时的土路往回开。
开出垃圾山区域的时候，姆巴又敲了敲驾驶室的铁皮。
“老板，”他的声音从后面传过来，“阿米娜的资料卡，紧急联系人一栏，还是空的。”
陈建国看着前方的土路。红土被太阳晒得发白，车轮碾过去扬起一片灰尘。
“你帮她填一个。”他说。
“填谁？”
陈建国沉默了一会儿。皮卡颠过一个深坑，车身弹起来，他的头撞上车顶，疼得他龇牙。
“填你。”他说。
姆巴没再敲铁皮。陈建国从后视镜里看了一眼——姆巴蹲在车斗里，一只手扶着纸箱，一只手攥着那条旧报纸，头低着，看不清表情。
皮卡开回主干道，汇入拉各斯汹涌的车流。黄色巴士在两边挤来挤去，摩托车从缝隙里钻过，喇叭声响成一片。陈建国把稳方向盘，眼睛盯着前面的路。
手机在口袋里震了一下。他单手掏出来，是妻子发来的消息。
“儿子今天问我，爸爸什么时候回来。”
陈建国看着这条消息。前面的巴士突然刹车，他猛踩一脚，皮卡往前冲了一下，手机脱手掉在副驾驶座上。
他没去捡。
后视镜里，姆巴还是蹲着。纸箱被颠得移了位，姆巴用膝盖重新顶住。他抬起头，正好和后视镜里的陈建国对上目光。
姆巴咧嘴笑了一下。
陈建国转开视线，看着前面的路。拉各斯的车流像一条不会干涸的河，他在河里，姆巴在车斗里，阿米娜在垃圾山后面的诊所里，奇丁马在贫民窟的煤油灯下，阿德巴约在码头搬货。
所有人都在移动。
所有人都在同一个太阳底下。
第五章 奥卢的修车铺
陈建国认识奥卢，比认识姆巴还早。
超市开业前一个月，陈建国刚租下这间铁皮屋，屋顶漏雨，后墙有裂缝，门锁是坏的。他找了个当地包工头，包工头又找了奥卢——一个跛腿老头，六十多岁，留着花白的络腮胡，工具袋里装着锤子、扳手、几根生锈的铁钉。
奥卢修了三天。他把屋顶的洞补好，后墙裂缝用水泥抹平，门锁换了新的。干完活那天，陈建国付了工钱，奥卢没走，站在后门口，看着那面刚抹好的墙。
“老板，”奥卢的英语比姆巴还差，但比奇丁马强，“以后有活，叫我。”
陈建国点头。
后来超市的货架松了、推车轮子坏了、冰柜不制冷了，都是奥卢来修。他修东西很慢，但修得很好，修完从不主动要钱，陈建国给多少他拿多少。有时候给多了，他会退回来一部分，说“这个活不值这么多”。
奥卢的修车铺在超市隔壁，两间铁皮棚子，门口堆着废旧轮胎和汽车零件，地上常年有一滩黑色的机油。他住在铺子后面，一张帆布床，一个煤油炉，一口铝锅。没有家人，没有紧急联系人。
中秋发礼物那天，陈建国看见奥卢站在超市后门口，远远地看着员工们排队领油和月饼。他没进来，只是站在自己的修车铺门口，拄着一根铁棍，花白的头发被风吹得乱七八糟。
陈建国当时没叫他。十二套礼物发完，姆巴提醒过他——“奥卢不是员工”。陈建国点头，把剩下的五套搬回仓库。
但那天晚上，陈建国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
他想起奥卢修屋顶那天——太阳很大，铁皮屋顶被晒得滚烫，奥卢脱了上衣，光着瘦骨嶙峋的上半身，趴在屋顶上，汗珠一颗一颗砸在铁皮上，发出轻微的“滋滋”声。修完下来，奥卢的背被铁皮烫出了几道红印，他穿衣服的时候龇了一下牙，但没吭声。
陈建国当时多给了他两千奈拉。奥卢接过去，数了数，退回来一千。
“老板，”他说，“明天我还来。门框松了。”
第二天他果然来了，把门框加固了一遍，没收钱。
这些事陈建国都记得。
第二天一早，他搬了一套礼物——一桶油、一盒月饼——走到隔壁修车铺。奥卢正蹲在地上补一条轮胎，满手黑乎乎的橡胶胶水，看见陈建国过来，站起来，在裤子上擦了擦手。
“老板。”
陈建国把油和月饼放在他面前的地上。
奥卢低头看了一会儿。
“我不是员工。”他说。
“我知道。”
“那为什么？”
陈建国站在修车铺门口，看着满地的轮胎和零件。晨光从铁皮棚子的缝隙里漏进来，照在一堆生锈的螺丝上，反射出细碎的光。
“你修过我的屋顶。”陈建国说。
奥卢没说话。他蹲下去，拿起那盒月饼，翻来覆去看了看，又放下。然后他拿起那桶油，拧开盖子，凑近闻了闻。
“葵花籽油。”他说。
“嗯。”
奥卢把盖子拧回去，站起来，看着陈建国。他的眼睛是浅褐色的，瞳孔周围有一圈更浅的纹路，像干涸的河床。
“老板，”他说，“我修过很多中国人的房子。你是第一个给我东西的。”
陈建国没接话。
奥卢弯腰，把油和月饼搬进修车铺里面，放在那张帆布床旁边。出来的时候，手里多了一样东西——一个铁皮盒子，扁扁的，锈迹斑斑。
“给你。”奥卢把铁皮盒子递过来。
陈建国接过去，打开。里面是一把钥匙——很旧，铜的，齿痕磨得发亮。
“这是什么钥匙？”
“我修车铺的。”奥卢说，“以前有个中国人，在这里修车。欠我三万奈拉，跑了。钥匙留下的。”
陈建国看着那把铜钥匙。
“你给我干什么？”
奥卢蹲下去，继续补那条轮胎。他的声音从膝盖和轮胎之间传出来，闷闷的。
“你拿着。以后你要是跑了，我也有你的东西。”
陈建国愣住。
奥卢抬起头，花白的络腮胡上沾着一块黑胶，嘴角翘了一下——很轻微，几乎看不出来。
“开玩笑。”他说。
陈建国把铁皮盒子合上，装进裤兜。
“我不会跑。”他说。
奥卢低头继续补轮胎，锤子敲在橡胶上，发出沉闷的“嘭嘭”声。
“我知道。”他说，“你给黑人发月饼。跑的人不发月饼。”
陈建国站在修车铺门口，看奥卢补轮胎。老头的手法很熟练，锤子起落之间，橡胶片和轮胎严丝合缝地贴在一起。补完一条，他翻过来检查内壁，又抹了一层胶水，然后放在一边晾着。
“奥卢，”陈建国开口，“你在这修了多少年车？”
奥卢想了想。
“二十三年。”
“之前呢？”
“之前修中国人的路。”奥卢用锤子指了指远处——拉各斯方向，“七十年代，中国工程队来修路。我给他们搬石头。一天两块钱。”
陈建国看着奥卢的手——粗糙、变形、指关节肿大得像核桃。这双手搬过石头、修过路、补过轮胎、修过他的屋顶。
“老板，”奥卢放下锤子，“你们中国人，为什么来这里？”
陈建国站在修车铺门口，看着外面的泥路。路上的水洼还没干透，映出早晨灰蓝色的天。远处，姆巴正从贫民窟方向走过来，裤兜鼓鼓囊囊，拖鞋拍打泥地的声音越来越近。
“赚钱。”陈建国说。
奥卢摇头。
“赚钱的人很多，”他说，“发月饼的人不多。”
陈建国没再说话。他转身走回超市，经过后门时，姆巴正好走到门口。
“老板，”姆巴说，“奇丁马今天来得早。奶粉快没了。”
陈建国点头。
“今天进货。”
他走进超市，拉开收银台抽屉。那把铜钥匙还在裤兜里，硌着大腿。他把铁皮盒子拿出来，打开，放在抽屉最里面，和那封信并排放着。
信上的血迹已经彻底干了，变成深褐色的一小片，像一片枯叶。铁皮盒子上的锈迹蹭在信封上，留下一点暗红色的粉末。
陈建国关上抽屉。
外面，姆巴开始搬货，奥卢的锤子继续敲在轮胎上，奇丁马在休息区给孩子冲奶粉，阿德巴约在码头扛包，阿米娜在诊所的草席上躺着，枕边那盏白色台灯还亮着。
所有人都在自己的位置上。
陈建国站在收银台后面，阳光从天窗照进来，落在他手上。掌心那道痂已经掉光了，只剩一道浅粉色的新肉，细细的，像一根线。
他攥了攥拳头。
新肉被扯了一下，有点紧。
他没有松开。
第六章 一罐奶粉的重量
陈建国进货回来的路上，皮卡碾过一个大坑，车厢里那箱奶粉滑出去，砸在车斗栏板上，纸箱裂开一道口子，两罐奶粉滚出来，在车斗里叮当乱撞。
他停下车，爬到车斗里捡。奶粉罐身上凹了一块，像被拳头砸过的铁皮。他拿在手里掂了掂，罐子没漏，粉还在。
回到超市，他把那两罐变形的奶粉放在收银台上，重新封好纸箱，搬进仓库。出来的时候，奇丁马正站在收银台前面，怀里抱着孩子，眼睛盯着那两罐凹进去的奶粉。
“老板，”她的英语还是那么硬，像石子砸铁皮，“这个，给我。”
陈建国看着她。
“罐子坏了，”他说，“卖不出去。但粉是好的。”
奇丁马点头。
“给我。”
陈建国把两罐奶粉推过去。奇丁马腾出一只手，把两罐都拿起来，转身走向休息区。她的动作很稳，一只手托孩子，一只手拿两罐奶粉，走路的时候肩膀微微往左歪——那是长期单手抱孩子落下的体态，脊柱在婴儿的重量下一点点弯成了弓。
陈建国看着她的背影。她的T恤领口松垮，露出一截后颈，皮肤上有一道很长的疤，从衣领延伸到头发里面，像一条干涸的暗红色河流。
他没问过那道疤怎么来的。姆巴也没提过。
奇丁马走到休息区的木桌前，把两罐奶粉放下，坐下来，撩起衣服喂奶。婴儿叼住奶头，吸得很急，发出“咕咚咕咚”的吞咽声。奇丁马低头看着孩子，一只手扶着乳房，另一只手轻轻拍着孩子的背。她的动作很轻，像在拍一件随时会碎的瓷器。
姆巴从仓库里搬货出来，经过休息区，看了一眼奇丁马，脚步慢了一拍。然后他继续走，把纸箱码在货架上，转身回来。
“老板，”姆巴走到收银台前，声音压得很低，“奇丁马今天早上没吃饭。”
陈建国抬头看他。
“她昨天也没吃。”姆巴补充。
陈建国从收银台后面的货架上拿了一包饼干，走过去放在休息区的木桌上。奇丁马抬头看了他一眼，没说话，也没碰那包饼干。
“吃。”陈建国说。
奇丁马的目光从陈建国脸上移开，落在饼干包装上。那是最便宜的当地饼干，木薯粉做的，硬得像石头，但管饱。她盯了几秒钟，腾出一只手，把饼干拿起来，用牙撕开包装，拿出一块塞进嘴里。嚼得很慢，像在嚼沙子。
陈建国转身走回收银台。
姆巴还站在那里，手里攥着一包方便面，没拆。
“老板，”姆巴说，“奇丁马的邻居昨天来找我。说奇丁马的大儿子在街上晕倒了，被人送到诊所。医生说是饿的。”
陈建国站在收银台后面，手指按在台面上那个油圈上。油圈已经很淡了，只剩下一个模糊的轮廓。
“她大儿子，”姆巴继续说，“六岁。每天早上出门，晚上回来，带什么吃什么。有时候什么都没有，就喝水。”
陈建国低头看着台面上的油圈。
“姆巴，”他说，“去把阿德巴约叫来。”
姆巴看了他一眼，把方便面往货架上一搁，转身走出去。
二十分钟后，阿德巴约站在收银台前面。他比姆巴高半个头，瘦得肩膀的骨头几乎要戳破T恤，锁骨窝里汪着一小片阴影。他的眼睛看着陈建国的下巴，不敢直视。
“你认识奇丁马家吗？”陈建国问。
阿德巴约点头。
“她大儿子在哪个诊所？”
阿德巴约用约鲁巴语说了个名字，陈建国没听懂。姆巴在旁边翻译：“圣心诊所。在奥卢的修车铺后面那条巷子里。”
陈建国从抽屉里拿了两万奈拉，放在收银台上。
“去诊所，”他说，“把钱交了。剩下的，买吃的。米、木薯、豆子，什么都行。搬到奇丁马家里。”
阿德巴约看着那两万奈拉，没动。
“老板，”他的声音很轻，轻得像风吹过纸片，“她不会要的。”
“谁要她要不要，”陈建国把奈拉往前推了推，“你拿去交医药费。剩下的给诊所，让他们买吃的给那个孩子。别给奇丁马。”
阿德巴约抬起头，看了陈建国一眼。
“明白？”陈建国问。
阿德巴约点头。他把奈拉拿起来，折好，塞进袜子里。然后转身走了，脚步很轻，拖鞋拍打地面的声音几乎听不见。
陈建国站在收银台后面，看着阿德巴约的背影消失在门口。姆巴靠在货架上，手里拿着那包方便面，这次拆开了，干嚼。
“老板，”姆巴嘴里含着面块，“你为什么让阿德巴约去？”
陈建国没回答。
姆巴嚼完面块，咽下去，又拿了一块塞进嘴里。
“因为阿德巴约欠你的？”姆巴说，“还是因为阿德巴约和奇丁马一样？”
陈建国走到货架前，开始整理奶粉区。新进的奶粉罐排成一排，他一个一个摆正，标签朝外，罐底对齐货架边缘。动作很慢，很机械。
“你话多了。”他说。
姆巴闭嘴。他把方便面袋子揉成团，扔进垃圾桶，然后走到后门口，蹲在台阶上，掏出那根旧报纸包着的木薯——不是昨天那块，是新的，包报纸的方式一样，旧报纸上沾着新鲜的泥。
他掰下一块木薯，没吃，拿在手里看。
陈建国整理完奶粉，走到后门口。姆巴抬头看他。
“老板，”姆巴说，“阿德巴约的弟弟妹妹今天又来了。在门口等着。你昨天说让他们来上班。”
陈建国往外看。后门外面的空地上，两个年轻小伙子和那个女孩蹲在墙根下，躲避着正午的日头。墙根有一小片阴影，三个人挤在一起，肩膀贴着肩膀。女孩怀里抱着一根木薯，没吃，抱着，像抱着一件宝贝。
陈建国转身回到仓库，搬出三箱货——方便面、饼干、瓶装水——放在后门口。
“姆巴，”他说，“教他们码货。今天开始算工资。”
姆巴站起来，把手里那块木薯塞进裤兜，拍了拍屁股上的灰，走到后门口，用约鲁巴语喊了一声。三个年轻人同时站起来，拖鞋踩在泥地上，啪嗒啪嗒跑过来。
陈建国站在仓库门口，看着姆巴给他们分货、教他们怎么码。阿德巴约的弟弟学得很快，第一箱码歪了，第二箱就直了。妹妹码得慢，但每箱都码得整整齐齐，还用手把纸箱边角抚平。
三个人干了半个小时，汗透了T恤。
陈建国从超市里拿了三瓶水出来，递给他们。阿德巴约的弟弟接过去，拧开就喝，喝了一半，把剩下的递给妹妹。妹妹接过去喝了一口，又递给最小的那个弟弟。三个人的嘴唇都干裂了，但谁也没把水喝完。
姆巴站在旁边看着，裤兜里的木薯露出一角。
陈建国回到收银台后面。手机响了，是妻子打来的。
“老公，”妻子的声音从听筒里传出来，背景是儿子在哭，“儿子学校要交补习费，两千块。我手里不够。”
陈建国攥着手机。
“什么时候交？”
“后天。”
他看了一眼抽屉。里面还有一沓奈拉，是这个月进货剩下的。按黑市汇率，两千人民币大约四十万奈拉。他手头不够。
“我想办法。”他说。
妻子沉默了一会儿。
“你在那边是不是又没钱了？”她的声音变了，尾音翘起来，像一根绷紧的弦，“你每次说‘想办法’就是没钱。陈建国，你走了快一年了，寄回来多少？我看看，上个月两万，上上个月一万五。你那边超市到底赚不赚钱？”
陈建国靠在货架上，看着天窗外面被云层遮住的太阳。日光灯在他头顶嗡嗡响，像一群困在铁皮里的苍蝇。
“赚钱。”他说。
“那钱呢？”
“进货了。”
妻子又沉默。然后她深吸一口气，声音压低了。
“陈建国，我跟你说实话。你妈上个月住院了，我没告诉你。冠心病，做了支架，花了六万多。医保报了一半，剩下三万多我找我妈借的。你妹妹垫了一万。这钱要还的。”
陈建国攥紧手机。
“什么时候的事？”
“九月十号。”
九月十号。中秋前一周。
他站在非洲的超市里，手机贴着耳朵，听着妻子用很平的声音说这件事。她的声音没什么起伏，像在念一份账单。但陈建国听得出来——她把“没告诉你”四个字咬得很重。
“我寄回去。”他说。
“你拿什么寄？”妻子的声音终于有了变化，像一根弦终于绷断了，“陈建国，你那边那个超市，你说赚钱，你说进货，你说等一等。我妈问我你什么时候回来，我说快了。儿子问我爸爸在哪，我说非洲。非洲在哪？非洲那么远，你当初为什么要去？”
陈建国没说话。他低头看着收银台上的油圈，那个模糊的轮廓在天窗漏下来的光里显得格外清晰。
“我挂了。”妻子说。
“等等。”
妻子没挂。
“告诉儿子，”陈建国说，“爸爸在非洲发月饼。给黑人小朋友发月饼。”
电话那头安静了一拍。然后妻子笑了一声——很短，像被什么东西卡住了喉咙。
“你连自己儿子都没月饼吃，”她说，“给黑人发月饼。”
电话挂了。
陈建国把手机放在收银台上。他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外面传来姆巴的歌声——约鲁巴语的调子，轻快、重复、像有人在用木棍敲铁皮。
他走出收银台，走到后门口。
姆巴正教阿德巴约的弟弟搬货。三个人站成一排，姆巴喊“一、二、三”，三个人同时弯腰搬箱，同时直腰转身，同时把箱子码到拖车上。动作越来越整齐，像一台新机器的齿轮开始咬合。
姆巴看见陈建国出来，咧嘴笑了一下。
“老板，他们学得快。”
陈建国看着那三个年轻人。最小的那个弟弟大概十五六岁，手腕细得像竹竿，搬一箱货要咬紧牙关。但他没停，跟着哥哥姐姐的节奏，一趟一趟搬。
“姆巴，”陈建国开口，嗓子发紧，“今天下班，每个人发两千奈拉。算今天的工钱。”
姆巴看着他，笑容收了一点。
“老板——”
“还有，”陈建国打断他，“你裤兜里那块木薯。拿回去给你女儿。”
姆巴把手伸进裤兜，摸出那块用报纸包着的木薯。报纸已经皱得不成样子，木薯被体温捂得微热。
“老板，”姆巴说，“你今天——”
“我没事。”
陈建国转身走回收银台，拉开抽屉。他把剩下的奈拉全数出来，数了两遍。不多不少，五万三千。交电费、水费、进货尾款，刚好够。但电费水费可以拖到下个月，进货尾款可以跟供货商商量。
他把五万装进一个信封，封好，放在一边。剩下三千，他放进抽屉。
然后他拿起手机，给妹妹发了条消息。
“妈住院的事我知道了。钱我过几天打回去。你先帮我垫着。”
妹妹秒回：“哥，你别急。妈没事了。你在那边注意身体。”
陈建国看着这行字。
然后他关掉手机，站起来，走到货架前，开始补货。一瓶一瓶码，一包一包摆，一箱一箱拆。动作很快，很用力。手指被纸箱边缘割了一下，他没停，血珠渗出来，抹在纸箱上，暗红的一小点，很快被干燥的纸板吸干。
姆巴走进来的时候，陈建国正蹲在地上补最底层的货架。姆巴站在旁边看了一会儿，没说话。然后他蹲下去，从另一头开始补。
两个人隔着货架，一个从左往右补，一个从右往左补。谁也没说话，只有纸箱摩擦货架的声音和偶尔响起的瓶罐碰撞声。
补到中间的时候，两个人的手在货架第三层碰上了。陈建国的手按着一罐奶粉，姆巴的手也按着那罐奶粉。两只手叠在一起——一只粗糙发黄，一只黝黑干裂。
姆巴没缩手。
陈建国也没缩。
货架第三层，两罐奶粉并排立着，标签朝外。一罐是雀巢，一罐是当地牌子。两个罐子隔着十公分的距离，稳稳地站在货架上。
“老板，”姆巴的声音从货架另一头传过来，“你妈妈的病，会好的。”
陈建国的手还按在奶粉罐上。
“你们中国人的月亮，”姆巴继续说，“和我妈妈的上帝，是一样的。都会看谁家没有饭吃。”
陈建国没说话。他把手从奶粉罐上拿开，继续补货。姆巴也把手拿开，继续补货。
货架一点一点被填满。空的纸箱堆在过道里，越来越高，像一堵墙，隔开了两个人。
补完货，陈建国站起来，膝盖发出一声脆响。他扶着货架，等那阵酸痛过去。姆巴从货架另一头绕过来，手里拿着一个空纸箱，折好，放在拖车上。
“老板，”姆巴站在收银台旁边，裤兜里那块木薯重新装了进去，报纸的一角露在外面，“明天是中秋。真正的月亮最圆的那天。”
陈建国看着他。
“你昨天说的。”姆巴说。
陈建国点头。他走到收银台后面，打开抽屉，把那封放了很久的信拿出来。信封上的血迹已经变成深褐色，木薯的泥土蹭上去，混合成一种说不清的颜色。他把信放在台面上，手指按着“陈建国亲启”五个字。
姆巴看着那封信。
“你老婆写的？”
陈建国没回答。他把信翻过来，背面空白。他从收银台的笔筒里抽了一支圆珠笔——国内带来的，晨光牌，一块钱一支——在信封背面写了一行字。
“中秋快乐。油和月饼收到了。”
然后他把信重新放回抽屉。
姆巴站在那里，看着陈建国把信放回去，关上抽屉。
“老板，”姆巴说，“你不寄回去？”
陈建国走到超市门口，看着外面的天。太阳往西斜了，铁皮屋顶的影子拉长，盖住了后门外的空地。阿德巴约的弟弟妹妹还在搬货，最小的那个弟弟坐在拖车旁边，大口喘气，T恤后背湿透了。
“明天寄。”陈建国说。
姆巴走到他旁边，也看着外面。两个人并排站在门口，肩膀之间隔着一拳的距离。
“老板，”姆巴说，“明天晚上，月亮出来的时候，你叫上我们。我们一起看。”
陈建国转头看他。
“我们黑人不过中秋，”姆巴咧嘴笑了一下，“但我们知道月亮。月亮出来的时候，我妈妈会让我们对着月亮说想说的话。她说不说，月亮也会带到。”
陈建国看着姆巴的侧脸——瘦削、黝黑、颧骨很高，眼窝很深。黄昏的光斜着打过来，在他脸上刻出两道清晰的阴影。
“好。”陈建国说。
姆巴点头。他转身走进超市，开始收拾工具。阿德巴约的弟弟妹妹也进来了，跟在姆巴后面，把拖车上的空纸箱搬进仓库。
陈建国站在门口，手机在口袋里又震了一下。他掏出来看，是妹妹发来的照片——母亲坐在病床上，穿着条纹病号服，对着镜头笑。嘴唇很白，但眼睛亮着。
照片下面一行字：“哥，妈说让你别担心。她说你小时候最爱吃双黄莲蓉，她给你留了一块，等你回来。”
陈建国把照片放大，看母亲的脸。母亲瘦了很多，颧骨突出来，但笑容没变——嘴角往右歪一点，露出两颗门牙，和他记忆里一模一样。
他把手机装回口袋。
然后他走到仓库门口，对姆巴说：“明天，把奥卢也叫上。修车铺的老头。”
姆巴从仓库里探出头，手里抱着一摞空纸箱。
“奥卢？”
“嗯。”
姆巴想了想，点头。
“好。他一个人。叫他。”
陈建国转身回到收银台。天窗的光已经变成暖黄色，照在台面上那个油圈上。油圈几乎看不见了，只剩一个淡得不能再淡的轮廓，像一枚褪色的印章。
他伸手摸了摸那个轮廓。
然后他拉开抽屉，看了一眼那封信。信封背面那行字被天窗的光照得发亮。
“中秋快乐。油和月饼收到了。”
他关上抽屉。
外面，姆巴的歌声又响起来。这次阿德巴约的妹妹也跟着哼，调子不太准，但和姆巴的声音叠在一起，像两条河汇合。
陈建国靠在货架上，闭上眼睛。
他听见黄昏的风从铁皮屋顶的缝隙里钻进来，吹得空纸箱沙沙响。听见隔壁奥卢的锤子敲在轮胎上，一下，一下，节奏很慢。听见远处拉各斯的车流声，像一条永远不会干的河，在黄昏的光里流淌。
他睁开眼。
收银台上，那罐凹了铁皮的奶粉还放在那里。他走过去，拿起来，拧开盖子，闻了闻。奶粉的味道很淡，很干净，像某种被压缩过的、可以随时冲泡的希望。
他把盖子拧回去，放在货架最里面，和那些完好的奶粉罐摆在一起。
然后他走到后门口，对正在搬货的姆巴说：“明天，你去银行。帮我把钱寄回去。”
姆巴放下箱子，看着他。
“寄多少？”
“五万。”
姆巴在裤子上擦了擦手。
“老板，那是这个月的电费。”
“我知道。”
姆巴没再问。他把箱子搬进仓库，出来的时候手里多了一根粉笔。他蹲在后门口的水泥地上，用粉笔画了一轮月亮——很圆，很大，里面画了一只兔子，兔子旁边画了一棵树。
陈建国蹲下来看。
“这是什么？”
“月亮上的兔子。”姆巴说，“你昨天说的。嫦娥和兔子。”
陈建国看着地上那轮粉笔月亮。兔子画得歪歪扭扭，像一只长耳朵的狗。树画成了一团乱线。
“月亮上没有树。”陈建国说。
姆巴抬头看他，咧嘴笑。
“那是什么？”
陈建国想了想。
“桂花树。”
姆巴低头看自己画的那团乱线，然后用粉笔在旁边写了三个字母：“G-U-I”。
“桂花。”姆巴念出来，发音很怪，像嘴里含着一块石头。
陈建国蹲在那轮粉笔月亮前面，看了很久。
然后他站起来，走进超市，从货架上拿了一盒月饼——最后一盒，压箱底的样品，包装盒有点旧了——走出来，放在那轮粉笔月亮旁边。
姆巴看着月饼盒。
“老板——”
“明天晚上，”陈建国说，“月亮出来的时候，把这个分了。一人一块。”
姆巴看着地上那盒月饼，又看着陈建国。
“那你自己呢？”
陈建国没回答。他转身走进超市，把后门关上，拉下卷帘门。铁皮撞击的声音在黄昏里格外响。
姆巴还蹲在外面。陈建国从卷帘门的缝隙里看见姆巴把那盒月饼拿起来，抱在怀里，站起来，往贫民窟的方向走。走了几步，姆巴停住，回头看了一眼超市紧闭的门。
然后他继续走，身影消失在黄昏的红土路上。
陈建国站在黑暗的超市里，手按在卷帘门上。铁皮被太阳晒了一天，还残留着灼热的温度，掌心贴上去，像贴在一块巨大的、正在冷却的月饼上。
他松开手。
走到收银台后面，拉开抽屉。信还在，信封背面那行字在黑暗里看不见了。他摸到信封的边缘，把它拿出来，贴在胸口。
心跳透过信封传回来，一下，一下。
他松开手，把信放回去。
抽屉关上。
黑暗里，只有天窗漏进来最后一缕光，照在货架最高层那罐凹了铁皮的奶粉上。罐身上的凹痕在微弱的光线里投下一小片阴影，形状像一轮被咬了一口的月亮。
陈建国看着那轮“月亮”。
然后他躺到行军床上，闭上眼睛。
明天是中秋。
真正的月亮，最圆的那天。
第七章 月光下的水泥地
中秋那天，陈建国醒得很早。
天还没亮，铁皮屋顶上面透进来一层灰蓝色的光。他躺在行军床上，睁眼盯着天花板，听见外面有鸟叫——不知道是什么鸟，叫声很尖，一声接一声，像在敲一把小锤子。
他起床，穿上最干净的一件衬衫。蓝色，国内带来的，领口磨得起毛，但没破。他在收银台后面的小镜子里看了一眼自己——胡子长了，头发也长了，眼窝陷下去，颧骨突出来，像非洲旱季里饿瘦的牛。
他对着镜子刮胡子。剃须刀是当地买的，刀片钝了，刮得下巴生疼，留下一道细小的口子。他用手指抹掉血珠，没管。
然后他开门。
姆巴已经站在外面了。
他穿着一件干净的白色T恤，领口没松，下摆扎进裤腰里。拖鞋换了一双——两只颜色终于一样了，都是黑色的。裤兜还是鼓着的，不知道装了什么。
“老板，”姆巴说，“早。”
陈建国看着他。
“你几点来的？”
“五点半。”姆巴咧嘴笑，“睡不着。今天月亮节。”
陈建国没纠正他。他走到后门口，把卷帘门拉上去。铁皮哗啦啦响，在清晨的安静里格外刺耳。
姆巴跟着走进来，开始打扫。他把货架上的灰擦了一遍，把地上的纸箱碎片扫干净，把收银台后面的杂物归拢好。动作比平时快，也比平时仔细。
七点钟，阿德巴约来了。他穿着和姆巴一样的白T恤，显然是姆巴给的，领口还带着折痕。他身后跟着两个弟弟和妹妹。三个年轻人今天没穿平时那身破衣服，换上了干净的衣服——虽然也是旧的，但没有破洞。妹妹头上扎了一块花布，紫色和黄色相间，像一只停在头顶的蝴蝶。
七点半，奇丁马来了。她怀里的婴儿今天换了一块新布兜——也是紫色的，可能是姆巴从哪里弄来的。奇丁马把头发重新编过，贴着头皮编成一排排细辫子，额头上抹了一层薄薄的油，在晨光里发亮。
八点，奥卢来了。他修车铺今天没开门，卷帘门拉下来，上面挂了一块纸板，用约鲁巴语写着“休息”。老头穿了一件短袖衬衫，灰色的，扣子扣到最上面一颗，脚上是一双旧皮鞋，擦得发白。
陈建国站在收银台后面，看着这些人一个一个走进来。他们都没提中秋，没提月饼，没提月亮。但他们都知道。
上午照常营业。姆巴搬货，阿德巴约码货，奇丁马收银，奥卢在门口坐着，修理一把旧椅子。婴儿在奇丁马怀里睡着了，呼吸均匀，小脸在紫色布兜里露出来，像一朵从布缝里开出来的花。
中午吃饭的时候，陈建国从仓库里搬出那箱昨天从奥卢修车铺拿回来的东西——两箱瓶装水、一箱饼干、一箱方便面。他让姆巴把这些搬到后门外面的空地上。
“今天中午，”陈建国说，“一起吃。”
姆巴愣住了。
“老板？”
“搬出去。”陈建国重复。
姆巴叫上阿德巴约，两个人把四箱东西搬到后门外。陈建国从收银台后面拿出那盒样品月饼，放在最上面。然后他转身走进仓库，从角落里搬出那几套没发完的礼物——三桶油、三盒月饼——码在纸箱旁边。
姆巴站在旁边看着。
“老板，”他说，“这些是——”
“中秋，”陈建国说，“大家一起吃。”
后门外的空地上，没有桌子，没有椅子。所有人围成一圈，站着。姆巴把饼干和方便面拆开，分给每个人。阿德巴约的弟弟妹妹接过去，没吃，先看陈建国。
陈建国拆开一盒月饼，把四块独立包装的月饼拿出来，撕开。双黄莲蓉，油渗出来，在手指上亮晶晶的。他把一块掰成两半，一半递给姆巴，一半留给自己。
姆巴接过去，咬了一口。嚼了两下，他停住了。
“老板，”他说，“这个，太甜了。”
阿德巴约也咬了一口，表情皱成一团，但咽下去了。奇丁马小口小口地吃，每一口都嚼很久，像在数嘴里的莲蓉。奥卢把月饼拿在手里，翻来覆去看了看，然后一口塞进嘴里，嚼也不嚼，直接咽了。
“好吃。”奥卢说。声音很平，听不出是不是真心的。
陈建国自己咬了一口。莲蓉很甜，蛋黄很咸，和往年一样。
他嚼着月饼，看着这一圈人——姆巴、阿德巴约、两个弟弟、妹妹、奇丁马、婴儿、奥卢。加上他自己，十个人。十个人站在后门外的水泥地上，围着几箱水和饼干，人手一块月饼。
阳光从头顶直射下来，影子缩成脚底下一小团。水泥地被晒得发白，热气从地面蒸上来，混着月饼的油香和木薯粉的酸。
“老板，”姆巴吃完月饼，拍了拍手上的碎屑，“晚上月亮出来，我们还在这里。你说要一起看。”
陈建国点头。
“晚上。”他说。
下午照常干活。搬货、码货、收银、补货架。天气很热，太阳把铁皮屋顶晒得发烫，超市里面像蒸笼。电风扇吱吱呀呀转着，吹出来的风也是热的。
但没人喊累。
姆巴搬货的时候哼着歌。阿德巴约的弟弟跟着哼。妹妹偶尔加进去一个高音，像一只鸟从水面掠过。奇丁马收银的时候，怀里婴儿醒了，她喂了奶，孩子继续睡。
奥卢坐在门口修椅子，锤子敲钉子的声音很有节奏，一下，一下，像某种古老的计时器。
黄昏来得很快。
太阳从拉各斯方向沉下去，天边烧出一片橘红色的云。铁皮屋顶的影子拉长，盖住了后门外的空地。陈建国从收银台后面走出来，手里抱着那盒没吃完的样品月饼——还剩一块——和一瓶水。
姆巴已经在外面等着了。他蹲在那轮昨天画的粉笔月亮旁边，用手把模糊的线条重新描了一遍。兔子画得更歪了，桂花树像一团乱麻。
“老板，”姆巴抬头，“你看。”
陈建国蹲下来看。姆巴在粉笔月亮旁边多画了几个小人——十个小人，手拉手，围成一个圈。最小的那个小人还没小手指长，是婴儿。
“你画的？”
姆巴点头。
“十个人。”
陈建国看着那十个小人。圆圈画得不圆，小人的头有的方有的尖，但能认出是一个圈，手拉着手。
“姆巴，”陈建国说，“你的女儿呢？”
姆巴的表情变了一下。他把粉笔收起来，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灰。
“在家。她妈妈看着。”
“叫来。”陈建国说。
姆巴看着他。
“老板——”
“叫来。”陈建国又说了一遍。
姆巴犹豫了一秒，然后转身跑出去。他跑得很快，拖鞋拍打泥地的声音密集得像鼓点。陈建国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贫民窟的方向。
他蹲在粉笔月亮旁边等。天慢慢暗了，橘红色的云变成深紫色，紫色再变成灰色。第一颗星从灰蓝色的天幕里钻出来，很小，很淡，像一滴水银。
姆巴回来了。
他怀里抱着一个小女孩。女孩大约两岁，瘦瘦的，头上扎着几根稀疏的辫子，眼睛很大，黑亮得像两颗刚摘的葡萄。她穿着一件过大的T恤——姆巴的，下摆垂到膝盖——趴在姆巴肩膀上，怕生地看着陈建国。
姆巴身后还跟着一个年轻女人，皮肤黝黑，穿着花裙子，肚里怀着第二个孩子，腰身已经显了。她站在空地边缘，没走近。
“我老婆。”姆巴说。
陈建国点头。他走到那盒月饼前，打开，把最后一块拿出来，掰成两半。一半递给姆巴怀里的女孩，一半递给姆巴的老婆。
女孩接过去，闻了闻，咬了一小口。她的表情皱了一下，然后舒展开来，又咬了一大口。油沾在嘴角，亮晶晶的。
姆巴的老婆接过去，低头看着月饼，没吃。
“吃。”陈建国说。
她抬头看了他一眼，咬了一小口。然后她转身走到空地边缘，蹲下来，背对着人群，慢慢吃。
姆巴抱着女儿走到粉笔月亮旁边，蹲下来，指着地上那十个小人。
“看，”他用约鲁巴语说，“这是爸爸。这是妈妈。这是你。”
女孩低头看地上的粉笔小人，伸出手指戳了戳那个最小的。粉笔灰沾在她手指上，白的，像一小撮月亮上的土。
天彻底黑了。
拉各斯的灯火在远处亮起来，黄色、白色、偶尔一闪一闪的红色。头顶的星星越来越多，密密麻麻铺满天空。然后，在铁皮屋顶的上方，月亮升起来了。
很圆。
很大。
银白色的光从天边漫过来，照着铁皮屋顶，照着后门外的水泥地，照着地上的粉笔月亮和十个小人。陈建国站在空地中间，仰头看那轮月亮。非洲的月亮，和中国的月亮，确实一样圆。光也一样白，一样冷。
姆巴抱着女儿站起来，走到陈建国旁边。女孩趴在父亲肩头，眼睛盯着天上的月亮，嘴巴张开。
“老板，”姆巴的声音很轻，“月亮上真的有兔子吗？”
陈建国看着月亮上的暗影。小时候母亲告诉他，那是桂树，树下有兔子在捣药。他信了很多年，直到长大才知道那是月球表面的环形山和月海。
“有。”他说。
姆巴点头。
“中国人说兔子捣药，”陈建国继续说，“药是给人治病的。”
姆巴低头看怀里的女儿。女孩的嘴唇上还沾着月饼的油。
“我女儿前天生了病，”姆巴说，“发烧。今天好了。”
陈建国转头看他。
“所以你昨晚没睡？”
姆巴咧嘴笑了一下。
“她烧了一夜。我抱着她坐了一夜。今天早上她退烧了，我才来。”
陈建国看着女孩。她趴在父亲肩头，眼皮开始打架，嘴巴微微张着。月光照在她脸上，皮肤很黑，但有一层薄薄的光，像涂了一层油。
“姆巴，”陈建国开口，嗓子有点紧，“你昨晚应该告诉我。”
姆巴摇头。
“老板，你昨晚也在想你妈妈。”
陈建国没说话。两个人站在月光里，肩并肩，中间隔着一拳的距离。女孩在姆巴肩头睡着了，呼吸很轻。
空地边缘，姆巴的老婆蹲在地上，把那半块月饼吃完了。她站起来，拍了拍裙子上的灰，走到姆巴旁边，站在他身后半步的位置。她看了陈建国一眼，然后低头看地上的粉笔月亮。
“这个，”她用约鲁巴语说了句什么。姆巴翻译：“她说月亮画得不像。太圆了。”
陈建国蹲下来看那轮粉笔月亮。确实太圆了，姆巴用线绑着一根钉子画的，规规矩矩的圆，像用圆规画出来的。但天上的月亮不圆——仔细看，右下角缺了一小点，被地球的影子遮住了。
“是不像。”陈建国说。
姆巴的老婆又说了句什么。姆巴翻译：“她说，不圆才是真的。她说谢谢你给她月饼。”
陈建国站起来。姆巴的老婆已经转身走了，走到空地边缘，坐在一块石头上，双手放在隆起的肚子上，仰头看月亮。
姆巴抱着女儿，站在陈建国旁边。
“老板，”姆巴说，“你儿子多大了？”
“八岁。”
姆巴低头看怀里的女儿。
“等她八岁，”他说，“我送她去上学。学英语，学数学。学写约鲁巴语。”
陈建国看着姆巴的侧脸。月光下，姆巴的颧骨投出两道很深的阴影，眼窝里也有阴影，但他的眼睛亮着。
“老板，”姆巴转过头来，“你儿子以后，会来非洲吗？”
陈建国想起妻子发来的那张照片——儿子举着月饼站在掉漆的窗台前。想起视频里儿子说“爸爸，月饼好吃”。想起电话里妻子说“非洲那么远，你当初为什么要去”。
“会来的。”他说。
姆巴咧嘴笑了。
“那我等他。我女儿也等他。让他们一起看月亮。”
女孩在父亲肩头动了动，没醒。姆巴轻轻拍着她的背，动作和奇丁马拍婴儿一模一样——轻轻拍，节奏很慢，像在拍一件随时会碎的瓷器。
奥卢从超市里走出来，手里搬着那把修好的椅子。他把椅子放在粉笔月亮旁边，坐上去，从口袋里摸出一根烟点上。烟头在黑暗里一明一灭，像一只红色的萤火虫。
阿德巴约带着弟弟妹妹从后门出来。三个人站在月光里，仰头看天。妹妹头上的紫色花布在月光下泛着淡淡的银光。
奇丁马也出来了。她怀里的婴儿醒着，睁着黑亮的眼睛看月亮。奇丁马把婴儿举高了一点，让月光照在孩子脸上。孩子眨眨眼，没哭。
十一个人站在后门外的水泥地上，围成一个不圆的圈。中间是一轮粉笔画出来的月亮，月亮旁边是十个手拉手的小人。圈里面没有桌子，没有椅子，只有人。
陈建国站在圈里，抬头看月亮。银白色的光从天顶照下来，照着所有人。他看见姆巴女儿的睫毛在月光里颤动，看见奇丁马婴儿的瞳孔反射出小小的月亮，看见奥卢烟头上的红光，看见阿德巴约妹妹头上的紫色花布。
他低头看自己的手。掌心那道新肉在月光下泛着白，细细的一道，像一根线。
他攥了攥拳头。
然后他开口。
“中秋，”他用英语说，声音不高，但所有人都听见了，“在中国，是家人团聚的日子。今天，你们在这里。你们就是家人。”
姆巴翻译过去。约鲁巴语从姆巴嘴里淌出来，像一条河，漫过空地，漫过每个人的脚。
阿德巴约低下头。他的肩膀在抖，但没出声。
奇丁马把婴儿抱紧了些。
奥卢把烟掐灭，站起来，走到那轮粉笔月亮旁边，蹲下去，用粗糙的手指把粉笔线条重新描了一遍。
姆巴的女儿在父亲怀里睡着了。
月亮继续移动。从铁皮屋顶的左边移到右边，光的角度一点点变化，地上的影子一点点拉长。所有人都站在月光里，没人说话，没人动。
陈建国掏出手机，翻到妻子发来的那张照片。母亲坐在病床上对着镜头笑，嘴唇很白，但眼睛亮着。他把照片放大，看了很久。
然后他打了一行字。
“妈，中秋快乐。这边月亮很圆。等你好了，我接你来非洲看月亮。”
发出去。
他把手机装回口袋。
姆巴凑过来，看了一眼他的手机屏幕。
“老板，”姆巴说，“你妈妈？”
陈建国点头。
姆巴把手伸进裤兜，掏出一样东西——那块旧报纸包着的木薯。报纸已经烂得不成样子了，木薯被体温捂了整整一天，表面潮乎乎的。
“这个，”姆巴说，“给你。让你妈妈吃。”
陈建国看着那块木薯。
他伸手接过来。报纸在手里碎成几片，露出里面灰白色的木薯，粗粝、沉重、带着姆巴体温的余热。
“她吃不了这个。”陈建国说。
姆巴挠了挠头。
“那怎么办？”
陈建国把木薯拿在手里掂了掂。然后他走到奥卢旁边，蹲下来，把木薯放在那轮粉笔月亮中间。
“就放在这里，”他说，“给她看。”
姆巴站在旁边，低头看那轮粉笔月亮里面多出来的那块木薯。灰白色的根茎躺在白色粉笔线条中间，像一块从月亮上掉下来的陨石。
“老板，”姆巴说，“你妈妈能看见吗？”
陈建国抬头看月亮。银白色的光从头顶照下来，照在木薯上，照在粉笔小人的头上，照在十一个人的肩膀上。
“能。”他说。
姆巴点头。
然后他转身面对空地边缘的老婆，用约鲁巴语喊了一声。女人站起来，慢慢走过来，站在姆巴旁边。姆巴把怀里的女儿递给她，女人接过去，抱在胸前。女孩在母亲怀里翻了个身，继续睡。
姆巴腾出手，从裤兜里掏出最后一样东西——那根粉笔。他蹲下来，在十个粉笔小人旁边又画了一个小人。圆圆的头，短手短脚，画在姆巴自己那个粉笔小人的旁边。
“你妈妈。”姆巴说。
陈建国蹲下来看。那个新画的小人比其他的都大一点，头也圆一点。姆巴在它旁边画了一根线，代表拐杖。
“她腿不好，”姆巴说，“拄拐。”
陈建国看着那根粉笔线。母亲确实拄拐——冠心病住院之前，膝盖就不好了。她走路的姿势有点歪，右肩比左肩低，是多年拄拐落下的。
“姆巴，”陈建国说，嗓子紧得几乎说不出话，“你画多了。她还没来。”
姆巴抬起头，月光照在他脸上，映出眼窝里两点湿亮的光。
“会来的。”姆巴说。
陈建国蹲在那里，看着地上那轮粉笔月亮。十一个小人，手拉手，围成一个圈。中间是一块木薯和两个月牙形的粉笔印——姆巴刚才画错了，擦掉重画留下的痕迹。
他站起来。
月亮已经升到铁皮屋顶正上方，银白色的光从天窗照进超市里面，照在货架上，照在收银台上，照在那封躺在抽屉里的信上。
陈建国转身走进超市。
他走到收银台后面，拉开抽屉。信还在。信封背面的字被月光照得发亮。
“中秋快乐。油和月饼收到了。”
他把信拿出来，翻到正面。“陈建国亲启”五个字在月光下已经模糊得几乎看不清了。他用拇指摸着那五个字的轮廓，一点一点，像在读一行盲文。
然后他把信翻过来，在背面那行字下面又写了一行。
“妈，今天发月饼了。十一个人。姆巴画了你的像。等你来。”
他把信放回抽屉。
关上。
外面，姆巴的歌声又响起来。这次不止他一个人——阿德巴约的妹妹跟着唱，奇丁马轻轻哼着，奥卢用锤子敲椅子腿打拍子。十一个人站在月光里，围着那轮粉笔月亮和一块木薯。
陈建国走到门口，站在月光里。
月亮很圆。银白色的光从天顶倾泻下来，照在所有人身上。
他抬头看了很久。
然后他掏出手机，翻到妻子发来的那张照片。母亲坐在病床上对着镜头笑。他把照片举起来，对着月亮。
“妈，”他说，“你看。一样的。”
月光照在手机屏幕上，照在母亲的笑脸上。陈建国站在非洲的红土地上，站在十一个黑人中间，站在一轮粉笔画的月亮旁边，举着一个八十八块钱的双黄莲蓉月饼盒。
他站了很久。
然后他放下手机，转身面对姆巴和所有人。
“明年，”他说，“我老婆和儿子来。我们一起过。”
姆巴咧嘴笑了。
“好。”他说，“我再画一个月亮。画大一点。画十四个人。”
陈建国看着地上那轮粉笔月亮，看着月亮里面的木薯，看着十一个小人。
“好。”他说。
姆巴的女儿在母亲怀里醒了。她揉揉眼睛，从母亲肩头抬起头，看着月亮。然后她伸出手，指着天上那轮银白色的圆盘，用约鲁巴语说了句什么。
姆巴翻译：“她说，月亮上真的有兔子。”
陈建国看着女孩伸出的手指。细细的，黑黑的，指着天上。
“有。”他说。
女孩笑了一下，露出几颗小小的白牙。
然后她把头埋回母亲肩头，继续睡。
月光继续移动。从铁皮屋顶移开，照在空地上，照在粉笔月亮上，照在木薯上，照在陈建国的脚边。
他站在那里。
一动不动。
第八章 木薯与来信
中秋之后的第一个早晨，陈建国拆了那封信。
他也不知道为什么是那天早上。可能是月亮太圆了，圆得让他想起很多事情；也可能是姆巴那块木薯放在粉笔月亮里过了一夜，被露水打湿了报纸，露出里面灰白色的根茎；还可能是早上醒来的时候，他发现自己嘴角挂着笑——梦里母亲坐在超市门口，手里拿着双黄莲蓉月饼，对他说“你瘦了”。
反正他拆了。
信是三个月前写的。妻子的字迹，圆珠笔，写在从儿子作业本上撕下来的横格纸上。纸很薄，背面能看见儿子写了一半的拼音。妻子写得很满，一行接一行，没有分段。
陈建国坐在收银台后面，把信纸展开，一个字一个字读。
“建国：你走了半年了。儿子天天问你什么时候回来。我说爸爸在非洲赚钱，赚够了就回来。他问赚多少才够，我说不知道。他就哭了。我哄了很久才哄好。
你妈身体不太好。膝盖疼得厉害，走路要拄拐。我让她去医院看看，她不去，说浪费钱。你寄回来的钱我给她买了药，她骂了我一顿，说药太贵，让我退掉。我没退。她吃了，腿好了一点。
儿子期中考试考了第三名。老师在家长会上表扬他，说他聪明。他回来跟我说，爸爸要是来开家长会就好了。我没说话。
建国，你在那边到底怎么样？每次打电话你都说好。超市生意好，员工听话，吃得好睡得好。但你上个月只寄回来两万。两万够什么？儿子补习费一千五，房租一千二，水电煤气三百，你妈药费八百。我工资三千，加起来刚好够。存不下一分钱。
你走之前说去非洲开超市，一年能赚二十万。现在快一年了，你寄回来多少？我算了一下，不到五万。建国，我不是催你。我是怕。
我怕你在那边出事。怕你被骗。怕你生病没人管。怕你像隔壁老李一样，去了安哥拉三年，回来的时候钱没赚到，人瘦成一把骨头，老婆跟人跑了。
你每次打电话都说好。但我知道你不好。你声音里的那个‘好’字，我听了二十年，听得出真假。
我不怪你。你去非洲是为了这个家。但我想你回来。儿子也想你回来。你妈也想你回来。你妹妹说，哥在那边要是赚不到钱，就回来吧。家里挤一挤能住下。
建国，中秋节快到了。你那边能看见月亮吗？我买了月饼，双黄莲蓉，你最爱吃的。儿子吃了一块，说太甜了。我留了一块给你，放在冰箱里。你回来的时候可能坏了，但我留着。
你什么时候回来？
妻 秀兰
九月十日”
陈建国读完，把信纸折好，放回信封。
他坐在收银台后面，日光灯在头顶嗡嗡响。外面，姆巴的拖鞋声从远处传来，越来越近。
他把信封塞回抽屉，放在那封没寄出去的信旁边。两封信并排放着，一封三个月前，一封昨晚。
姆巴走进来，裤兜鼓着，脸上带着早晨的红土灰。
“老板，”他说，“今天卸货吗？”
“下午。”
姆巴点头，走到货架前开始整理。他经过收银台的时候，脚步慢了一拍，看了一眼陈建国的脸。
“老板，”姆巴说，“你哭了？”
陈建国摸了一下自己的脸。干的。
“没有。”
姆巴没再问。他走到奶粉区，把新到的奶粉罐一个一个摆正。摆到第三罐的时候，他停住了，转头看陈建国。
“老板，”他说，“你老婆的信？”
陈建国没回答。他站起来，走到仓库门口，开始搬今天要补的货。动作很快，很用力，纸箱在手里被捏出凹痕。
姆巴站在奶粉区，看着陈建国的背影。然后他转过身，继续摆奶粉罐。
中午吃饭的时候，陈建国坐在收银台后面吃方便面。干嚼，没泡。姆巴蹲在后门口，吃木薯。阿德巴约带着弟弟妹妹在仓库里吃饼干，奇丁马在休息区喂孩子，奥卢在隔壁修车铺，锤子声断断续续。
陈建国嚼着方便面，把抽屉里的信又拿出来读了一遍。读到“我怕你在那边出事”的时候，他停住了。手指按在那个“怕”字上，来回摩挲。
姆巴从后门口探进头来。
“老板，”他说，“阿德巴约说，他叔叔在码头认识一个人。中国人。在拉各斯开了二十年超市。上个月跑了。”
陈建国抬头。
“跑了？”
“嗯。欠了当地供应商三百万奈拉。一夜之间搬空了超市，坐船走了。供应商找不到人，把店砸了。”
姆巴走进来，站在收银台前面。
“老板，”他说，“你会跑吗？”
陈建国看着姆巴的眼睛。姆巴的目光很平静，像在问一件很普通的事。
“不会。”陈建国说。
姆巴点头。
“我知道。”他说，“你发月饼。”
他转身走了。
陈建国坐在收银台后面，看着姆巴的背影。然后他低头看手里的信，把最后几行又读了一遍。
“你什么时候回来？”
他把信折好，放回抽屉。然后他从收银台下面拿出一个空白信封——国内带来的，一直没用过——把妻子那封信装进去。他在信封正面写了妻子的地址，在背面写了“寄”。
然后他把信放在收银台上，站起来，走到后门口。
姆巴蹲在台阶上吃木薯，裤兜翻出来，空的。
“姆巴，”陈建国说，“帮我把这封信寄了。”
姆巴站起来，接过信。他翻来覆去看了看，装进裤兜。
“今天下午我去邮局。”
陈建国点头。他转身走进超市，开始整理货架。方便面、饼干、奶粉、油、盐、糖。一件一件摆，一盒一盒码。手指碰到纸箱、瓶罐、塑料包装，所有触感混在一起。
他摆到月饼区的时候停了一下。货架上还剩最后两盒样品月饼，包装盒旧了，标签褪色，摆在最底层。他拿了一盒，拆开，里面四块月饼，独立包装。他拿了一块，拆开包装纸，咬了一口。
莲蓉很甜。蛋黄很咸。
他嚼着月饼，继续整理货架。
下午卸货的时候，姆巴带着阿德巴约和两个弟弟搬货。妹妹在收银台后面学收银，奇丁马在旁边教她认数字。女孩学得很慢，手指在计算器上按来按去，偶尔抬头看陈建国一眼，又迅速低下。
陈建国站在门口，看着这一切。
奥卢从隔壁走过来，手里拿着一把新配的钥匙。他递给陈建国。
“后门的锁，”奥卢说，“换了。旧锁坏了。”
陈建国接过来，试了一下。很顺滑。
“多少钱？”
奥卢摇头。
“不要钱。锁是我捡的。配钥匙的手工费，算我送你的中秋礼物。”
陈建国看着奥卢。老头脸上没什么表情，灰白的络腮胡上沾着一小块机油。
“奥卢，”陈建国说，“你在这修了二十三年车。有没有想过回老家？”
奥卢想了想。
“老家在东部。没有亲人了。回去干什么？”
陈建国把钥匙装进裤兜，和那把铁皮盒子里的旧铜钥匙碰在一起，发出轻微的金属声。
“你就在这待着，”陈建国说，“超市隔壁。修车。修到我退休。”
奥卢看着他。
“你退休了回中国？”
陈建国看着远处的拉各斯天际线。铁皮屋顶和棕榈树之间，隐约能看见几栋高楼的轮廓，灰蒙蒙的，像海市蜃楼。
“回。”他说。
奥卢点头。
“那你走之前，把超市卖给我。”
陈建国转头看他。
奥卢咧开嘴笑了一下，露出几颗发黄的牙。
“开玩笑。”他说。
然后他转身走回修车铺，锤子声又响起来。
陈建国站在超市门口，手插在裤兜里，两把钥匙硌着掌心。他站了很久，看着夕阳从拉各斯方向沉下去，天边烧出一片橘红色的云。
姆巴从后面走过来，手里拿着一个纸包。
“老板，”他说，“信寄了。邮局说，到中国要三个星期。”
陈建国点头。
姆巴把纸包递过来。
“给你的。”
陈建国接过去。纸包用旧报纸裹着，和姆巴包木薯的报纸一样。他拆开，里面是一根木薯。比上次那根大，表面沾着新鲜的红土。
“我老婆让我带的，”姆巴说，“她说，你妈妈吃不了，你吃。”
陈建国看着那根木薯。粗粝、沉重、带着泥土的味道。
“姆巴，”他说，“你老婆的肚子多大了？”
姆巴咧嘴笑。
“七个月。是个男孩。医生说的。”
陈建国把木薯拿在手里掂了掂。
“叫什么名字？”
姆巴想了想。
“如果是男孩，”他说，“叫陈。”
陈建国愣住。
“为什么？”
姆巴挠了挠头。
“你发月饼。你儿子来非洲看月亮。我儿子叫陈，他们就是兄弟。”
陈建国看着姆巴的眼睛。黑亮的瞳孔里映出夕阳的橘红色光，像两团小小的火。
“姆巴，”他说，“你认真的？”
姆巴点头。
“认真的。”
陈建国低头看手里的木薯。
“你老婆同意？”
姆巴咧嘴笑。
“她说的。她说，中国老板给黑人发月饼，黑人孩子叫中国名字。公平。”
陈建国把木薯收进仓库，放在货架最上层那罐凹了铁皮的奶粉旁边。出来的时候，姆巴还站在后门口。
“姆巴，”陈建国说，“你儿子叫陈。但你要教他写。姓陈，名——”
他停了一下。
“名什么？”
姆巴看着他。
“你取。”陈建国说。
姆巴想了想。
“陈月亮。”他说。
陈建国愣了两秒。然后他笑了——很轻，嘴角往上翘了一下，几乎看不出来。但姆巴看见了。
“老板，”姆巴说，“你笑了。”
陈建国收起笑容。
“陈月亮，”他重复了一遍，“太奇怪了。叫陈秋吧。”
姆巴念了两遍：“陈秋。陈秋。什么意思？”
“秋天的月亮。”陈建国说。
姆巴想了想，点头。
“好。陈秋。”
他转身走了。拖鞋拍打泥地的声音渐渐远去。陈建国站在后门口，看着姆巴的背影消失在黄昏里。
他回到收银台后面，拉开抽屉。两封信都寄走了，抽屉里空出来一大块。只剩下那把旧铜钥匙和铁皮盒子，还有一沓奈拉。
他把铁皮盒子拿出来，打开。铜钥匙躺在里面，齿痕磨得发亮。他拿起来，对着天窗的光看了看。钥匙柄上刻着几个模糊的英文字母，已经辨认不出了。
他把钥匙放回去，关上盒子。
然后他站起来，走到货架前，把那盒拆开的样品月饼收起来。四块月饼还剩三块，他用包装纸重新包好，放进一个空纸箱，搁在收银台下面。
明天还要开门。
明天还有货要卸。
明天姆巴还会来，奇丁马还会来，阿德巴约还会来，奥卢还会在隔壁敲锤子。
陈建国把收银台收拾干净，关上灯，走到仓库角落的行军床前。他躺下去，闭上眼睛。
外面，月亮升起来了。银白色的光从天窗照进来，照在货架最高层那根木薯上，照在凹了铁皮的奶粉罐上，照在收银台抽屉上。
陈建国翻了个身，面朝墙壁。
梦里，母亲坐在超市门口，手里拿着双黄莲蓉月饼。姆巴在旁边画月亮，画了十四个人。阿德巴约的妹妹头上扎着紫色花布，奇丁马的婴儿在月光里笑。奥卢的锤子敲在地上，一下，一下。
他走过去，坐在母亲旁边。
母亲把月饼递给他，说：“吃。”
他咬了一口。
莲蓉很甜。蛋黄很咸。
和往年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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