腊月二十八下午四点零七分，手机在工位上震了一下。
我低头看了一眼，银行短信，余额多了6800。
隔壁工位周健的手机几乎同时响了，他瞄了一眼屏幕，喉结上下滚了滚，把手机翻了个面扣在桌上，端起茶杯去了茶水间。
他的杯子里还有半杯水，没喝完。
财务室的小刘后来在走廊拐角悄悄跟我说了一个数，我听完点了点头，没吭声。
那天晚上回家，妻子问我今年年终奖怎么样，我说还行。
半夜我睡不着，爬起来翻手机通讯录，从第一个客户开始往下划，划到最后一个，天已经蒙蒙亮了。
我的劳动合同还有五个月到期，张永宁一次都没提过续约的事。
他更不知道，有些事我已经悄悄做了三年。
01
短信来的时候，我正在核对春节前最后一批出团计划。
手机屏幕亮了一下，我扫了一眼，尾号四个8的银行卡到账6800元，备注栏写着“年终奖金”。
我盯着那个数字看了大概三秒钟，然后把手机翻过去扣在桌上，继续看电脑上的行程单。
隔壁工位传来周健手机“叮”的一声。
我没抬头，但余光扫到了他的动作。
他拿起手机，瞄了一眼，嘴角往上挑了一下，又迅速压下去。
他端起茶杯站起来，从我身后绕过去，脚步比平时快。
“孙哥，喝茶去不去？”他路过时问了一句。
“不去了，这批团单还没核完。”
他哦了一声，走了。
茶水间在走廊尽头，和财务室挨着。我起身去复印机拿材料的时候，正好看见小刘从财务室出来。她看见我，脚步顿了一下，眼神有点躲闪。
“孙哥，那个……”她手里攥着一沓报表，指节发白。
“怎么了？”
“没事没事。”她摇摇头，快步走了。
我回到工位继续核单子，心里隐隐约约有个猜测，但没往下想。有些事，知道了又能怎样呢。
下午的全员大会上，张永宁端着保温杯站在前面，先说了一通今年旅游市场大环境不好，又说了公司能保住基本盘已经很不容易。
最后他清了清嗓子：“年终奖已经打到各位卡上了，大家多体谅，明年会更好。”
我坐在倒数第二排，旁边是客服部的小李。她凑过来压低声音：“孙哥，你多少？”
我笑了笑，没接话。
“我只有四千二。”她撇了撇嘴，声音更低了，“听说周健拿了二十多万。”
这句话像根针扎了一下。
我面上没什么表情，但手里转着的笔停住了。
二十三万，我干了十二年，他来了两年半。
我手上的客户占公司营收六成以上，他每天干的事就是打电话念宣传册，念完被客户挂断，再打下一个。
我没找张永宁理论。下班时在电梯里碰见他，他还拍了拍我肩膀：“老孙，今年辛苦了。”
“应该的。”
电梯门开，他往地下车库走，我往公交站走。
到家快七点，董玉娥在厨房炒菜，油烟机嗡嗡响。她听见开门声，头也没回：“回来了？洗手吃饭。”
我换了鞋，坐到沙发上。茶几上放着儿子的期末成绩单，数学九十二，语文八十八，班级排名十一。我看了半天，把成绩单折好放回原处。
“今天发年终奖了？”董玉娥端着菜出来，一盘青椒炒肉，一盘醋溜白菜。
“嗯。”
“多少？”
“还行。”
她把围裙解下来搭在椅背上，看了我一眼。她太了解我了，我但凡说“还行”，那就是不怎么样。
“到底多少？”
“六千八。”
她盛饭的手停了一下，随即又继续盛。“周健呢？”
“不知道。”
“你不知道？”
“听说二十多万。”
她把碗放到我面前，筷子往桌上一拍。“孙海，你跟我说实话，你心里到底怎么想的？”
我没接话，低头扒了一口饭。青椒炒肉咸了，她平时放盐没这么重。
“你不吵不闹，人家当你傻子。”她坐到对面，自己那碗饭没动，“你在远达干了十二年，客户哪个不是冲你来的？张永宁他心里没数？”
“他有数。”
“有数还这么对你？”
我放下筷子。“玉娥，吵有用吗？吵完呢？他补我二十万？不可能的事。闹一场然后灰溜溜走人，犯不上。”
“那你打算怎么办？”
“让我想想。”
那顿饭吃了很久，菜凉了，谁也没再说话。儿子从房间里出来倒水，感觉气氛不对，又缩回去了。
夜里我翻来覆去睡不着。董玉娥呼吸均匀，大概已经睡了。我轻手轻脚爬起来，摸黑坐到客厅沙发上，把手机通讯录打开。
A字母下面，安总，退休前是市建设局的，跟我走了六趟长线，去年他老伴做心脏搭桥，我托人找的专家。
B字母下面，毕老师，中学退休教师，每年暑假带孙子出去玩，只认我安排的团。
C字母下面，陈医生，市医院的，三年前他儿子考大学，我帮着参谋过志愿……
我往下划，一个名字一个名字地看。
这些号码在我手机里存了最少的三年，最长的十年。
有些客户我甚至没在公司系统里录入完整信息，他们的私人号码只存在我这部手机上。
划到最后一个，天已经蒙蒙亮了。窗外传来环卫车的声音，楼下有人遛狗，狗叫了两声。我关了手机屏幕，回卧室躺下。
董玉娥翻了个身，迷迷糊糊问：“几点了？”
“还早，你睡。”
她没再问。
五个月。我的劳动合同还有五个月到期。张永宁不提续约的事，我也不问。有些账，得慢慢算。
02
远达旅游在市中心一栋老写字楼的七层，办公室不算大，加上我一共十六个人。
客户部就我和周健两个主管，说是主管，他管的是张永宁交办的那些“重要客户”——基本都是关系户，团费打折，要求不少，利润薄得跟纸一样。
真正撑起公司业绩的，是我手上那一百多位主客。
这些人大多六十往上，退休干部、退休教师、企业主，也有几个是子女在外地、自己找伴儿出去玩的空巢老人。
他们有个共同点：不差钱，但怕麻烦，更怕跟了不靠谱的人。
一旦信任了一个人，就懒得换。
肖德顺是里头最典型的一个。
老爷子六十八，退休前在区里某个局当副局长，说话直来直去，脾气倔。
他第一次跟我团是十年前，去张家界，那时候我还在业务部当小业务员，全程帮他把行李从大巴搬上搬下，又给他老伴拍了三百多张照片。
回来之后他就认准了我。
那天上午他打电话来，说春节想去海南。
“孙海啊，我看了几家，差不多的行程有的报三千八有的报五千二，你给我报个实价。”
“肖叔，您几个人？”
“六个，我老战友两口子，加上我弟弟弟妹。”
“六个人的话，我给您安排个独立小团，不拼大团，住海边那家酒店，您上次住过的，觉得怎么样？”
“行，你安排就行，不用发合同了，到时候我直接转钱给你。”
挂了电话，我在笔记本上记了一笔。
这本笔记本是我私人的，巴掌大，黑色封皮，用了快三年。
上面密密麻麻记着每个客户的偏好、忌讳、家里几口人、孩子在哪工作、身体有什么毛病。
肖德顺腰椎不好，不能睡软床，酒店要备注硬板床。他老伴不吃海鲜，团餐要单独安排。他弟弟耳背，上车要坐前排。
这些东西，公司系统里一个字都没有。
下午黄鹤轩来找我。
他是三个月前张永宁招进来的，二十出头，做事倒还踏实，就是太嫩。
张永宁让他先跟着我学，实际上是准备接我手上的部分客户。
“孙哥，卢阿姨那个欧洲团，张总让我试试跟一下。”他站在我工位旁边，手里拿着个新笔记本。
“行，你先给她打个电话，问问她今年想走哪条线。”
他当着我的面拨了电话，开了免提。
“喂，卢阿姨您好，我是远达旅游的小黄，孙哥的同事……”
“小孙呢？”卢惠英的声音从免提里传出来，干脆利落。
“孙哥在忙，张总安排我……”
“你让小孙给我回个电话。”嘟的一声，挂了。
黄鹤轩举着手机，愣在那儿，耳朵有点红。
“没事，”我站起来拍拍他肩膀，“她认生，我回头跟她说一声。”
“孙哥，我是不是哪里说错了？”
“没有，她就这样。”
其实卢惠英不是认生。
她女儿三年前结婚，订的酒店临时出了岔子，婚宴差点办不成。
是我托了三个朋友，两天之内给她协调了另一家更好的。
从那以后她逢人就说，孙海办事，她放心。
这些事情，公司不知道，周健不知道，张永宁也不知道。他们以为客户留在远达，是因为公司牌子响、渠道广、资源多。
周健那边又是另一番景象。
他每天打几十通电话，拿着公司印的宣传单页，对着上面的行程念。
客户问一句他答一句，问多了就支支吾吾，说“我帮您问一下”。
那天下午我听见他在电话里跟客户解释欧洲签证材料，讲了半天，对方越听越糊涂，最后说“算了，我再考虑考虑”。
挂了电话他骂了句脏话，声音不大，但我听见了。
我没说话，继续核我的团单。
下班前董玉娥发了条微信过来：“今天儿子说想报个寒假补习班，两千四。”
我回：“报吧。”
她又回：“你年终奖才六千八，报完还剩多少？”
我盯着屏幕看了半天，打了几个字：“我心里有数。”
发送之后，我把手机放进口袋。
窗外天已经黑了，写字楼对面的商场亮起了过年的彩灯，红红绿绿，映在玻璃上。
办公室里人走得差不多了，只有周健还在，他坐在工位上刷手机，偶尔笑一声。
我关了电脑，把那本黑色笔记本塞进公文包最里层。
03
腊月二十九，公司提前放了假。张永宁在群里发了个红包，我点开，六块二。周健抢了十八块八，在群里发了个“谢谢老板”的表情包。
我没回消息，把手机扔沙发上，开始收拾屋子。
董玉娥在阳台上晾衣服，突然喊我：“孙海，你过来看看。”
我走过去，她指着楼下。
小区门口停着一辆黑色轿车，周健从驾驶座下来，绕到副驾驶开门。
张永宁从车上下来，拍了拍周健的肩，两个人一前一后进了小区对面的饭店。
“那不是你领导吗？”董玉娥把衣架挂好。
“周健买车了？”
“二十多万的奖金，买辆车够了。”她的语气不咸不淡，但我知道她心里不痛快。
我没接话，回屋继续拖地。
晚上儿子去同学家玩了，家里就我们俩。董玉娥坐在沙发上看电视，我在旁边翻手机。她忽然开口：“你合同的事，到底怎么打算的？”
“什么怎么打算？”
“别跟我装。你合同五月份到期，张永宁提都没提过。他什么意思？”
“可能忘了。”
“孙海。”她把电视静音了，转过身正对着我，“你跟我说实话，你是不是已经想好了？”
我看着她的眼睛。结婚十九年，她太了解我了。我这人不爱说话，但心里从来不糊涂。她也一样，嘴上急，心里比谁都清楚。
“玉娥，我问你一件事。”
“你说。”
“你觉得那些客户，是冲远达的牌子来的，还是冲我这个人来的？”
她想了想。“冲你。”
“为什么？”
“你实在。跟你出去，不用操心。谁家里有事你比人家孩子跑得还勤。去年肖叔住院，你去了三趟，张永宁去了吗？”
“没有。”
“那不就结了。”
我点了点头。“所以我没什么好急的。”
“你想单干？”
“还没想好。但有一点我想清楚了，我不会去吵年终奖的事。吵了，就是撕破脸。撕破脸，我就得立刻走人。现在走，时机不对。”
“那什么时候对？”
“合同到期。到期我不续，谁也说不出什么。”
董玉娥看了我半天，最后把电视关了。“行。你想好了就行。但是有一条，真到那天，你别心软。”
那天晚上我睡得比平时好。半夜醒了一次，听见外面下雪了。雪落在窗台上，簌簌的，很轻。我翻了个身，又睡着了。
大年初三，肖德顺给我打电话拜年。寒暄了几句，他忽然问：“小孙，你们公司是不是有个姓周的小伙子？”
“有，周健。”
“他给我打了好几次电话，说春节有优惠，让我直接找他报名。我说我找孙海，他说孙海休假了，他一样。”
“您怎么说的？”
“我说不一样。”肖德顺在电话那头笑了一声，“我说小周啊，我跟孙海十年了，他连我老伴吃什么药都知道，你知道吗？”
我也笑了。“肖叔，谢谢您。”
“谢什么。对了，我那几个老战友的海南团，你节后帮我弄一下。”
“好嘞。”
挂了电话，我把手机放在窗台上。
外面的雪还没化，白茫茫一片。
董玉娥带着儿子去走亲戚了，家里就我一个人。
我打开那个黑色笔记本，翻到最新一页，把肖德顺刚才说的话记了下来。
然后翻到前面，从第一页开始，一个名字一个名字地看。
三年前我开始做这件事的时候，并没有想得太远。
只是觉得客户把身家性命交给我，我就该记住他们的事。
后来慢慢发现，这些东西公司系统里没有，周健不知道，张永宁也不关心。
它们只在我脑子里，在这本笔记本里。
这大概就是我的底牌。
04
正月初八开工，张永宁挨个办公室转了一圈，发开工红包，每人两百。走到我工位时多停了两秒，拍了拍我肩膀，没说话。
我接过红包，说了句“谢谢张总”。
他走了之后，周健凑过来低声说：“孙哥，听说你年终奖的事，兄弟我心里也不得劲。要不我帮你跟张总说说？”
“不用。”
“你别客气啊，咱们谁跟谁。”
“真不用。”
他讪讪地走了。我继续整理节后第一批出团计划。
过了正月十五，公司业务慢慢恢复正常。黄鹤轩开始正式接手我名下的一部分客户，张永宁安排他跟我“学习对接”。我心里清楚，这是在做准备。
三月中旬的一天，张永宁把我叫到他办公室。
办公室不大，一张红木办公桌，后面墙上挂着“天道酬勤”的匾额。他泡了杯茶推到我面前，自己靠在椅背上。
“老孙，你来远达多少年了？”
“十二年了。”
“时间过得快啊。”他端起自己的保温杯抿了一口，“你今年四十五了吧？”
“有没有想过，以后怎么发展？”
我看着他，没说话。
“我是这么想的，”他把保温杯放下，双手交叉搁在桌上，“你这些年确实辛苦，客户也维护得好。但公司现在面临转型，需要更多年轻血液。我的意思是，你有没有考虑过，换个活法？比如内退，公司可以给一笔补偿金，数目好商量。”
我端起茶杯，茶有点烫，我吹了吹。“张总，我合同五月到期。”
“我知道，我知道。所以提前跟你商量嘛。”
“您直说吧，公司还续不续？”
他愣了一下，大概没想到我问得这么直接。“续肯定是想续的，但待遇方面可能要调整。你也知道，今年行情不好……”
“调整成什么样？”
“底薪可能降一点，提成比例也要重新算。毕竟现在获客成本高了，公司投入也大……”
“张总，我手上那些客户，获客成本是多少？”
他不说话了。
我放下茶杯。“您让我想想。”
“行，你慢慢想，不着急。”
出了他办公室，我在走廊站了一会儿。窗户开着，三月的风灌进来，带着楼下早餐铺的油烟味。我深吸了一口气，回工位继续干活。
当天晚上回家，我跟董玉娥坐在餐桌前算了一笔账。
房贷每月三千二，还剩八年。
儿子补习班加生活费每月两千。
家里日常开销一千五。
我的工资加提成，好的月份一万出头，差的月份七八千。
董玉娥在超市收银，每月三千。
“你要是失业了，存款能撑多久？”她问。
“满打满算，八个月。”
“八个月之后呢？”
“所以我得想清楚。”
她给我倒了杯水。“你那些客户，有多少人能跟着你走？”
“不好说。但最铁的那几个，应该没问题。”
“最铁的有几个？”
“肖德顺、卢惠英、陈医生、安总、毕老师……十个左右吧。其他人要看情况。”
“十个够吗？”
“不够。但十个能撑起一个摊子。”
董玉娥沉默了一会儿。“那就干。与其在这儿受窝囊气，不如自己闯。”
我看着她。灯光下她眼角有了细纹，头发里夹着几根白的。结婚这么多年，她跟着我没享过什么福，但从来没拖过后腿。
“你不怕赔了？”
“怕什么。大不了我多上几个班。你手艺在，人到哪儿都饿不死。”
我伸手握了握她的手。她的手粗糙，冬天裂口子，贴了创可贴。她抽回去，起身去洗碗。
那天夜里，我给一百多位客户发了拜年消息。
其实年早就过了，但我还是编了一条，前面是祝福的话，末尾加了一句：“不管以后在哪，您的事就是我的事。”
发完我盯着屏幕看了很久。一hundred零七个人，只有三个回复。
肖德顺回的是：“知道了。”
卢惠英回的是：“阿姨心里有数。”
还有一个是陈医生，他回了个微笑的表情。
我把手机放下，心里反而踏实了。三个人，够了。剩下的人，到时候自然会知道。
05
四月中旬，公司发了第一季度绩效。我的提成比去年同期少了将近四成，周健的倒是涨了不少。财务给的说法是“客户结构优化”，我听了没吭声。
四月二十号，我合同到期前十天。张永宁仍然没有找我谈续约的事。
黄鹤轩倒是来找过我几次，每次都是拿着客户名单问这问那。
我知道他为难，也不藏着掖着，能教的都教了。
有一次他问我：“孙哥，你是不是要走了？”
“你听谁说的？”
“没人说，我自己感觉的。”
“好好干你的。”
他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又咽回去了。
四月二十五号，我打印了离职申请单，填好，签上名字和日期，走到张永宁办公室门口。
门虚掩着，里面传来周健的声音：“舅，他合同马上到了，我看他那些客户我基本上都对接上了……”
我敲了敲门。
里面安静了一秒。“进来。”
我推门进去，周健坐在沙发上，看见我进来，脸上闪过一丝不自然。张永宁坐在桌后，手里转着笔。
“张总，这是我的离职申请。”
张永宁接过那张纸，看了几秒。“老孙，不再考虑考虑？”
“考虑好了。”
“那行，我签。”他拿起笔，签得很快，几乎没犹豫。“交接工作你跟周健对接一下，五天够不够？”
“三天就行。”
“好。”
我转身出门，周健跟在我后面出来。他在走廊里叫住我：“孙哥，那个……你的客户资料……”
“都在电脑里，我整理好发你。”
“不是，我是说那些私人号码……”
我回头看了他一眼。“私人号码，是客户的。他们愿意给你，自然会给你。”
他脸色变了变，没再说什么。
接下来三天，我把手头的工作逐一交接。
出团计划、合同归档、供应商对接，该给的全给了。
周健拿走了我整理好的客户名单，上面一百零七个名字，联系方式、出行偏好、消费记录，看着挺全。
他没注意到，名单上有七个号码是旧的。那七个客户三年前换过号，新号码只存在我手机和那本黑色笔记本里。
四月三十号，最后一天上班。
我把工位收拾干净，抽屉里的东西装了一个纸箱。
那盆养了六年的绿萝，叶子垂到了桌面以下，我小心地抱起来放进箱子最上面。
办公室里没人抬头。周健在打电话，声音很大。黄鹤轩坐在角落里，看了我一眼，又低下了头。
我抱着纸箱走到电梯口，按了下行键。电梯门开的时候，我回头看了一眼。七楼走廊尽头，“远达旅游”四个字的灯牌亮着，有一根灯管在闪。
电梯门关上。我给董玉娥发了条微信：“今晚想吃红烧肉。”
她秒回：“买了，等你。”
06
五月一号，劳动节。我在家睡了整整一上午，这是十二年来第一次。
接下来的日子比我想象的要平静。
早上送儿子上学，上午去菜市场买菜，下午看看书，偶尔去公园走走。
董玉娥怕我憋出毛病，让我没事去她超市帮帮忙，我去了两天，收银台站不惯，又回来了。
远达那边的事，我尽量不去想。但消息还是传过来了。
五月二十号，以前的同事小李给我打电话，说公司最近有点怪。
周健接了海南那个团，肖德顺那六个人的，结果出发前三天肖德顺突然退团了，说身体不舒服去不了。
周健打电话去问，肖德顺没说两句就挂了。
“孙哥，你说肖叔是不是真病了？”小李问。
“可能吧。”
五月二十五号，又一个电话。
这次是黄鹤轩，声音压得很低：“孙哥，卢阿姨今天来公司了，把欧洲团的定金退了。张总亲自出来留，卢阿姨说……”
“说什么？”
“说‘孙海不在，我不放心’。”
挂了电话，我坐在沙发上发了半天呆。窗外的梧桐树长满了叶子，风一吹哗哗响。
六月初，消息越来越密。
先是陈医生退了下半年的邮轮团，然后是安总取消了已经付款的云南行。
毕老师倒是没退，但打电话到公司问了好几次“孙海什么时候回来”。
周健开始手忙脚乱。小李说他在办公室打电话，一个接一个，有时候一天打几十通，接通了没说几句就被挂。张永宁的脸色一天比一天难看。
六月中旬的一天傍晚，张永宁给我打了第一个电话。
手机在茶几上震的时候，我正在厨房切土豆。屏幕上显示“张永宁”三个字，我看了几秒，没接。过了两分钟，又打来了，还是没接。
第三个电话是晚上九点多。董玉娥看了我一眼，我按了接听。
“老孙，忙不忙？”他的声音有点哑，像是刚开完会。
“最近怎么样？”
“挺好的。”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老孙，公司最近遇到点情况，客户那边……你那些老客户，好几个都退了。你看能不能帮忙问问？”
“张总，我已经离职了。”
“我知道我知道，就是帮个忙。你跟他们熟，打个电话的事。”
“行，我问问。”
挂了电话，董玉娥问谁打的。我说张永宁。她冷笑了一声，没再说话。
我没有打那个电话。
07
七月初，财务数据出来了。
小李偷偷拍了张照片发给我，是客户部六月份的经营报表。退团人数：四十三人。退单金额：两百七十多万。客户流失率：百分之五十一。
紧接着是七月中旬，又走了一批。
卢惠英不仅自己退了，还带走了她那个姐妹团，七个人。
肖德顺没退团，但他那个老战友群里的四个人全退了。
连锁反应比我想象的快。
到七月底，我原来那一百零七位主客，撤了六十三位。剩下的四十多人里，有一半在观望，只有少数几个还照常跟着远达走。
张永宁又打了几次电话，有时是白天，有时是晚上。
他的语气一次比一次软。
最开始说“帮个忙”，后来变成“公司可以给你补一笔钱”，再后来是“你回来，待遇好谈”。
我一直没松口。
七月的最后一个周五，张永宁约我见面。我说电话里说吧。他沉默了很久，最后说：“老孙，你说个数。只要你回来，什么都好说。”
“张总，不是钱的事。”
“那是什么事？”
“您还记得我年终奖多少吗？”
电话那头彻底安静了。过了好一会儿，他才开口，声音很轻：“老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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