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巴勒斯坦大游行地点为英国伦敦
一项于上周四发布的新的学术研究，研究了将以色列定性为“种族隔离国家”、将其称为“定居者殖民主义”或认定其犯有“种族灭绝罪”的相关指控，并对这些指控进行了法律与历史评估。
研究得出的结论是：“种族隔离罪与种族灭绝罪均无法成立，而‘定居者殖民主义’也不成立——即便最强有力的证据也不能证明”。
该论文由法国农业研究发展国际合作中心（CIRAD）高级研究员、国际问题专家菲利普·卡尔佩，以及印第安纳大学布卢明顿分校当代反犹主义研究所副教授金特·吉克利共同撰写，发表于社会科学研究网络（SSRN）。
一、研究承认以色列存在“种族主义”，但是无种族隔离
作者根据1973年《禁止并惩治种族隔离罪行国际公约》和《罗马规约》中关于种族隔离的法律定义。研究认为，尽管在“绿线”以内，“种族主义和实质性不平等依然存在”，但阿拉伯公民可以参加全国选举、向法院提起诉讼，并在议会中担任议员。
作者指出，将“种族隔离”标签套用于以色列，等于把民族国家内部的群体不平等，与当地并不存在的一种“依法强制实施种族隔离和政治排斥”的制度混为一谈。
这句话的意思是，在高中班级中，大部分同学不愿意与一小部分同学交往，并不等于对他们的歧视与隔离，因为他们可以正常上课，听讲以及发表言论，也可以竞选班干部，区别只是，这一部分同学并不受另一部分同学的待见，从而无法发挥更大的影响力。
就像任何一个国家内部都存在地域攻击，但是这只是种族主义，不等于种族隔离。
二、约旦河西岸是最有力的指控，但作者认为仍缺少关键意图
关于约旦河西岸，作者指出，长期占领、定居点建设以及不平等的行政管理安排，构成了相关指控“最有力的依据”。然而，研究认为，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相关方具有维持“系统性种族统治与压迫”所必需的目的或意图。
作者指出，约旦河西岸的行政区划分源自经过谈判达成的《奥斯陆协议》。
研究称，巴勒斯坦人不具备以色列公民身份，以及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行使部分管辖权，造就了现在的情况，这是民族—领土层面的原因。
三、“定居者殖民主义”框架无法完整解释犹太民族运动
在研究“定居者殖民主义”时，作者考察了以下三个阶段：
1、建国前犹太人的定居活动。
2、1947年至1949年的人口迁移。
3、1967年后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建设。
作者承认，这一框架有助于解释土地获取和定居点扩张的某些方面，但认为它无法说明：
1、犹太复国主义的民族性与难民属性。
2、犹太民族与该地区的历史联系。
3、缺少一个传统意义上或可与之功能对应的“宗主国”。
研究还指出，即使在约旦河西岸内部，领土策略以及关于撤离的谈判，也使得“持续、永久性吞并”的说法变得复杂。
此外，1948年战争后约有16万阿拉伯居民留在以色列境内并生存、融入社会，这也使得“以色列预先制定、全面清除原住民”这一指控难以成立。
四、对加沙状况的评估：尚不足以证明种族灭绝
在研究“种族灭绝”指控时，作者依据《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第二条，重点评估了以下两项内容：
蓄意制造旨在导致群体身体毁灭的生活条件。
意图阻止生育。
作者分析了以色列政府民政协调部门的有关数据。数据显示，通过陆路和海上运输进入加沙的63191辆卡车，共涉及至少1341904吨食品。这些数据与“限制食品进入旨在消灭加沙人口”这一指控不符。
对于2025年3月至5月援助暂停的问题，作者认为，援助暂停本身不足以证明存在消灭加沙人口的意图，更广泛的事实记录支持另一种推断，即相关限制服务于军事或作战目的。
五、关于生育与生殖机构的证据不能直接等同于种族灭绝意图
在考察加沙“巴斯玛”体外受精诊所被毁一事时，研究提到，联合国调查委员会认为，此次袭击使用了“大口径弹药，极有可能是以色列安全部队坦克发射的炮弹，并精确制导”。
但作者认为，摧毁诊所或破坏生殖材料，并不等同于意图阻止生育，更不能直接等同于意图使加沙人在身体或生物层面走向毁灭。
六、研究强调法律与历史判断的精确性
作者还分析了上述三项指控在公共讨论中如何相互结合。他们认为：
宽泛的定义与选择性证据，会使这三种指控彼此强化，转移举证责任，并模糊这些概念原本要区分的法律边界。
作者写道，当这些指控以“总体化”方式呈现时，它们“与其说是在描述具体的不当行为，不如说更像是污名化和否定以色列整体合法性的工具”。
卡尔佩和吉克利对《耶路撒冷邮报》表示：
“我们的结论以法律和历史的精确性为基础，同时也考虑到在公众讨论中日益增长的指控方式，以及人们对以色列和这场战争的理解。种族隔离罪和种族灭绝罪并非对特定行为的简单描述，而是具有特定构成要件的法律分类，包括关于目的或意图的要求”。
“定居者殖民主义则属于另一种历史比较框架。因此，我们逐项考察每一种指控，而不是让三个指控彼此强化”。
七、“不是用一种叙事取代另一种叙事”
两位作者补充说：
“根据相关法律与历史标准，我们的结论是，现有证据无法证明以色列实施了种族隔离或种族灭绝，而‘定居者殖民主义’也不足以作为概括犹太复国主义和以色列的总体定性”。
“但本文还关注另一问题：当这些概念脱离其限定条件，并被包装成相互强化的描述时会发生什么。它们可能不再区分具体行为、不同历史阶段以及不同法律问题，而是沦为一种更广泛、更总体化的叙事”。
卡尔佩和吉克利强调：
“我们更大的关切，不是用一种叙事取代另一种叙事，而是检验相关主张、支撑这些主张的证据，以及这些主张在当代话语中的互动方式”。
“分析上的逻辑至关重要——必须将法律结论、历史解释，以及道德或政治判断区分开来。只有这样，才能理解相关复杂现实，而不是将其简化为彼此对立的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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