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法库文史资料》第四集
法库县工商业联合会这个人民团体，是一九四八年法库解放后成立了。它比全国工商联成立的时间还早几年。在它之前，民国初期有商务会，伪满洲国以及国民党统治时期，敌来我去的“拉锯战”年代，始终存在这个组织。解放后的工商业联合会，在党的保护民族工商业政策指引下，一方面是工商业界的群众团体，为大家办事情，由民选的执委会推选出常务委员会、主任委员和副主任委员。另一方面由县政府派干部、组成办事机构，并受政府领导，办理开业许可证的发放、管理以及取缔非法户等等，对从业者实行教育和监督，同时也是常务委员会的工作班子。为着便于说明各个时期的不同史实，兹分述如下:
一、民国时期的商务会
法库是清代柳条边门之一。这个边关小镇在近代史上，因其交通和军事上的重要，因而远近闻名。在那以畜力车和木帆船为主要水陆交通工具的年代，从关内经沈阳往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去的车辆必经法库，成为沈阳的北大门。而辽河水上运输，途经三面船直下营口。法库的手工业和商业，在十九世纪中叶开始，逐渐发展起来。随着工商业者的增多，为了保护本行业的利益，便成立了商务会。它因为据有经济实力，在地方上举足轻重有很大影响，所以必须为当时的官方所利用，成为半官方的权力机构。尽管如此，法库县商务会，发挥行业之间的横向联系，对发展民族工商业，是起过一定的推动作用的。
法库早期的手工业，当推土法织布。拥织机者不下百余户，初则用木机，后来发展为铁轮机，生产力也有新发展。因为他们织出的全是白线布，相应有染房十三家，染工二百八十多人。染房有:广德彩、泉生彩等。机房公推黄起泰主持同业管理;染房业的勾景云曾被选为县商务会总理事。
在商业方面有京庄杂货、丝房，日用家具和粮油菜店。凡属较大企业大都是由河北省昌黎、滦县、乐亭等县迁来的。当时有同元庆、合兴号、万盛长、泰来泉、天合号、万得永、万庆丰、永胜公等店舗。药店有知名的和发昌、和发德、德泰和等，其中有的还向邻近县城和大集镇设分号。这些店铺的特点，在用人方面只用家乡(河北、河南或山西)人，而不用法库当地人。究其原因，一方面认为当地人亲友多，守家在地，有因私乱公之嫌;另一方面在业务、技术上保守。怕传给当地人学成之后排挤他们。当地人经营多是油坊、代店和小商贩。从其规模、资金、货源、经营管理和服务方式等看，都远远不如外地来此开办的店舖。所以竞争力是不强的。客观上，外地商人的涌入，对法库的商品经济的繁荣，有礼貌地接待顾客，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在当地人开设的工商业方面，如木匠铺分大车、小车子(畜力轿车)、农具和家具不同的作坊。还有白皮作坊、油坊、烧锅（酒厂)银匠舖、面舖、帽舖、鞋舖、靰鞡铺、成衣舖等等、饮食服务也具有相当规模。当时的桃山烧锅、宝和隆粮栈、元记油坊、阎小舖、王面舖、王篓、以及回民的石记油坊，都有一定规模，名嗓一时。由于法库工商业的兴起、使这偏僻的农业小县城也颇具市镇气氛。与之相适应，商务会的职权范围也与日俱增。
当时的地方政府、对工商业的繁荣与否，并不放在心上，而无止境地收征苛捐杂税却是他们的拿手好戏。他们利用“边门”这个法定无法逾越的关卡，在边门处设税捐局，那个比司法衙门还森严的机关，门前筑成粗壮的木栅栏，挂四面虎头牌，以示威严。门前摆四根半截黑半截红的大木棒，是“国法”无情的象征。有违法偷越边界或偷漏税行为，一经捉获，就要重惩重罚，口号是:打死勿论。不懂“规距”的过路行人，贫苦的小商小贩，经常受欺压，不少人屈死而无处申冤。如果工商业界发生了这类问题，少不了要商务会出面打点，帮助了税吏也取得了自身的利益。这也是工商经济无法大发展的桎梏。
因旧社会商务会是地方经济的总代表，所以它依附地方官很有政治势力。民国初年，商务会有“四大值年”制度，就是由最大的四家商店老板，轮流值年，管理当年地方上的一切大事。包括参与地方政府的各项政务活动。这个期间，“四大”曾私议在工商业界废除旧年制(春节)，改为新年制(阳历年)。不管其是否与改革旧习俗有关，对此不能不从当时的社会制度去观察。在资本家独裁的店铺或作坊里，绝大多数被雇佣的工人，处于无钱与无权、听任剥削和摆布的地位，生活待遇也处于极不平等的状况。上层少数当权者，可以“肉山酒海天天摆，山珍海味饨饨有”。根据当时生活水平，可谓穷奢极侈了。但是广大的雇佣者，却距之千里，相差悬殊。天天主食高粱米、副食也单调，长年不换样。至于改善生活，从规律讲他们说:“三包子、四饨面、二十四饨粳米饭”。指的是每年的五月节、八月节、腊月二十三各吃包子一顿;暑伏、立秋、五月十三、六月二十四各吃面条一钝;每月的初一、十五各吃粳米饭一钝。常年无假日，只有旧历年五月节、八月节和有的行业的“祖师爷"生日玩玩乐乐，吃上几顿饺子几顿席，这成为工商业界劳动者一年里仅有的幸福时间。如果将旧历年改过阳历年，照例由六天假改为一天假，这当然要苦了伙计、便宜了资本家。所以惹得群起反对，责骂首作庸者说:“宝和文轩，大有品三，小秃聚会，要改新年，养儿为盗，有女为娼”。(原系八句、有两句失传，开头的两句，前两个字是店名，后两个字是人名，即宝和隆的李文轩，大有店的刘品三)可见当时群众愤懑之情。
染房行业拥有雇工最多，将近三百人，他们为了对付业主，互相帮助，自动成立了“染匠行会”，是纯工人组成，凡是有资金股份，或无股份的资本家代理人，一律不准参加。当时工人的劳动报酬很低，远不能维持家庭的最低生活。所以他们经常集会，研究对策，必要的时候就进行罢工，逼迫资本家让步，而出面调解的都是商务会。一九二二年一次最大的冲突，全县染工都把行李搬到吉祥寺大殿去群居，以示抗争，也是由商务会出面调解，略给改善才恢复生产的。其他如烧锅的“糟腿”和纸坊的师傅们，更是具有全国性，是带有封建色彩的“行会”，时有劳资纠纷，成为商务会的一项烦难任务。
商务会雇用专人，负担夜间“打更”任务，作为当时钟表尚未普及的时代，对群众掌握时间起到有益的作用;武装商团，是商务会维持地方治安的自费武装组织。每年春节，商务会组织庆新春活动，组织龙灯、狮舞、旱船、高跷及秧歌队，当时丝房业的青年所组成的秧歌队人年轻，扮相俊俏，服装华丽，胜似闺门女姣。加之舞姿优美，是最引人入胜的文娱队伍。
以上的各项利弊，集中于旧商务会，形成它的历史形象。
二、东北论陷后的灾难岁月
一九三一年日寇入侵东北沦陷。人民开始过着国亡家破的苦难生活。国民经济处于敌人的严厉统制中，尤其是一九三八年实行经济统制后，窒息着工商业者的生机，每况愈下，直至衰颓。此时的商务会，从本质上看，它既不代表工商业者的利益，也不关心人民生活的需要。成为统制者的帮凶。虽然保留民主选举的理事会、但空有其名，实际掌权人是官派的理事长。办事人员的领头人，是官派的主事。一切活动，统由伪县公署的实业科掌握，管理则是警务科的经济警察，烟酒和后来的鸦片经营，由特设的专卖局管辖，主要的当权人都是日本官吏。
侵略战线的无限延长，使敌伪经济日趋崩溃。一九三八年以后，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日益紧张，在物资生产，供应和价格上便加强了统制，先后颁布了《原棉、棉制品统制法》、《重要特产物专管法》、《小麦及制粉业统制法》等等，工业原料和人民生活用品，都实行“配给制”。此时，商务会下设行业“组合”负责各种主要物资的配给工作。这就使行业的组合负责人及商务会的当权者，有隙可乘借手中的物资分配权，作为媚上取宠的资料，也是损公肥私的资本。工商业界都在“私通”上找出路，因而渐渐形成两极分化。有的发家致富，有的亏本倒闭。但最大的受害者，还是广大人民群众，花钱买不到实惠的东西，陷于穷苦交加的境地，而“呼天不应，叫地不灵”。当时商务会的会长，有合兴号的梁兴武、天兴德的王子章等人。官派的理事长最初是姓张的，后来是伪法库县县长的弟弟李永昌。主事有当过警佐的刘宗英、城厢警察署长于湘村的弟弟于凤翔。
“九三”胜利后，因国民党背信弃义，想独吞人民的胜利果实，勾结地方土匪，阻碍人民解放军的解放城镇，造成法库政局多变，敌来我去，七出八进。国民党军队不顾人民疾苦，施尽抢劫破坏之能事，闹得县城长时期不得安宁。此时的商务会，顺应形势，变为不分亲疏，送往迎来，谁来随待。当时对立的双方，也无法责怪它的“两面光”作风。因为当时行军的急需，只有取得工商业界的支持，而别无办法。后来曾一度成为国民党专用工具，在商务会内成立了“军民合作站”，强行勒索摊派，供国民党军的奢侈消费。解放军来了，它就转入地下。该站是人民群众最卑视的不光彩机构。它欺压人民群众，摧残地方经济。解放后，主谋者已受到人民政府的制裁。与之相反，直正代表工商业界意志的最后一任商务会长、是杨旭东和薛久。
三、解放后的空前繁荣
一九四八年春天，法库县获得彻底解放。解放区的物资通过贸易，开放市场，地方工商业得以复甦，新兴的小型工商业纷纷开业，有如雨后春笋。法库县工商业联合会，在县人民政府和城关区的具体领导下正式成立。首先召开业者大会，选举产生执委会、常委会和正副主任委员，他们都是夙负众望，热心公共事业的工商业者。同时政府派干部三名通讯员一名，行使国家对工商业者的管理、辅导和教育工作。当时的工商业联合会，集体会员包括“四大公司”，即百货、土产、粮食和煤建，以及各种手工业者，都向工商联缴纳会费。办公地址在韩廷襄院。
对工商业界调查登记
工商联成立后，与公安局行政科配合，各出一名专职干部，对全县工商业全面进行调查登记，有印制详细的登记表，填写两份，公安局与工商联各留一份。按家按户，亲身到店，目睹与询问，查验根据。自一九四八年第三季度开始，历经四、五个月时间，到同年十二月四日登完，依照营业性质划分五大类，共九百三十七户，从业人员二千零六十二名，总资金核地方流通券七十五亿六千九百四十一万元①。
登记结果，照解放前的二百八十九户，增加两倍多其中资金超过二千万元以上的六十九家。它们是油坊、印刷、酱园、旅店和个别商店。五大类是:商业三百八十九户包括棉布、杂货、文具、中西药、皮毛、海味、青菜、粮米、估衣手工业一百七十九户:包括薄铁、钟表、铁炉、印刷、刻字、纺织、靴鞋、大车修理、缝纫、编织，承揽业一百二十五户:包括饮食、旅店、理发、澡塘。照像、茶社和屠宰;加工业一百零八户包括染坊、米面、木铺皮革、铧炉;制造业一百零九户:包括油房、酱园、粉房、豆腐房、麻绳和纸房。另外，自由业中的个体医生、助产士二十七户不属于工商联范围。二十家旅店(包括代理店三家、旅馆五家、大车店十二家)，印刷四家、刻字七家、照相十家、茶社三家、澡塘两家，又属于特业，兼受公安局领导及批准开业。
分析当时开业户数增加的原因，第一在于业者相信党的政策，解除顾虑;第二是一家一户开的豆腐房和米面加工业;第三一些旧政权的小官吏，谋取生活出路而从业。
工商联的社会活动
工商联除了完成本身业务之外，凡是常委会的委员，都肩负一定的社会活动，协助人民政府工作。他们在工作中，都是不辞劳苦，不要报酬，勤勤恳恳，认真负责，带头完成各项任务。表现了进步的工商业者爱祖国、爱社会主义，拥护共产党的一片热枕。例如为了支援解放战争，在工商业界动员军鞋费时，通过交待政策，激发爱国热情，自愿捐助。每天设四个人专门接待、收款、记账和向银行存款，由早到晚足足忙了一周，效果较好，超过预想。
解放初期，税收制度还不健全，税务部门人手不足，加之工商业也没有建立完整的帐簿成缺乏记戴能力，纳税依据不全。为了及时把税收入库，支援解放战争和建设事业，工商联组成纳税评议组，按照工商业的经营规模和利润水平，自报公议，决定纳税金额，每月一次。为了不误白天的营业时间，往往要用三、两个通宵进行评议。工商联都是一秉大公、不徇私情，使税收尽可能做到合理，既完成国家任务，又不伤业者的积极性。连续两年推销公债，为国分忧，工商业者都是超额完成认购任务。其他各项有益于地方的事业，工商联都是主动积极的，屡次受到地方政府和税务机关的表扬。
一九四九年建国以后，工商联的办事机构相应扩展、干部由县政府任命和管理，职责与任务进一步明确。办公室成立三个股，即总务、业务、辅导。另设一个市场管理所，分管市场摊贩及行商方面的工作。工商联根据行业分布状况，成立十个同业公会，每个公会都选出正副会长、设一名专职办事员，统一在工商联会址办公，受工商联办公室领导。
工商联干部的主要任务，是组织业者学习党的方针政策，以及对私商改造。在党的领导下走社会主义道路，争取把资本家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遵纪守法，依法经营，照章纳说，履行各项义务。另一项任务是受政府的委托，抓一部分行政工作，如发放营业执照，检查经营行为，管理物价，安排市场。并调合业者之间、行业之间的横向联系，解决纠纷，组织互助。
抗美援朝时期，法库出战勤大队，工商联负担物资准备工作，日夜不停地备制干粮、炒面、担架等，都按时完成任务。动员捐献飞机大炮，支援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正义战争，工商界捐献飞机一架，及时交款完成。
在社会宣传方面，工商联配合县委宣传部所部署的各项宣传活动，做了大量工作。曾组织工商业者自编、自导、自演四幕话剧《在改造的道路上》，结合思想改造，现身说法，社会效果很好。镇压反革命时期，工商联接受公安局的委托，在县“文联”的支持下，成立业余剧团，以实际案例为依据，真人真事搬上舞台，曾编写和演出多幕话剧《东霸天刘汉东》，独幕话剧《刘永海罪行》，以及报导剧《活捉杨老歪》等。其中《东霸天刘汉东》连续公演多场，观众达上万人次，宣传效果很好，受到县委和公安部门的表扬，在人民群众中印象很深。
加強力量，进行整顿
一九五二年政府为加强工商联的领导派党员干部廖维祥同志到工商联担任秘书，参加常委会和常委合作共事，共同为教育改造工商业界，求取思想政治上的进步，使常委会遵照国家政策，领导所有工商业者。
当时工商联的干部共有三十多人，其中有工商联办公室，十个同业公会，外乡还在丁家房、双台子、包家屯、秀水河子、大孤家子、三面船、柏家沟等村设有分会。每个分会都有主任一人，工作人员一至三人。而其素质不一，来路又较为复杂。必须着手进行详细审查和处理。由于外乡分会居于四面八方，鞭长莫及、各自为政，因此一律划归乡村政府管辖，只有业务工作由县工商联部署。
加强党的领导，“精兵简政”之后，日常工作有明显的发展。“三反”、“五反”运动开始后，根据党和国家政策法令，在工商界开展反不良倾向活动，向他们反复交待政策，稳定思想。然后组织自查实报，对偷漏国税，偷工减料，欺骗群众的行为为自查实报，共同评议。工商联工会组织私企工会全体会员，成立护税小组，参与评议，帮助资方认识政策，自我教育、自我交待，摆出所有的非法行为。偷漏的税款，如数上缴，及时入库。同时为解决劳资纠纷，由工商联党支部出面，组成经常性的“劳资纠纷调解委员会”对合理解决纠纷，加强劳资之间的团结，共同改善生产和经营，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工商联的突出作用，是根据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于一九五六年初对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实行公私合营;对小商小贩实行合作化，工商联进行宣传教育，并根据掌握的资料，对清产核资向有关部门提出较可靠的依据，加速了此项工作的进程，使工商业者和小商贩，敲锣打鼓，喜气洋洋地走上公私合营和合作化道路。
合作化后，手工业者划归“手工业联社”管理，不再属于工商联范围。实行公私合营的有油坊、粮谷加工厂、酱园、印刷厂;并入国家厂店的有屠宰业、果品制造业，根本改变为国营经济的是桃山酒厂。其余绝大多数是合作商店，大体有副食品业十四个门点，下杂货二个门点，青菜二个门点，小百货和旧物各一个门点。一九五八年，这些合作商店的门点成立一个总店拥有新老营业员一百五十多人，店名是综合商店，后改为副食品合作总店，经理是国家干部，成立了党支部。饮食业有六个大型门点，包括一家变为国营的，从业人员有一百六十多人，后来成立总店叫“合作饭店”。服务业:包括旅馆、大车店、浴池、照相、理发、茶社等十五个门点、近一百名职工，总店是公私合营旅馆，有公方代表，成立党支部。各合作店的门点，分设在城内商业中心和各个角落，是繁荣经济，方便群众的重要部分，对活跃市场发挥了巨大作用。
合作化初期，各店都缺乏会计人员，工商联及时组织了四十多人参加的“会计训练班”，请行业内的成手会计作讲师，结合各行业的实际，由建帐、记账到核算、统计、急需先学，解决问题。教室在工商联会议室，教师无报酬，学员不收费，各店无不称赞这种办法好。
工商联多年来根据党的方针政策，做了大量的工作起到了应有的作用，这是党的关怀和亲切教导的结果。
解放后到一九五年历任工商联主任委员为王兴智、于介臣、芦剑萍、李振权、李尚勤、郭兴华等。从一九五年起直到“文革”前的主任委员，一直由李凤阁同志担任。他还曾是辽宁省工商联执委、沈阳市工商联常委、辽宁省政协委员、法库县政协驻会副主席。辅助他工作的副主任委员是王文友、杨贵珊、及其他常务委员都是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不图名利，勤奋工作，积极作出贡献的党外人士。他们一向与党的干部谈心请教，亲密无间，合作共事，互相勉励，在统战工作中作出了典范。凡遇到工商业者，由于不懂政策而提出非份要求的时候，他们都是苦口婆心，交待政策，使矛盾平息，尽可能不把矛盾上交，有助于密切党群关系，维护社会的安定团结。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为了认真落实有关政策，上级规定将小商、小贩和小手工业者，从工商业者划出，原已过渡到国营的六十八人，除已退职九人，故去三十二人外，下余二十七人之中，划为“三小”的二十人，剩下有代表性的工商业者七人，他们是胡长愚、魏丹琳(已故)、杨贵珊(已故)、程素兰、杨振东、魏御风、阎吉五。这些人都是国营企业中的领导干部和生产骨干现在除了退休和体弱的以外，仍然是企业中的重要人物，为“四化”建设，建功立业。
现在工商联的任务，由县政协工商工作组代替，而工商业者，包括已划出去的“三小”，仍然习惯于把工商联看成是“工商业者之家”，遇事主动来请教，有会一邀即到，充分表现当年合作共事，真诚相见，积累下来的深厚感情，源远流长。
注:①一九五一年币制改革时，东北地方流通券九元五角折旧人民币一元，一九五五年币制改革时，旧人民币一万元折新人民币一元。
笔者的话:本文初稿曾请工商联主任委员李凤阁、秘书廖维祥同志审阅，并给予补充和纠正。但作为一个组织、历经多年，就笔者之一孔之见，难免挂一漏万，更难免有失误之处，希望和知情者多予订正和补充，共同为“治史”而尽力，是所至盼。
一九八五年五月
若喜欢，请点个 在看哦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