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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书〉导读》

辨今古文《尚书》源流，释读帝王治国之道，

山东大学张富祥教授带你读懂深奥的上古史书

书籍详情

书名：《尚书》导读

作者：张富祥著

丛书名：尼山国学教本

丛书主编：王学典

书号：ISBN 978-7-101-17691-9

出版时间：2026年8月

定价：58.00元

开本：32开

装帧：纸面精装

字数：190千字

页码：268

CIP分类：K221.04

主题词：《尚书》—研究

上架建议

传统文化/国学经典/大众读物

编辑推荐

1.研读《尚书》的普及读本。《尚书》文辞古奥，传本脉络错综复杂，历来是古籍阅读的门槛。山东大学张富祥教授深耕上古史与历史文献学，本书兼顾学术梳理与文本选读，系统讲解书名体制、今古文之争、历代辨伪脉络，为读者扫清研习障碍，是研读《尚书》不可多得的入门指南。

2.“概说”与“选读”满足双重需求。“概说”部分贯通《尚书》学史，梳理自西汉以降的版本流变，客观评析今本《尚书》的思想与史学价值；“选读”部分以中华书局版《十三经注疏》影印本《尚书正义》为底本，精选十九篇核心篇目，完整录入原文并配注释，兼顾《尚书》学史研习与原典细读双重需求。

3.一线教学实践的结晶，将点滴科研成果融进导读。作者张富祥为山东大学尼山学堂授课导师，长期致力于上古史、古文献研究，著作宏富。本书不做泛泛的通俗解读，直面《尚书》研究中的疑难问题，从篇章布局到叙述语言，都不失为一部兼具学术深度与可读性的经典导读。既适合文史爱好者入门，也可为高校文史学习者提供扎实的参考读本。

4.政书之祖，史书之源。《尚书》承载上古治国理念，“天命”“敬天保民” 等思想深刻塑造后世中国政治文化。本书融版本考辨、思想阐释、原典选注于一体，帮助读者穿越文本迷雾，真切领会这部上古之书的精神内核。

5.装帧考究，精装精印。封面采用烫金和压凹工艺，尽显轻奢品质，值得品读与收藏。

内容简介

《尚书》，又称《书》《书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历史文献汇编，古时被视为帝王教科书式的政治和哲学法典。传世文本分《虞书》《夏书》《商书》《周书》四部分，包括典、谟、训、诰、誓、命六种文体，所记上起尧、舜，下至春秋中期，多数篇章为历代君臣讲话记录，另有少数叙事之篇。书中侧重讨论治国之道及其教训，“天命”观念及“敬天保民”思想十分突出。

《尚书》传本复杂，至今仍有许多问题需要深入研究。山东大学张富祥教授所著《〈尚书〉导读》分为“《尚书》概说”“《尚书》选读”两部分，前者所涉《尚书》的书名、内容、体制，今古文《尚书》与西汉、东汉《尚书》学，历代学者对今本《尚书》的辨伪，以及今本《尚书》的价值及研究概况等，后者则依中华书局版《十三经注疏》影印本《尚书正义》选取十九篇，全文录入并加以注释。

作者简介

张富祥，1950年生。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教授，山东大学尼山学堂特聘专家及授课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史、中国古文化及历史文献学，出版学术著作有《王政全书：〈吕氏春秋〉与中国文化》《宋代文献学研究》《东夷文化通考》《宋代文献编纂述要》《〈竹书纪年〉与夏商周年代研究》《日名制·昭穆制·姓氏制度研究》等，古籍整理著作有《南宋馆阁录、续录》《麟台故事校证》等。

目录

《尚书》概说

一、《尚书》的书名和早期的纂辑

二、今本《尚书》的内容和体制

三、西汉《尚书》学与今古文《尚书》

四、今古文之争与东汉《尚书》学

五、今本《尚书》的来历

六、历代学者对今本《尚书》的辨伪

七、今本《尚书》的思想价值

八、今本《尚书》的史学价值

九、历代《尚书》研究概况

《尚书》选读

尧典

舜典

大禹谟

禹贡

汤诰

伊训

盘庚

牧誓

洪范

大诰

康诰

酒诰

梓材

洛诰

多士

顾命

康王之诰

吕刑

费誓

重点阅读参考书目

精彩章节

《尚书》的书名和早期的纂辑

《尚书》的名称——在“书”字上加“尚”字——缘起较晚，大约到秦汉之际才开始通行。先秦古籍引用此书，还大都只称为《书》，引用它的各个部分则加朝代名，分别称为《夏书》《商书》《周书》。西汉时，在《史记》和《春秋繁露》等书中，《书》和《尚书》这两个名称都已习用，兼称而并行。同时由于汉人将此书列为儒家经典，所以它又有《书经》之称。（“书经”一词，在现存文献中最早见于《汉书·律历志下》所存录的西汉末年的《世经》。《世经》中有 “《书经·汤誓》”“《书经·牧誓》”的提法，完全符合书名加篇名的规范，“书经”两字应该已经可以视为书名。后世学者或说《书经》之名直到赵宋时代才出现，恐怕推定过晚。）从此《书》《尚书》《书经》三个名称通用，沿习至今。

汉代学者对《尚书》的名称有不同的解释。东汉王充《论衡·正说》篇云：

〔说〕《尚书》者，以为上古帝王之书；或以为上所为，下所书，授事相实而为名。

这是说书名中的“尚”和“书”都有两种理解：一种，“尚”指上古，“书”指书籍，因为是“上古帝王之书”，所以称为《尚书》；另一种，“尚”指在上的统治者，“书”指在下者的记录，在下者忠实记录在上者授意的事体，所以称为《尚书》。《论衡·须颂》篇还对后一种理解有具体的解释：“古之帝王建鸿德者，须鸿笔之臣褒颂纪载，鸿德乃彰，万世乃闻。……或说《尚书》曰：‘尚者，上也，上所为，下所书也。’‘下者谁也？’曰：‘臣子也。’然则臣子书上所为矣。”“鸿笔”指大手笔，帝王大业是要由大手笔来记录传世的，所以有专门的载笔之臣。所说其实是指古代的史官制度，而突出了《尚书》等经典的大手笔性质。

今本《尚书》卷前托名于西汉孔安国的《尚书序》，称前一种意见出于汉初传授《尚书》的伏生，认为伏生最早以《尚书》遗篇教授乡里时，即“以其上古之书，谓之《尚书》”。《太平御览》卷六百九引西汉末刘歆的《七略》，称“《尚书》直言也，始欧阳氏先名之”，认为最早使用《尚书》之名的是伏生的弟子欧阳生，这与伏生始称《尚书》的说法差别不大。唐初孔颖达为《尚书序》作疏，引有东汉经学家马融的看法，也说“上古有虞氏之书，故曰《尚书》”。“有虞氏”指传说中的虞舜，故称“上古”。东汉末刘熙的《释名·释典艺》解释《尚书》之名，也主此种意见，认为“尚，上也，以尧为上，始而书其时事也”。这个“上”是“始”的意思，也是时代名词。今本《尚书序》的孔颖达疏还引有三国经学家王肃的看法，则仍赞成后一种意见，认为“上所言，史所书，故曰《尚书》”。

孔颖达疏还保存了汉末大经学家郑玄的另一种看法，认为：

尚者，上也，尊而重之若天书然，故曰《尚书》。

这是把“尚”字解释为“尊重”，以为其书像“天书”那样受到尊重，所以称为《尚书》。这看法实际来自东汉时的纬书。刘知幾的《史通·六家》引《尚书璇玑钤》云：“尚者，上也。上天垂文以布节度，如天行也。”《太平御览》卷六百九引《春秋说题辞》也称：“《尚书》者，二帝之迹，三王之义，所以推其运，明命授之际。书之言信，而明天地之精、帝王之功。……尚者，上也，上帝之书也。”照孔颖达疏所说：“郑玄依《书》纬，以‘尚’字是孔子所加，故《书赞》曰‘孔子乃尊而命之曰《尚书璇玑钤》’云，因而谓之《书》，加‘尚’以尊之；又曰‘《书》务以天言之’。”这是说《书》是多言天意的，所以孔子加“尚”字以表示敬重，大概也有表示《尚书》难读的意思。各家都将“尚”字解释为“上”，这是没有问题的，古字“尚”“上”可以通用；但纬书不讲是上古、上位，而附会为“上帝”之“上”，又转义为“尊重”，掺杂了迷信观念，不可从。

上面所述古人的看法，都是侧重讲“尚”字的；而要确切了解《尚书》的名称，还须对“尚”字下的“书”字再多说一些话。

“书”的称谓起源很早，最初只是书写记录的专名，后来才成为一切文书和典册的泛称。现存商代甲骨文中尚未见到“书”字，但有“聿”字，其构形本象以手持笔，当即“笔”字之初文。对照西周金文可以知道，“聿”字的下部加“者”为声符（古时读如“诸”），即构成后世繁体的“書”字，只不过后来“者”字符讹变成了“曰”。甲骨文中的“尹”字，也从手持笔而构形，当是本为史官之名；而“史”字的构形，或说以手持笔在简册上书写，或说手持装盛书写用具的容器，总之是表示掌管文书的职责。

商代的史官，见于甲骨文的有“大史”“小史”“御史”“东史”“西史”“北史”“三史”“四史”“六史”“女史”“作册”等称呼，他们虽不一定都是负责记言记事的，但要之当以文书官员为多。特别是“作册”，当是负责起草册命文件兼掌册命仪式及其具体事务的重要史官。“册命”即通常所称的加封官爵。重要官爵的任命和封赐是要举行专门的仪式并下达文件的，所以叫作“册命”，而制作文件的史官就叫“作册”。《尚书·多士》篇说：“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册”即编联的竹简文书，有各种用途，若书写文书只用木板则叫作“牍”；“典”则为祭祀祖先时用以进献颂词及礼物清单等的“册”，双手捧册或将册放在祭案上称为“典”，所以卜辞所记的周期祭祀过程中有“贡典”的仪式。这样，不断增多的典册也就会逐渐被称为“书”。

西周时的史官同样名目繁多，包括“太史”“内史”“小史”“外史”“御史”“作册”“女史”等，大致是由商代的史职继承和发展而来的。其中“作册”仍是最基本的类型之一，且可与其他史官名目联称，故有“作册尹”“命尹”“作册内史”“内史尹”“尹氏”等称呼。西周金文中的册命材料特多，而册命文件已经例称“书”“册书”“命书”“命册”等。不过称“书”的文件不止于这一类，大凡朝廷的典章、最高统治者的训令、臣僚的奏议、各官府部门的文簿、刑法律令、军事文告、礼制规定、史传文字、月令记录等，大概都可统称为“书”。

《墨子·非命上》说：“先王之书，所以出国家、布施百姓者，宪也；……所以听狱制罪者，刑也；……所以整设师旅、进退师徒者，誓也。”这里提到的“宪”“刑”“誓”三类，大要是指政治、刑法、军事文件，都属于最重要的“书”。凡此皆可说明，“书”的称呼涵盖各种官府文件，用今天的话来说，也就是各种档案文献。档案文献辑录起来，各自成编，便可以总称为《书》；而后人以其出于“上世”（前世），遂名之为《尚书》，汉人以“上古之书”作解释是有道理的。“上所为，下所书”的解释显得曲折，当不是《尚书》之名的本来意义。《墨子·明鬼下》还把“周之春秋”“燕之春秋”“宋之春秋”“齐之春秋”等都叫作“书”，这类早期史籍的记录，其实原先也是档案，则“书”的名目更成为简册的泛称。

由于前世档案涉及各个部门，因此《尚书》所包含的文献也有多种类型，但其早期纂辑过程，如今已难以考求。关于今本《尚书》的成编年代，后面还将详述，但它既不是汉代的原本，更不是先秦时的原本。先秦时曾经流行的《尚书》文本究竟是什么样子，以及它们从何时开始编集，现在已没有人能够说得清。从历史源流上说，商代甲骨文已发现存档的痕迹，则当时的各种档案史料应该已有保存，并且也会有选择地汇编为简册。特别是商王室的世系，在古籍中仍然被完整地保存下来，且与现今所见甲骨文的记录基本相符；商代先王的事迹，后世文献记载亦颇多，有些还是相当完整的历史记录。估计这类材料都曾加以整理，而不尽出于口传，此正可看作是后世官修国史的先声，西周时的王朝史和诸侯国史应该即发源于此。

西周史官制度发达，传统的王官文化由神本转向人本，文献事业和档案史料的保存转趋严整，并建立起一套初具规模的档案机构，文献的编集也在所必然。《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记载晋国的太史蔡墨说：“夫物，物有其官，官修其方，朝夕思之，一日失职则死及之。”所谓“物有其官”是指官府部门之多，“物”就是“事”；“官修其方”实指档案的保存和整理，“方”就是“书”（由方形的记事木板转称）。这类档案文献原是密藏官府而不以示人的，一旦失职而泄密或丢失，就会受到严厉的处罚，甚至被判处死刑。可见自西周以来，档案制度确乎在走向规范化。

不过到西周末、春秋初，因王纲解纽，世道大乱，朝廷文化集团也呈现解体的趋势，史官渐失其职守而流散各地，于是旧有的王官文献也随之大量散播到民间。先秦时的所谓“六经”，就其基本的经文部分而言，事实上都可看作是传统王官文献的孑遗，包括一些重要诸侯国的文献。“六经”所保存的文献，最初可能多以单篇的形式流传，但应该也有早经官府汇编成册的材料；或者也可以说，春秋以后私家的搜集整理，其实不过是官府纂辑制度的绪余。这样来看，不论哪一部经典，其始编年代都难以确切地指出，其早期衍传过程也难以详考。不过根据近世学者的研究，先秦所有经典文本的逐渐“定型”估计都不早于战国。

至迟自汉代以来，即相传“六经”都曾经过孔子的整理，《尚书》也不例外。《史记·孔子世家》说：

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穆），编次其事。……故《书传》《礼记》自孔氏。

这里强调了孔子的整理功夫，并将有关解释性的“传”“记”和言等都推本于孔子。《汉书·艺文志》也有类似的说法：

《书》之所起远矣，至孔子纂焉。上断于尧，下讫于秦，凡百篇，而为之序，言其作意。

孔子曾纂辑《尚书》资料为“百篇”的说法，后来很流行。今本托名于孔安国的《尚书序》更说：

《春秋左氏传》曰：“楚左史倚相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即谓上世帝王遗书也。先君孔子生于周末，睹史籍之烦文，惧览之者不一，遂乃定礼乐，明旧章，删《诗》为三百篇，约史记而修《春秋》，赞《易》道以黜《八索》，述《职方》以除《九丘》；讨论《坟》《典》，断自唐、虞以下，讫于周，芟夷烦乱，翦截浮辞，举其宏纲，撮其机要，足以垂世立教，典、谟、训、诰、誓、命之文，凡百篇。

所谓《三坟》《五典》《八索》《九丘》，传说都以为是历来所称的“三皇五帝”时代的文献，通常至迟要上推到黄帝的时代。但有关汉字历史的研究和现代考古都表明，文献记录的出现决不会那么早。《尚书序》的孔颖达疏还引有《尚书纬》的文字说：

孔子求书，得黄帝玄孙帝魁之书，迄于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断远取近，定可以为世法者百二十篇，以百二篇为《尚书》，十八篇为《中候》。

以上说法都出于后人的推测，虽正史所载，也难以视为实录。当孔子的时代，传世王官文献尚不在少数，这是可以肯定的，但纬书夸言《书》原有三千余篇，则无从相信是确实的统计。不过从各种古籍所言及的《书》之篇数、篇目估计，所谓三千余篇虽出于虚拟，而先秦时曾有数百篇流传也还是有可能的。

孔子曾经整理“六经”之说，历来学者研究极多，这也并非完全没有来历。儒家经典的渐次纂辑成书，事实上主要是随着春秋以降官学的衰落，借助私学兴起的渠道进行的。孔子作为春秋末年私学教育界的领袖人物，出于私学授受的需要，自会以整理传统王官文献为己任。《论语·子罕》记载，孔子晚年曾说：“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这是指他对《诗经》的整理。《论语·述而》又记载：“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

所谓“雅言”，类似今天所称的“普通话”，诵读《诗》《书》，教授典籍，最好能突破方言的限制，典正其读音。如果是主持礼仪，或平日习礼，当然也以用“雅言”为好。郑玄注云：“读先王典法，必正言其音，然后义全。”读音不正，或令人听不懂，是要影响对经典文义的理解的。以孔子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巨大贡献和影响，把他看成是儒家学派和经典之学的开创者都没有问题，“六经”的整理他也一定下过很多功夫。不过从《论语》中涉及“六经”的文字来看，只有《诗经》引述稍多，其他都很少，孔子是否曾经以《尚书》《易经》这样不易读通的典籍作为教授生徒的教材，也还是不无疑问的。后世学者或必以为“六经”的早期“定本”皆出于孔子，这点至今也还难以找到确实的证据。

事实上，“六经”的纂辑既不出于一时，也不可能仅出于一人之手，这点大致可说是学术界的共识。

专以《尚书》言之，先秦载籍引述尚多，或一节，或一段，或一句，从中可以窥见当时《书》篇的内容性质、写作形式及全书的纂辑体例。据陈梦家统计，凡《论语》《孟子》《左传》《国语》《墨子》《礼记》《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九种书中，共引《书》168条，其中《论语》《韩非子》只引了一两条，其他七种书都引述较多；而在这168条中，有111条不见于今本《尚书》。1这个统计还是有些问题，主要是诸书所引，杂有现在所称的《逸周书》的文字，并不都是传世《尚书》的本文，特别是泛称“周书”者，甚至有可能连《逸周书》的文字都不是，而是出于他书；再就是所引也不一定都是经文，有些是属于早期的“传记”即解释文字的。不过变通地看待这个统计，仍可见先秦时《尚书》的本子有多种，而以单篇形式流传的亦多，体制并不那么严整。

先秦书籍皆以简册或帛书的形式传抄，受到当时物质条件的限制，同一部书的各种本子往往内容不一，而且多按学派标准不断累积而整齐之，如诸子书的形成和定本过程皆大致如此。《尚书》的纂辑也是这样，开始是各自收拾和选编，后来才逐渐趋向合多为一；而且即使在合为一编之后，也还不断有人摭拾被拣汰的文字加以整理，如后世流传的《逸周书》之类。而《尚书》在汉代以后的定本过程，比之其他经典还要复杂得多，这点留待后面再分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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