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月24日晚上7点，武昌。
特务推开牢门喊他名字。
他跟着下楼，走到楼梯口，停住了。
说脚上这双鞋磨脚，要回楼上换一双。
特务没拦。
他转过身，背对着楼下的人。
就在这个转身的工夫，枪响了。
这个韩复榘是谁，他一个山东省主席，怎么从开封的会议室走到武昌的刑场。今天来聊下这个事情。
开封那头的事，得从十几天前说起。
1938年1月11日，老蒋飞到开封，开师长以上军官会议。
韩复榘心里犯嘀咕，专门派人去徐州问李宗仁这趟该不该去。
李宗仁知道老蒋要动手，但没点破，只告诉他必须到会。
他就去了。
会上老蒋当着满场将官点他名："你不发一枪，从黄河北岸一再后退，放弃济南、泰安，这个责任该由谁负？"
韩复榘在台下面上还挂得住，直接顶了回去："山东丢失是我的责任，南京丢失又是谁的责任呢？"
这话一出口，会议室里没人敢喘气。
南京是1937年12月刚丢的，这话等于当着老蒋的面把他的伤疤揭了。
散会出来，刘峙装作亲热，拉着他的手说走，到我办公室坐坐。
韩复榘不疑有他，跟着走到院子里一辆黑色小车旁边。
刚钻进后座，前座两个人转过身，亮出来一张逮捕令。
押到武昌，老蒋组织了高等军法会审，审判长是何应钦。
开列的罪名十几条，什么不遵命令擅自撤退、勒派烟土、强索民捐、侵吞公款、收缴民枪。
庭审来回开了几次，韩复榘对这些指控基本不答话。
在牢里他才听说，自己那支十万大军，早在开封会议之前就被中央拆得七七八八。
孙桐萱、曹福林这些他平时最倚重的师长，被老蒋以升任、调训、视察的名义一个个拆开。
他坐在草铺上半天没出声，后来苦笑了一句："树倒猢狲散，不过是世态常情。"
韩复榘落到这个下场，根子还得往回数。
1929年初，郑州。冯玉祥在总部开军事会议。
他劝老长官不要跟老蒋翻脸。
冯玉祥当着满屋子军官撂下三个字："到外面跪着去。"
他真就跪到门外去了。
会议开完，冯玉祥出门看他还跪那儿，抬手给了他一个耳光，甩下一句"起来吧"，转身就走。
这个事吧，说起来就是让他彻底寒了心。
他算明白一个理：在民国这个乱世，谁的话都不好使，手里那支听自己口令的队伍，才是真本钱。
到了山东，他就开始拼命攒家底。
队伍从刚进山东那几个师，扩到五个师加一个旅，账面兵力超过十万。
中央派来的税务官，他拒之门外。
关税、盐税、地方捐，全由自己那套班子收。
中央要调他的部队出去作战，他今天说绥靖要紧，明天说地方不靖，找理由推。
山东这地方，从1930年代初到1937年底，就是他的独立王国。
客观讲，他敢这么干，原因不复杂。
1、家底厚。手底下五个师加一个旅，十万兵力，这是他说话的底气。
2、地盘意识。山东经营多年，中央的人他一概不认。
3、教训在前。1929年那记耳光让他认准一个理：自己那支队伍才是真本钱，别的都靠不住。
1937年秋冬，日寇沿津浦线往南压。
说他一枪没放，那也不是实情。
11月初，他在临邑、惠民、济阳这一线跟日寇真刀真枪干过，部队伤亡不小。
最险的一次，他带着手枪旅一个团加特务队渡河反击，在济阳被日寇围住。
那一团人基本打光，他自己骑辆摩托车才逃回济南。
可从济阳逃回来以后，这位韩主席的心思全变了。
他不再琢磨怎么守济南，开始琢磨怎么把家底搬出去。
省府人员先撤到曹县，军需仓库、后方医院、修械所、民生银行，装车往河南南阳、舞阳运。
两个团加两个独立旅，提前一步拉到河南漯河待命。
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在徐州坐不住，急电给他："死守泰安，以泰山为根据地打游击，部队不得进入其他战区。"
韩复榘的回电只有一句话："南京且不守，何有于泰安？"
这话搁在那时候，等于公开抗命。
12月23日，日寇从济阳跨过黄河。
24日晚，韩复榘在济南南边白马山车站换乘钢甲车，带着卫队一路向南跑。
27日，日寇进济南。
从日寇渡河到济南城头换旗，前后不到四天。
老蒋这边，济南丢了的报告是收着了，但没马上翻脸。
他先做了一件不声不响的事：派人渗透进韩复榘那支部队，把孙桐萱、曹福林这些韩复榘平时最倚重的师长，一个一个以升任、调训、视察的名义拆开。
这些手脚，韩复榘当时在济南一路南撤的路上，根本不知道。
老蒋要韩复榘这条命，原因不复杂。
1、丢山东。日寇从渡河到进济南不到四天，这个责任太大，必须有人扛。
2、杀鸡儆猴。抗战打到1938年初，杂牌军都在盘算自己家底。不杀他，人人都学，这仗就没法打。
我觉得，韩复榘不是不懂抗战，他是太懂民国那套规矩。
他赌老蒋不敢动他这个省主席，赌自己那十万兵是护身符。
结果老蒋连他的兵都拆完了才动手。
他花了十年在山东攒起来那十万兵，在他死后不到半年，被老蒋拆分、调遣、整编，散得一干二净。
他弯腰说要换的那双鞋，到底也没换成。
对此，你们有什么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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