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手外伤到毛发移植，深耕二十余年，浙江省人民医院张菊芳教授见证了中国毛发医学从0到1。
撰文 | 陈朝阳
“有头发的人，很难体会没头发的人的难处。”
说这句话的，是浙江省人民医院整形外科主任医师、中国整形美容协会毛发医学分会首任会长张菊芳。
她至今记得不少患者的故事。有年轻人为了婚礼提前一年来就诊，就怕站在台上，被女方家亲戚当成“老头”；还有一位父亲想做植发，只因去幼儿园接女儿，总被其他小朋友误认成爷爷……
在她的诊室里，大家聊的不只是头发，还有那些难以对外言说的窘迫。这些真实的经历，让原本主攻手外伤、烧伤瘢痕修复的张菊芳，认定毛发移植是值得深耕的方向。
二十多年间，她从学习技术、开展临床手术，到撰写专业专著、培训同行、参与制定行业诊疗指南，亲眼见证植发从冷门技术，慢慢变成大众熟知的项目。近日，张菊芳接受《医学界》专访，回顾了中国毛发医学从0到1的历程。
张菊芳
选择冷门专业后，一个人建一个科
张菊芳第一次选择整形外科，是在1992年大学毕业时。当时，有机会去省级医院急诊科的张菊芳，却选了杭州整形医院。喜欢动手，小时候钩针、打毛衣都做得好，觉得整形外科更合自己的兴趣。
“自己感兴趣的事，才能非常用心地把它做起来。”随后十年，张菊芳参与手外伤、唇腭裂、烧伤瘢痕等修复工作，练出了精细操作的功底。
2001年到上海九院进修时，张菊芳第一次接触毛发移植。“我觉得这个项目很好，回来就想做。”然而，身边缺少开展这项技术的团队和器械，患者了解有限，也有同行觉得没有必要做。
想法尚未落地，调动先来了。2002年，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需要组建整形科室，张菊芳被选中。她起初不愿走：原单位刚送自己进修，理应回来做贡献；那年又正逢晋升副高，她也担心调动带来影响。
丈夫劝她，市一或许更需要她。原单位领导也告诉她，这是组织调动，不需要赔偿进修费用；能到综合医院建科，也是原单位的光荣。“领导的格局，成就了我。”多年后，她仍记得这份支持。
2002年8月30日，张菊芳到新单位报到。桌椅、纸笔要自己去库房领，看门诊、做手术、写病历、换药拆线，样样都得做，连手术包也要自己打包消毒。后来，一位临近退休的护士来协助她。
等科室安顿下来、人手多起来，科室终于开展了毛发移植。
第一位患者是一名50多岁的雄激素性脱发男性。早上6点半，全科到岗准备，7点正式开始，六七个人分工协作，一直忙到晚间新闻节目开播，结果却并不理想。
接连做了不到10例，出血多、耗时长、效果不理想的问题，让她无法释怀。“我觉得对不起这些患者，这个技术不应该是这样。”
已有多年外科经验，仍不足以轻松掌握这项技术。张菊芳继续求学，却碰上了高昂的观摩门槛。据其回忆，一家机构开口要8万元“学费”。后来，曹谊林教授帮助她争取到出国学习的机会。
2006年秋，张菊芳赴加拿大温哥华学习。原本主修腹壁成形和面部拉皮，趁圣诞节导师休假，她主动提出想学毛发移植，经联系进入当地一家毛发移植中心。
“当我第一眼看到加拿大医生分离好的毛囊时，我惊呆了，毛发移植原来是这么做的。”原定一天的观摩，她争取成了五天。没有摄像设备，就每天记笔记。
一台植发手术究竟难在哪里？国际毛发移植修复外科学会将诊断、方案设计、毛囊保护、受区处理和并发症管理均列入医师核心能力，考验的远不只是手巧。
术前首先要判断脱发原因、患者是否适合手术，并评估可供移植的毛囊资源。移植是在重新分配毛囊，供区资源有限，发际线的高度和覆盖范围都要据此规划。过度提取可能让供区变得稀疏；若原有头发继续脱落，早期设计不当还可能留下不自然的外观。
真正操作时，提取和分离要尽量避免切断、挤伤毛囊，离体后还要妥善保存，防止干燥损伤。种植区切口的深浅、间距，以及毛发的方向、出皮角度，都影响生长与外观。此外，毛囊即便成活，角度或方向不合适，也可能显得生硬。
这些细节，需要在连续数小时的团队协作中反复落实。
自己求学碰过壁，就不想再拦住别人
回国后，张菊芳照着笔记开展实践，同时整理临床经验。缺少教材、观摩机会难得的经历，让她想到，自己学会之后，应该怎样教给别人。
2009年，张菊芳开始举办毛发移植学习班，随后持续开展继续教育。2011年，她主编的《高密式毛发移植》出版，后来又主编《毛发整形美容学》《现代毛发移植技术》，主译《毛发移植》第6版。
张菊芳讲课不愿藏着掖着。有民营机构的医生劝她：“张主任你别讲这么细，讲这么细，我们都没饭吃了。”
她反问：“患者这么多，你做得完吗？”
“因为我是受过伤的人。当年我想学，别人不让我学，所以我一定要把技术传播开。”对张菊芳而言，求学遇到的阻碍，恰恰是后来坚持分享的理由。
这也回应了同行的需要。2014年，张菊芳牵头组建中华医学会整形外科学分会毛发移植工作组；2015年，中国整形美容协会毛发医学分会成立，她当选首任会长。“很多医生说，我终于找到组织了。”
学术组织为交流病例、讨论技术提供了平台。张菊芳在分会成立时，也提出要加强整形外科与皮肤科、公立医院与民营机构之间的沟通。
国际交流也让张菊芳有机会重新审视自己的实践。2011年，第一次以学术代表身份参加国际毛发移植大会，直言那时“才知道别人是怎么样的”。2018年，第六届亚洲毛发移植大会在北京举办，她担任中方大会主席。
张菊芳还曾与吴文育教授等共同推动中国毛发移植组织加入国际毛发移植联盟。赴洛杉矶参加国际会议前特意准备了一面五星红旗。申请获得全票通过。开幕式前，她把国旗插上主席台，回忆起这一幕至今仍激动。
交流之外，临床决策还需要证据支持。张菊芳参与推动指南、共识制定，是《2023中国临床实践指南：雄激素性脱发诊断与治疗》的通信作者之一。这份指南于2024年发表，组织相关领域专家围绕临床问题检索证据、讨论推荐意见。
张菊芳所理解的毛发医学，也因此不局限于手术：诊断、药物治疗、手术及后续管理需要统筹考虑。对医生而言，知道怎样种，还要知道何时该种、何时不该种。
行业热起来，更要守住医疗的规矩
回国开展毛发移植时，张菊芳听过“雕虫小技”的评价。她的回答是：“小众归小众，但能解决问题。我坚信这条路是对的。”
把诊疗的各个环节考虑周全，在植发受到越来越多关注的今天，显得更加重要。如今谈起行业发展，她更关心的是热度之下，医疗质量能否跟得上。
一些问题已经贯穿植发的多个环节。据央广网2024年4月调查，相关乱象涉及以夸大效果吸引患者、虚报毛囊数量和乱收费、诱导贷款、临时更换手术医生，以及术后效果难以鉴定、纠纷难以解决。
患者面对的，既有术前承诺与实际效果的落差，也有诊疗信息不透明、责任难以追溯的问题。这些问题提示，植发的规范不能只盯着手术台，宣传如何介绍效果，费用怎样计算，谁来评估和操作，术后如何随访，都关系到患者能否获得可靠的医疗服务。
“医生是有价值的，这不是洗个头那么简单。”张菊芳对价格竞争的担忧，落在了医疗所需的专业投入上。一台手术需要团队连续数小时精细协作，如果压价影响了操作质量，承担后果的仍是患者。评价服务的依据，应当包括医生的判断、团队的能力及诊疗质量，不能仅凭报价高低。
同样不能被简化的，还有医生的培养。张菊芳注意到，有些医生看过视频、参加过学习班，就开始开展手术。“做都没做过”，只凭看过便上手，是这位长期举办学习班的医生不能认同的。
愿意分享技术，并不意味着降低学习要求。张菊芳希望，课程之后还要有充分的实践、带教与考核。能否判断手术适应证、合理规划有限的供区资源，以及应对手术中的问题，需要在临床训练中逐步检验。把操作教给更多人，也应当把诊疗的规矩一并教清楚。
这正是学科发展需要持续投入的地方。学习班帮助同行接触技术，指南与共识为临床决策提供依据，带教和考核则推动这些要求落实到每一次诊疗。只有专业能力和质量管理跟上，更多患者选择植发，才有机会转化为更可靠的治疗获益。
规范也应贯穿术后的管理。对患者而言，治疗并不在手术结束时终止。效果需要观察，风险需要处理，承诺与记录应当能够核对。让医疗质量有据可查、诊疗责任有人承担，才能让行业的竞争建立在真正的专业能力之上。
2026年，张菊芳加入浙江省人民医院，继续开展毛发疾病及毛发移植工作，并关注头皮健康等诊疗方向。经历了早年求学、独立建科和推广技术，新阶段的工作仍落在临床与人才培养上。
“接下来，是培养团队，把行业做得更规范更健康。”张菊芳说。
来源：医学界
校对：蔡 菜
运营：赵 静
责编：汪 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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