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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中国国家历史原创文章
文章来源：《中国国家历史·拾叁》
北京作为在全国具有影响力的政治势力的政治中心而存在是从辽、金时期开始的。
在今天的北京地区，目前所知最早在这里建都的，是西周燕国，都蓟。到辽金两朝，这里从北地重镇发展成为中国北方重要政治势力的陪都甚至首都。到元明清三朝，这里成为统一王朝的首都。中华民国军阀混战阶段，北京和南京交替成为政治中心。1949 年开始，这里再次成为稳定国家的首都。历朝历代特定的政治、军事形势以及执政者的决断，为北京成为全国首都提供了宝贵的历史机缘。上述时代都为现代北京留下了重要的遗迹或景观，结合这些历史现场，我们得以梳理北京的建都历史。
幽燕初为都
西周初年的燕国，其都城在哪里？过去史学界对此有过长期的争论。1962 年，考古工作者在北京房山区琉璃河乡发现了商周遗址，经过遗址遗存的分析判定，确定了此处为西周初年燕国的都城。从此，人们对燕国的统治范围和统治中心有了相对统一的认识。
西周燕都遗址博物馆
今天北京一带在周初存在着两个重要的国家：燕和蓟。蓟国是今北京地区最早形成的国家之一，商朝立国。燕国是在周成王分封天下时，封召公的长子克于燕，从此与蓟做了邻居。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到春秋中期，在北京小平原上，燕国灭掉蓟国，以蓟为都，独领风骚。秦始皇灭燕国后，在燕地设渔阳郡、右北平郡、辽西郡及辽东郡等，其中渔阳郡和右北平郡都包含今天北京的部分区域。作为燕国都城的蓟及其附近的土地，在此时转而成为秦朝的一个县——蓟县。
燕国以蓟为都，主要受地理环境和社会经济条件的影响。侯仁之在研究北京城市形成的地理条件时指出：“蓟城不仅在南北交通上占有枢纽地位，而且它的城址条件也有利于它的发展。应该指出，一个城市的兴起首先决定于社会经济的发展，但是城址与地理位置也是必要的客观条件。”具体来看，燕都蓟城所处的北京地区，东、西、北三面均被群山环绕，易守难攻。优越的地理形势使得古蓟城具有较好的天然屏障。此外，蓟城地处华北大平原北端，土壤肥沃，大大小小的河流为这里的农牧业发展提供了优良的条件。险要的地理形势，广阔的平原，便利的交通，发达的农牧业，成为燕国幅员范围之内都城的首选之地。
在此后较长的时间段内，北京一直作为地方政治势力的重要城市建设地，为一个地域的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这里作为在全国具有影响力的政治势力的政治中心而存在是从辽、金时期开始的。
辽朝的“南京”
在今北京西城区广安门外天宁寺内，有北京城区现存最古老的地上建筑——天宁寺塔。据梁思成考证，天宁寺塔建造于辽大康九年（1083）。经过悠悠近千年的岁月，它仍默默矗立，见证着时光的流逝。
位于北京西城的辽朝天宁寺塔
辽天显元年（926）契丹人建立了自己的王朝——辽。后唐清泰三年（936），后唐河东节度使石敬瑭反唐自立。为求自保，石敬瑭投靠辽，与辽太宗耶律德光结为父子。后晋天福三年（938），石敬瑭按照辽朝的要求把幽云十六州割让给辽。石敬瑭割让幽云十六州，令辽的统治疆域大大扩展。辽新增拓的地区人口稠密，物产丰饶，平均经济水平和生产水平都高于此前的领地。为了更好地统治新增区域，辽将幽州立为陪都，这为幽州的兴起奠定了基础。“诏以皇都为上京，府曰临潢。升幽州为南京，南京为东京。”为保持政权的稳定，不让汉族人的活动影响契丹人，辽朝实行“分立、分治”政策，“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辽朝三都的设立，适应了胡汉分治的政策。自幽州升为南京（又称燕京）后，这里成为辽朝最重要的陪都，古都北京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辽朝在幽州城建立陪都的另一个原因，是要利用这里有利的地理形势，以此作为向南进攻华北大平原的据点。此外，作为“南京”的北京还是契丹重要的经济中心，史称“大抵西京多边防官，南京、中京多财富官”，说明作为“南京”的北京，是辽朝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
金朝的首都
辽朝的南京，作为陪都的地位很重要，但它始终没有成为辽朝的首都。北京作为重要地方政权的首都出现在历史上，一般认为是从金中都开始的。
北京有句歇后语：“卢沟桥的狮子——数不清。”这卢沟桥，便是金朝营建中都时留下的重要历史遗存。
金大定二十九年（1189）金朝统治者开始兴建石桥，明昌三年（1192），石桥建成。卢沟桥共11 孔， 长212.2 米， 连桥堍共265 米，为石砌连续圆拱桥，近岸孔跨越16 米，跨度越往中心越大，中心孔跨度达21.6 米。卢沟桥的桥面宽8 米。两边的石栏杆望柱共281 个，柱头上刻大小狮形，千姿百态，栩栩如生。这是金朝在中都近郊建设的一项重要的建筑工程。
被称为“马可·波罗桥”的卢沟桥
在北京城的历史上，辽南京和金中都的修建与使用，是专家普遍关注的重要历史阶段。在某种程度上，辽金两朝是北京从军事重镇走向全国政治中心的重要转折点。相比而言，金中都的意义更加重大。
金皇统九年（1149），海陵王完颜亮发动政变，杀死金熙宗，篡夺皇权。完颜亮篡位之后采取的重大举措之一，便是将都城从上京会宁迁至中都燕京。他派遣卢彦伦和画工到汴梁（宋东京），调查北宋宫室制度。天德三年（1151），海陵王颁发《议迁都燕京诏》，派遣张浩、梁汉臣等人规划设计，在燕京城的基础上扩建新都，动员民工80 万，兵士40 万，历时3 年完成。
完颜亮迁都燕京有着深刻的政治、经济原因。原因之一是为了巩固对中原地区的统治。金皇统元年(1141) 金熙宗在位时，宋金达成和约，金的统治区域扩大到淮水流域以北的广大地区。金国若继续以会宁为都城，较难控制黄淮地区，南下用兵也相对较远。国都南迁是摆在国土扩大后的金朝面前的一个重要议题。金熙宗还没来得及实行迁都就被完颜亮弑杀。完颜亮即位的次年，他就下诏向群臣征求迁都的意见和建议。内使梁汉臣向他进言：“燕京自古霸国，虎视中原，为万世之基。”正史记载，当时“内外臣僚上书者多谓上京僻在一隅，转槽（漕）艰而民不便，惟燕京乃天地之中，宜徙都燕以应之，与主意合”。
金朝迁都还有缓解统治集团内部斗争的需要。海陵王政变成功以后，为保住皇位，大肆诛杀企图谋反的皇室子孙和守旧势力。即便如此，海陵王仍然感到皇位受到威胁，于是想远离守旧势力强大的上京。金天德三年(1151)，海陵王颁发《议迁都燕京诏》：“京师粤在一隅，而方疆广于万里。以北则民清而事简，以南则地远而事繁。深虑州府申陈，或至半年而往复；闾阎疾苦，何由期月而周知。供馈困于转输，使命苦于驿顿。”这时，海陵王已决意迁都。天德五年（1153），燕京都城营建完成，海陵王正式下诏迁都，以南京( 今北京) 为中都，改元贞元。之所以定名“中都”，是因为“燕京”不妥，“以燕乃列国之名，不当为京师号，遂改为中都”。改名金中都同时，析津府也改为大兴府。从此，中都成为金朝的政治中心。这是北京作为王朝首都的开端。城市规划布局上，金中都也起了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
居中以受四方朝——汗八里城
在北京西城区阜成门内大街上有一座白塔为现存元朝最大伏钵式佛塔，是我国现存最早最大的喇嘛塔，它有如宝瓶降落大地，巍然不动，是保留至今的元朝重要建筑。该塔现存于明朝所建妙应寺内。妙应寺俗名白塔寺，显然与佛塔有关。元朝时，尼泊尔人阿尼哥首先主持修建了白塔，然后有了忽必烈以白塔为中心修建的大圣寿万安寺。大圣寿万安寺被毁后，明朝又建了妙应寺。因此，我们常说白塔寺先有塔后有寺。
妙应寺及其白塔
元至元十一年（1274），大都宫阙在北京建成。第二年，一位意大利青年马可·波罗跟随他的父亲和叔父来到了中国。当他在中国居住多年返回意大利威尼斯后，根据他的口述，一本《马可·波罗行纪》诞生了。在书中，马可·波罗用迷人的语言描绘了当时的元大都风貌：“你们必须知道，那里有一个又大又繁华的古城叫作汗八里，在我们的话说起，就是‘大汗之国’的意思。……城是如此的美丽，布置得如此巧妙，我们竟是不能描述它了。”当时大都盛况非凡，各国往来者络绎不绝，元人柯九思曾写道：“万国贡珍罗玉陛，九宾传赞捧珠帘。大明殿前筵初秩，勋贵先陈祖训严。”
元大都是元朝统治者所建都城之一。从其发迹到壮大，再到灭亡，元朝统治者共建了四座都城。第一座是草原之都哈剌和林城（也作“哈拉和林城”，今蒙古国中部后杭爱省杭爱山南麓），第二座是开平府元上都（今内蒙古正蓝旗境内），第三座便是位于中原地区的元大都（今北京），第四座位于河北省张北县，称“中都”。
蒙古人攻克金中都
金朝末年，蒙古族兴起。金宣宗贞祐三年（1215），成吉思汗攻克金中都，改中都为燕京路。击败阿里不哥之后，元世祖于至元元年（1264）听从刘秉忠等人的建议，将燕京改称中都。至元四年（1267），元世祖在金中都旧城东北另建新城。至元八年（1271），元世祖改国号为大元，后改中都为大都。
早在忽必烈登上皇帝宝座之前，蒙古贵族巴图鲁就曾对忽必烈说：“幽燕之地，龙蟠虎踞，形势雄伟。南控江淮，北连朔漠。且天子必居中以受四方朝觐，大王果欲经营天下，驻跸之所，非燕不可。”随着蒙古族所控制版图的空前扩大和统治重心的南移，迁都成为蒙古族统治者的现实选择。随着金、辽的不断营建，燕京变得越来越重要。从地理位置上看，燕京位于中原民族与北方少数民族的融合交界地带，有利于民族融合与民族包容。当然，这里也便于元朝统治者管理南北方广大地区。
迁都燕京，自然也有忽必烈的个人考量。燕京也是忽必烈的龙兴之地。忽必烈管理漠南汉地军政时，曾网罗了刘秉忠、张文谦、王恂、郝经等一批汉族知识分子，在中原一些元朝占领的地区采用汉族的统治办法，构建了比较稳定的统治秩序，这为他后来夺得汗位奠定了基础。蒙哥汗死后，忽必烈在开平称帝，取得大汗的权位。对忽必烈来说，迁都燕京不仅是因为在燕京更有统治力量和安全感，还因为这里更有利于对中原的统治。刘秉忠曾劝忽必烈，以马上取天下，不可以马上治天下。随着实力的增强和地盘的扩大，原来都城的地理位置已不能适应形势的需要。元朝要想治理好整个国家，不得不考虑幅员广大的中原地区。
迁都燕京还是为了适应蒙古社会封建化的需要。以草原游牧经济为基础的蒙古政权，只有效法汉族的统治方法，才能符合社会的发展，巩固封建帝国的统治。蒙古族刚入主中原的时候，还不能马上适应中原的封建关系，随着他们对汉文化的逐渐吸收和融合，他们对首都的选择便提出了新的要求。
天子守国门要塞
站在北京城的景山之上俯视全城，金碧辉煌的紫禁城与繁华不眠的现代化新城尽收眼底。在600 多年前的元朝，这里是一个小山丘，名“青山”。明朝时，据说曾将煤炭堆放于此，称“煤山”。明永乐年间，明成祖朱棣大兴土木，将大量的泥土堆积在山丘上，形成五座山峰，美其名曰“万岁山”。崇祯十七年（1644）明思宗自缢于此，明朝的统治结束。明太祖朱元璋在开国时，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大明王朝会以这样的形式谢幕。清朝入关后，顺治帝取《诗经·商颂·殷武》“陟彼景山，松柏丸丸”之意，将其更名为景山。如今，这里作为景山公园，供人们休闲游览。景山，是明朝建都北京的重要历史遗存。
从景山俯瞰北京城
明朝都城的确立，有一个相对曲折的过程。元末，明军北伐成功，建都南京，改元大都为北平府。明太祖朱元璋虽然定都南京，但由于南京距离北方较远，不便于对付残元势力，且南京皇城所在地的风水不太好，朱元璋对都城一直不是很满意。在朱元璋晚年，他想起胡子祺曾提起的定都关中的建议，曾派太子朱标前往关中考察。太子归来，献上地图后便一病不起。第二年，太子病故，朱元璋也打消了迁都的计划。在《祭光禄寺灶神文》里，朱元璋说：“朕经营天下数十年，事事按古有绪。唯宫城前昂后洼，形势不称。本欲迁都，今朕年老，精力已倦。又天下新定，不欲劳民。且废兴有数，只得听天。”朱元璋在迁都问题上纠结多年，抱憾离世。明太祖死后，其第四子、镇守北平府的燕王朱棣以“清君侧”为名，发起“靖难之役”。经过4 年的战争，朱棣打败建文帝朱允炆取得政权，改年号为永乐。
明成祖朱棣即位后，在国都的选择上做出了对后世影响巨大的决定。他基于政治、经济、军事等多重原因，决定迁都北京。在永乐元年(1403)，朱棣便下令将北平府改成北京，此为北京得名之始。随后，明朝着手营建北京城：永乐十五年（1417）开始大规模施工，永乐十八年（1420）完成，永乐十九年（1421）正月正式宣告天下，国都自南京迁至北京。明朝《杨文敏集》云：“天下山川形势，雄伟壮丽，可为京都者，莫逾金陵。至若地势宽厚，关塞险固，总扼中原之夷旷者，又莫过燕蓟。虽云长安有崤函之固，洛邑为天下之中，要之帝王都会，为亿万年太平悠久之基，莫金陵、燕蓟若也。”
对统治者来说，国防安全是重要的考量标准。明成祖定都北京，在军事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此前，明军虽然将元顺帝赶到燕山以北，但蒙古族在北方还拥有一定的势力。在明朝，蒙古族在北方活动，曾试图再次统治中原。南京偏于东南，防御元朝残余势力不免有些鞭长莫及。因此，明朝建国初年开始，便加强了北京一带的军事防御。明太祖晚年曾说：“朕子燕王在北平。北平，中国之门户。”长期驻守明朝边疆的永乐帝非常清醒地认识到防御北方的重要性。凭过人的胆识与魄力，永乐帝迁都北京，以国都当敌，天子守国门。
当然，迁都北京也有政治地理的考虑，统治者更愿意选择其势力所在的地方或距离其势力所在地区较近的地方建立都城。永乐帝“逆取皇位”，但南京不是他的势力范围，他就像是一个贸然闯入的“劫匪”，既没有武装势力的支持，也缺少足够数量的官僚拥护，过得战战兢兢。北方则不然，北方是永乐帝的势力范围，他在登基之前长期驻扎北平，已经为保卫明朝东北边疆或征讨蒙古人而在北方经营多年。正因为如此，永乐帝果断地选择了明朝都城的北迁。
威严紫禁城
清世祖顺治元年（1644）五月，清摄政王多尔衮在明朝降臣吴三桂的帮助下，率领清军占领了明朝首都北京。第二天，清朝在原来明朝兵部发布口谕：“今本朝定鼎燕京，天下罹难军民，皆吾赤子。”一个月后，清朝自盛京（今沈阳）迁都燕京（今北京）一事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清朝迁都北京阻力重重。以英亲王阿济格为代表的守旧派贵族指出：过去我们初得辽东时（指辽阳），“不行杀戮，故清人多为辽民所杀”。因此建议：“今宜乘此兵威，大肆屠戮，留置诸王，以镇燕都。”守旧派贵族希望仅仅把北京作为防御重镇，抵御南方明军的进攻，确保清朝辽东家园的安宁。
多尔衮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奏请顺治帝：“臣再三思维，燕京势踞形胜，乃自古兴王之地，有明建都之所。今既蒙天畀，皇上迁都于此，以定天下。则宅中图治，宇内朝宗，无不通达。可以慰天下仰望之心，可以赐四方和恒之福。伏祈皇上熟虑俯纳焉。”与此同时，多尔衮以先皇遗言驳斥拒绝迁都的反对者道：“先帝尝言，若得北京，当即徙都，以图进取。况今人心未定，不可弃而东还。”针对旗人首领们为了返回故土而宣扬的“将在北京大肆屠杀掠夺之后返回东北”这种谣言，多尔衮张贴告示晓谕民众：“我朝剿寇定乱，建都燕京，深念民为邦本，凡可以计安民生者，无不与大小诸臣实心举行……我国家不恃兵力，惟务德化，统驭万方。自今伊始，燕京乃定鼎之地，何故不建都于此，而又欲东移？”经过多尔衮的多方努力，清朝终于下定决心定都北京。
绘于17 世纪的多尔衮像
顺治元年（1644）十月初一，顺治帝登临皇极门（今太和门）行祭告大礼，并诏谕天下：“今年十月初一日，祗告天地、宗庙、社稷，即皇帝位，仍建有天下之号曰大清，定鼎燕京，纪元顺治。”
清朝定都北京主要是出于三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从历史条件来看，北京是自古兴王之地。随着时间的推移，北京的地位不断攀升。在国家统一中，北京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位于北方草原上的民族政权若得到北京，便打开了通往中原的门户，具备了统治中原的基本条件。第二，北京交通条件优越，“宇内朝宗，无不通达”。第三，文化氛围和民族认同感较强，北京一直是中国南北文化的交汇之处，容易让不同的民族接受。
总体来看，北京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华大地上封建王朝的首都，有其必然因素。北京位于农牧交错带上，一直是汉族与北方少数民族文化融合的枢纽，辽、金两朝在此定都对这一文化的融合起到了更大的促进作用。对于那些兴起于北方游牧、渔猎地区的政权来说，北京紧靠发源地，在统治阶层的心理上能够产生较强的安全感；从扩张的角度来看，政治中心的南移，有利于他们实现对全国的统治。至于明朝，燕王朱棣在夺取皇位以前长期驻扎北京，对这里有很强的归属感；元朝政权在全国的统治虽被推翻，但蒙古势力的威胁仍然存在，定都北京也可取得军事上一定程度的主动。
由于长期作为首都所积累的深厚文化底蕴，北京在当代仍旧在历史文化延续上具有特殊的地位。将我国辽阔的陆地与海域统一考察，北京在地理位置上仍旧居于国家的中心，具有通达四方的区位优势。北京四通八达的便利交通，更是其他地区难以超越的优势。作为首都，北京在今天依然具备很大的优势，仍然是中国的首善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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