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年前，我二十二岁。那时候的我，根本不知道什么叫体面，满脑子只有一个字：钱。
因为我弟查出了急性髓系白血病，虽然配型成功了，但骨髓移植加上后期的排异治疗，需要一个天文数字。我爸妈早年车祸没得早，是我拉扯着弟弟长大的。看着无菌舱里因为化疗掉光了头发、瘦得脱相的弟弟，我连死的心都不敢有，因为我死了，他就真的没活路了。
我把亲戚朋友借了个遍，甚至跪在舅舅家门口磕头，换来的也只是几千块钱的施舍和冷眼。就在我走投无路，准备去卖肾的时候，医院里的一个护工偷偷塞给我一张名片。
“去试试吧，听说有个大老板在找肚子，开价很高，只要身体底子干净。”护工压低声音说。
我没有丝毫犹豫，拨通了那个电话。
对方叫赵其明，是个做进出口贸易的富商。在一家私立医院的VIP室里，我第一次见到了他。他大概四十多岁，西装革履，戴着金丝眼镜，身上有股很淡却很昂贵的木质香水味。
他没怎么看我，眼神就像在打量一件即将购入的商品。旁边的中间人把我的体检报告递给他，他翻了两页，淡淡地问：“家里缺钱？”
“缺救命钱。”我咬着牙说，“我只要两百万，能一次性付清最好。我的身体很健康，家里没有遗传病史，我不抽烟不喝酒。”
“行规是分期付，先给五十万，怀上了给五十万，生下健康男孩把尾款结清。但你的情况中介跟我说了，”他把报告扔在桌上，“看在你配型和各方面指标都极其优秀的份上，我破个例。两百万可以一次性打到你账户上，用来救你弟弟。但丑话说在前面，签了合同，你这条命，连同肚子里的东西，在这十个月里都得听我的。如果出了岔子，或者孩子不健康，你要双倍赔偿。”
我当时没有丝毫的犹豫就签了字，笔尖落在纸上的时候，我知道自己卖掉了什么，但我连眼泪都没有掉。
拿到钱的第二天，我就被安排进了一栋高档别墅。后来弟弟的手术费交上了，手术很成功，这个消息是我在漫长而痛苦的促排卵和胚胎移植过程中，唯一的止痛药。
得知我怀上的孩子那天，赵其明很高兴，他虽然偶尔会来看看我，但从不跟我同桌吃饭。他带来昂贵的补品、专业的营养师和保姆，把我像一尊易碎的瓷器一样供养了起来。
我以为只要熬过这十个月，把孩子交给他，我就可以拿着剩下的钱，带弟弟回老家过普通人的生活。我在心里无数次警告自己，这只是一场交易，千万不要对肚子里的肉块产生感情。
可是，人终究是血肉做的。
怀孕四个月的时候，我第一次感觉到了胎动。就像是一条小鱼在我的肚皮里轻轻吐了个泡泡。那一瞬间，我整个人都僵住了，手里的水杯掉在地上摔得粉碎。
保姆紧张地跑过来问我怎么了，我捂着肚子，眼泪毫无征兆地掉了下来。那个在我身体里汲取营养、正在一天天长大的生命，他在跟我打招呼。
哪怕他身上流着一半陌生人的血，但他是在我身体里孕育的。每天深夜，当别墅里安静得只剩下风声时，我都会摸着肚子，隔着肚皮感受他的心跳。这种血脉相连的感觉，完全超出了合同的契约范围，像野草一样在我心里疯长。
我怀孕二十四周大排畸检查的时候，那天赵其明难得有空，亲自陪我去了那家高端私立医院。B超室里，医生拿着探头在我肚子上滑来滑去，起初一切都很正常，直到医生的眉头越皱越紧。
探头在某一个位置停了很久，医生的脸色变得有些凝重。
“赵总，”医生看了一眼赵其明，语气很小心，“胎儿的情况……有点复杂。”
赵其明脸上的轻松瞬间消失了，声音冷得像冰：“直说。”
“胎儿有严重的唇腭裂，不仅是嘴唇，上颚也裂开了。更麻烦的是，心脏彩超显示，胎儿有室间隔缺损，也就是先天性心脏病。虽然面积不算特别大，但出生后极大可能需要进行开胸手术。”
我躺在检查床上，只觉得一阵天旋地转。B超机屏幕上那些模糊的黑白影像，突然变成了张牙舞爪的怪物，撕扯着我的神经。
“能治好吗？”我下意识地脱口而出，声音都在发抖。
赵其明转过头，冷冷地看了我一眼，那眼神让我把剩下的话硬生生咽了回去。
他转头看向医生，语气平静得让人害怕：“有后遗症吗？治好之后，能和完全正常的孩子一样吗？”
“唇腭裂可以通过多次手术修复，但会留疤。心脏问题不好说，手术有风险，后期恢复也看个人体质，不能保证百分之百和正常孩子一样。”
赵其明没有再问第二句。他抽出一张纸巾，嫌恶地擦了擦手，转头对我说：“穿好衣服，出来。”
在医院的VIP休息室里，赵其明点了一根烟，那是我第一次见他抽烟。
“合同终止。”他吐出一口烟雾，声音里听不出任何情绪起伏，“下午就安排引产手术，我赵其明不需要一个残次品来继承家业。”
“残次品”三个字，像三把尖刀狠狠扎进了我的心脏。
“可是他已经在踢我了！”我猛地站起来，眼泪夺眶而出，“医生说可以做手术的，不管是嘴巴还是心脏，都能治！你那么有钱，这点医疗费对你来说算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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