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这孩子只能先搁你这儿了。我还不到三十岁，带个拖油瓶，以后人家谁还愿意要我？”
七月的日头毒得能把柏油路烤化，民政局门口连丝风都没有。林雅踩着那双细高跟鞋，一边把暗红色的离婚证往包里塞，一边从包里翻出粉饼补妆。她的语气理直气壮，连看都没看一眼缩在我腿边的浩浩。
我转头看向我的儿子建宇。他正烦躁地抽着烟，眉头拧成个死疙瘩，见我瞅他，立刻躲开了眼神：“妈，你也知道我要去深圳跟那个项目，单位分的宿舍那是上下铺，我怎么带孩子？你先管一阵子，等我安顿下来再说。”
他们俩就像两个刚甩掉巨大包袱的陌生人，在这几层台阶上匆匆分道扬镳。林雅上了一辆早就在路边等着的网约车，建宇掐了烟，拖着行李箱走向地铁站。
五岁的浩浩攥着我的裤腿，手心里全是汗。他没哭也没闹，只是仰着那张晒得发红的小脸问我：“奶奶，爸爸妈妈是不是不要我了？”
我喉咙里像塞了一大团浸水的棉花，酸涩得发疼。我蹲下身，把浩浩搂进怀里，用粗糙的手掌贴着他的后背：“胡说，他们是去挣大钱给浩浩买大奥特曼呢。走，奶奶带你回家吃排骨。”
那天的排骨浩浩只吃了一块，晚上睡觉的时候，他非要留着客厅的灯，说怕妈妈晚上回来找不到门。我坐在床边给他打扇子，听着他呼吸渐渐平稳，眼泪这才敢吧嗒吧嗒地往下掉。
我是个退休的纺织厂女工，老伴走得早，每个月就那点退休金。我原本以为帮他们把孩子带到上幼儿园，我就能喘口气，去广场上跟着老姐妹们学学太极剑。谁能想到，这日子刚有点盼头，天就塌了。
他们俩结婚的时候跟闹着玩似的，觉得爱情大过天，生孩子也是顺其自然。可真到了柴米油盐里，今天你嫌我没本事，明天我嫌你不顾家，三天一大吵，两天一砸东西，最后硬生生把这个家给砸碎了。
第一年的日子是最难熬的。
浩浩刚上大班，换季的时候染上了甲流，大半夜烧到了三十九度八。小脸烫得像个火炉，闭着眼睛直说胡话，一声声喊着妈妈。我吓得腿都软了，连睡衣都没来得及换，用旧毛毯把他一裹，背着就往楼下冲。
那是十一月的下雨天，凌晨两点的街道上空空荡荡。我一个人背着四十多斤的孩子，膝盖上的老风湿疼得像有针在扎。好不容易拦下一辆出租车到了医院，挂号、抽血、缴费，我楼上楼下跑得气喘吁吁。
看着浩浩躺在输液室的长椅上，细细的针管扎进他手背的血管里，我没忍住，躲到走廊拐角给建宇打了个电话。
电话响了很久才接通，那头传来建宇迷迷糊糊带着极度不耐烦的声音：“喂？大半夜的干嘛啊？”
“建宇，浩浩发高烧在医院输液，烧得直抽抽，你能不能请个假回来看一眼？”我压着声音，眼泪在眼眶里打转。
“哎呀妈！我在深圳呢，回去一趟机票多贵你不知道吗？我这项目正要紧，请假要扣奖金的。发烧你就听大夫的呗，给我打电话我也不能顺着信号爬回去啊。行了行了，我给你转五百块钱，明天还要早起开会，挂了啊。”
嘟嘟的忙音像刀子一样刮着我的耳朵。我攥着手机，不甘心，又翻出了林雅的号码。微信拨过去，响了十几声终于通了，背景音里有男人的笑声和碰杯的声音。
“阿姨，这么晚有事吗？”她叫我阿姨，连那声妈都省了。
“小雅，浩浩病了，在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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