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秋，县文史办的老周和小陈骑自行车到浦头镇万庄村，来找村民栾兴高。镇子不大，青石板路弯弯曲曲的，两边都是些老房子。
他俩此行的目的，是搜集地方革命斗争的史料。先前打听得知，万庄村的栾兴高老汉，当年曾在杨桥区队当过班长，参加过江上截击战，于是便顺着地址找了过去。
村口老槐树落了一层叶，有人朝南一指：“晒黄豆那家就是。”两人过去，见一位老人正拿木锨翻豆子。
老汉便是栾兴高，他头发花白，腰板还直，听说来意，摆摆手：“陈年旧账，有啥说头？”
老周说：“您要是不讲，后人就不知道。”
栾兴高想了想，搬来板凳，倒上开水，坐在槐树下，眼望远处，慢慢开了口。
“那就说个四四年抓鬼子小头目的事儿吧，那年十月里。我在杨桥区队二班当班长。区队得着个暗信，说十月七号一早，镇江开高港的客轮上，有个日寇头目，此人当天带一个伪军营长和十多个伪军，要去高港口岸。区队随后决定，在江上截下这伙儿人。”
头天夜里，七十来号人，七条木船，悄悄埋伏在三江营东边河汊里。
第二天，天蒙蒙亮，江雾重，船板湿漉漉的。同志们一个个屏住呼吸，手里的枪握得紧紧的，栾兴高把枪贴在腿边，耳朵听着江面的动静。
太阳升到一竿高的时候，机器响从远处传来，一条客轮从镇江那边过来，烟囱冒烟，浪头推着船帮。
徐新指导员手往下一压，七条船从芦苇里“倏”地钻出来，一下子横在江心，挡住去路。
有人朝空放了一枪，响声在江面上滚。客轮先是一顿，接着慢慢停住。跳板一搭，战士们跳上去，涌进舱里。
舱里顿时炸了窝。
伪军们有的去摸枪，有的往椅子底下拱，船围得严，枪口逼着，谁也不敢动弹。不到一袋烟功夫，十七个伪军，连营长在内，全被捆了。可舱里搜遍了，箱子包袱翻了个底朝天，就是不见日寇小头目。
指导员徐新心里犯疑：不对呀，信儿难道错了？还是人没上船？
他瞅瞅江面，又扫一眼舱里，随后便打算喊撤。
不过，此刻栾兴高却没挪脚。
他靠在舱壁边，眼神停在一个后生身上。那后生年纪不大，穿一身新藏青布褂子，坐得板正，眯缝眼朝窗外看。
这人栾兴高瞧着别扭——这人身子骨太细，手也太白，不像是个行路之人，江风灌进来，旁人缩头缩脑，他却像没事人，有些过于镇定了。
最叫栾兴高起疑的是，那个被捆的伪军营长耷拉着脑袋，眼珠却一趟一趟往那后生那边溜。溜一下，赶紧低下去；隔一会儿，又溜一下。
栾兴高心里咯噔一下：此人肯定不对劲。他想，不能掉以轻心，万一传出来的暗信儿没错，此刻要是撤了，待会儿船一靠岸，人钻进人堆，再抓可就晚了。
伪军营长那几眼，像针一样扎在他心上。
栾兴高掏出手枪，猛地跨前一步，对着那年轻后生喝问：“你是干啥的？”
那后生被这一声问愣了，肩膀一缩，舌头也不利索：“我……我是温州人，来做买卖的。”
栾兴高不搭话，上手在他身上摸了一遍。口袋、裤腰、鞋壳，全翻了，没枪，也没见啥凭证。
后生挤出笑：“老总，我真是买卖人。”
栾兴高没理他，眼一斜，看向后生旁边坐着的那个妇人。那妇人脸煞白，手抖得按不住，眼直勾勾盯住一个花布包。包搁在膝头，她两手捂着，指头节都白了。
栾兴高见状，心里顿时有了底，他随即朝旁边的战士一摆头：“打开那个包。”
妇人一激灵，想拦又缩回手。
战士上前解开一看，几件旧衣裳下面，硬撅撅压着一把手枪。枪一露，舱里顿时没了声。那几个伪军瞪大了眼睛，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也不敢动弹。
栾兴高提起枪，问妇人：“这枪是谁的？”
妇人嘴唇打颤，抬手一指后生：“他的，他强塞进我包里的。”
栾兴高看着那个后生。那人的脸已经变了色，嘴唇发青，双手不自觉地攥紧了拳头，又慢慢松开。他张了张嘴，好像想说什么，最终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那人的额头上冒出了汗珠，他下意识地往后缩了缩身子，眼神慌乱地四处乱瞟，像一只被逮住的兔子。
栾兴高枪口一抬：“走，跟我们走！”
后生嘴张了张，看看四周的枪，又看看捆着的伪军营长，脑袋耷拉下去。
这人正是信里说的日寇小头目。此行，他换了便衣，冒充买卖人，想随乘客混过去。
伪军营长虽然知道他，但不敢吭声，只拿眼溜。偏偏这几眼，落进栾兴高眼里。
战士们把日寇小头目押下船。江风没停，客轮靠了岸，乘客缩在舱里，偷眼往外瞧。徐新拍了下栾兴高肩头，没言语。栾兴高把枪别在腰后，回头望了望那个花布包。包皮旧了，角上磨出毛边，里头裹的是日寇的算盘，也是百姓的怕。
老周听到这里，停下笔问：“您咋断定他不是温州买卖人？”
栾兴高笑了笑：“买卖人见枪就慌，他太稳。伪军营长那几眼，把他卖了。”
后来有人问起，他只说：“穿得像，藏不住心里有鬼。”
老周合上本子，日头偏西。
栾兴高送他们到门口，说：“那会儿江风硬，人心更硬。我们不硬，老百姓就遭殃。”
小陈骑上车，回头望见老人站在村口，槐树影子拉得老长。他忽然明白，那些事像江水，流走了，又没流走。有人记下来，后人就知道，太平日子不是白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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