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面没有虚与委蛇的客套。面对面王毅不再委婉，直接划出中方不可逾越的红线。
虽是邻国相会，但原则问题绝不让步。该讲的利害、该亮的底线一次性说透，这番表态，日方必须听懂。
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这个团体，在中日交往的历史上位置比较特殊。它做的是民间交流的事，但有时候民间渠道反而比官方渠道更能维持温度。
岩屋毅这次能见到王毅，跟这个团体本身的分量有关系，也跟一个人有关系，就是已经去世的河野洋平。河野洋平是中国这边相当熟悉的名字。
他当国贸促会长的时候，定期带团访华，中方给的接待规格一直不低。他在日本政坛属于敢承认历史的那一类人，主持发表的“河野谈话”在周边国家留下了正面印象。
王毅在会谈中专门提到他，说他是“有良知的政治家”，敢于直面日本过去的黑暗历史，勇于反省军国主义的侵略罪责。这话放在当下的日本政治语境里，指向性很明显。
其实我觉得，王毅特意点出“有良知”这三个字，本身就是一种外交语言里的重话，等于在告诉日方，现在台上那些人缺的恰恰就是这个。
岩屋毅在会见时主动提到一件事，河野洋平在病重期间仍然念叨着要去中国，认为两国关系处于艰难状态。
这句话传递的不只是个人感情。岩屋毅从河野洋平手里接过会长职务，也接过了这份对华友好的政治遗产。但这份遗产在日本政坛的分量，正在肉眼可见地缩水。
日本政坛这些年右翼思潮的抬头是看得见的。以高市早苗为代表的一批政客在历史问题上的态度，跟河野洋平那一代人形成了鲜明反差。
否认侵略历史、为军备扩张找理由、在涉及邻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反复试探，这些做法正在一点一点侵蚀中日关系的根基。
河野洋平的离世，在某种意义上标志着一个时代的淡出。那种愿意直面历史、坚持和平路线的政治传统，在日本政坛内部的生存空间正在收窄。
依我看这种收窄不是自然淘汰，而是日本政治生态被右翼话语长期绑架的结果，理性派不是没有声音，而是被边缘化得太快。
但日本国内对高市路线的质疑也不是孤立的声音。今年1月，日本“继承和发展村山谈话会”在东京搞了一次集会，明确要求高市早苗撤回涉台错误言论。
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在集会上说，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高市的发言违背了《中日联合声明》的宗旨，导致日中关系被严重破坏。
日本法政大学前总长田中优子也在同一个场合警告，军费不断攀升而民生支出被收紧，这种状况持续下去经济问题迟早要爆发。
这些声音在日本主流政治里不占上风，但它们的存在说明高市那条路并没有得到日本社会的一致认可。日本庆应义塾大学副教授有野洋辅在接受采访时打过一个比方，他说高市早苗正在做的事情就像是对大家喊“虽然是红灯，只要大家一起闯就不可怕”。
这个比方点出了问题的实质。高市路线不是在解决问题，而是在制造一种集体冒险的幻觉，把日本往一个危险的方向推。
我认为这个“集体闯红灯”的比喻恰恰说明，高市的支持基础并不牢固，它靠的是制造外部紧张来维持内部凝聚力，一旦外部压力松动，这套叙事就会迅速失去市场。
王毅这次选择在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这个时间节点上把历史问题摆到桌面上，用意是清楚的。
他告诉岩屋毅，如果日本不愿意从历史中吸取教训，甚至试图挑战和平宪法、为侵略历史翻案，那这个国家就很难在国际社会面前抬起头来，更不用说什么开辟未来。
这话不是说给岩屋毅一个人听的。岩屋毅作为国贸促会长和曾经的外相，对中日关系的来龙去脉有亲身体验。
他在石破茂政府时期担任外相，经历过中日关系一度缓和的阶段，也亲眼看着那些成果在高市上台后一点点被消耗掉。他比高市早苗那些人更清楚两国关系走到今天这一步的症结在哪里。
王毅把日本需要做的事情分了三层。最紧迫的是纠正日本领导人在台湾问题上的错误言行，这是当前中日关系面临严重困难的最大症结。
重要的是在历史问题上采取正确态度，这是政治基础。根本的是形成客观理性的对华认知，这是长期方向。
这三件事有先后之分，也有轻重之别，但缺了任何一件，中日关系都很难真正回到正常轨道。
我觉得这三层里最难的恰恰是第三层，因为认知问题不是换一个首相就能解决的，它涉及日本社会对自身定位的根本性困惑，短期内看不到扭转的迹象。
这些表态本身没有问题。问题在于，能把握日本方向的已经不是岩屋毅这样的理性务实政客了。
日本国贸促和日本国内那些仍然坚持对华友好传统的团体和个人，能不能推动日本政府做出正确选择，这需要观察。
王毅的话已经说得很透，接下来要看的是日本国内那些还在坚持理性对华路线的人，有没有能力把这种声音变成实际的政治影响力。如果做不到，中日关系的转冷就不是短期内能扭转的事情。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