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冬，笔者去云南西双版纳出差，得悉西双版纳知青墓园龙泉公墓距离嘎洒机场并不太远，大约一小时车程，因而下飞机后直接驱车前往。
西双版纳在中国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史上具有重要位置。1967年11月27日，在周恩来接见首都造反派代表时，北京市东城区55名中学生趁机提交请愿书，要求自愿到云南做农垦战士，建设边疆、保卫边疆。周恩来批准了他们的要求，翌年2月8日这些人离京赶赴云南，是为“文革”大规模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序幕。
（西双版纳东风农场的经营体制几经变化，今天已经成为一个地方国企，这是总部大楼）
而1978年，又同样是来自北京的一些知青，在梦幻破灭、饱受生活摧残后，与来自上海的一些知青共同领导了返城大罢工，乃至到昆明卧轨请愿，此事惊动了中央，终于迫使中央终结了持续十余年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近千万知青得以返城。对于西双版纳来说，作为群众政治运动性质的知青上山下乡浪潮，始于此而终于此。
龙泉公墓长眠着134名知青，这些人都是附近东风农场（2团）的青年，他们绝大多数来自北京、上海、重庆等城市的名牌中学，这些青年学生在边疆艰苦环境下种橡胶固然有意义，但是他们是那一代受过最好基础教育的青少年，理应有更好的去处、对国家作出更符合时代和人民需要的贡献。
（东方农场的知青雕塑和墓地）
东风团场前后共接纳知青8600余人，也就是说至少1.6%的青年人长眠于此，而整个文革期间，云南接纳了10多万内地知青，照这个比例计算，死亡人数约2000人，这不能不说是一个让人痛心的事情。
冬日残阳中，笔者对着这些知青墓碑深深三鞠躬。据当地人讲，以前偶尔有团场知青回来祭扫他们的战友，现在随着知青步入老年，来扫墓的人越来越少了，这些遇难者们终将被人慢慢遗忘，“托体同山阿”，孤独地留在这远离故乡的边境线附近山岗上。
笔者在暮色中返回景洪，一路上思绪万千。终结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是拨乱反正时期的四大“德政”（其余是平反冤错案、右派摘帽、地富反坏摘帽）之一，上千万城市家庭告别分离之苦，数千万城市青年有了一个更光明的出路，可以说是让几乎每个城市家庭受益。但是对于它的历史过程，很少有人做认真研究，大多数都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知青逐渐回城，持续了十多年的上山下乡运动终结”寥寥数句。
从现有资料来看，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终结，尽管上层不乏支持者如李先念、王震等人，但是角色最关键、贡献最大的是仍邓小平和胡耀邦，可以说没有这两个人，问题不可能得到如此快和如此彻底的解决，其他人的赞同也是建立在他们揭盖子及提出新方案的基础上的。关于邓小平历史作用，之前已经有专门学者做出过研究，本文主要谈谈胡耀邦的角色。
另外，人们的潜意识里往往把知青上山下乡视为“文革”中极“左”民粹主义的产物。其实青年学生向农村或边疆地区流动早在1955年就开始，这种逆城市化现象的产生，源于中国对计划经济体制的选择，使得城市经济容纳就业的功能大大下降，不得不向农村或边疆转移农村劳动力。
我们可以发现第一批城市青年向农村边疆转移之日（如上海青年在江西建立“共青垦殖社”，北京青年杨华等人组织北大荒垦荒队），恰好是三大改造完成之时，到1966年，全国已经有200多万中学毕业生下乡。假若没有文革，随着建国初期婴儿潮出生人口走向青年，1960年代下半期大规模知青上山下乡也在所难免。
而邓小平和胡耀邦解决城市青年就业问题，最终靠的还是破除计划体制，从改变产业结构和所有制两方面入手，增加城市就业，催生出中国城镇第一批私营经济，知青返城运动客观上成为中国经济改革的一个重要诱因，这一点也是常为人所忽略的。因此，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兴衰与经济体制的关系也是本文论述的另一个重点。
一、“文革”结束后，邓小平与胡耀邦对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批评和反思
“文革”结束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路线已经问题百出，走向穷途末路，用李先念后来的总结是“四个不满”。
一是农民不满。知青下乡美其名曰帮助农民“建设新农村”，其实是跟农民争饭吃，现在也有很多研究经济学表明，知青上山下乡加剧了农业投入的“过密化”，扩大了城乡经济差距。
二是家长不满。根据国务院知青办对27个省市区的统计，国家给的知青生活补助，仅有3个省可以实现生活自己，其余都要继续吃家里的补贴；上海市知青办的调查显示，1977年22万跨省知青中，有13万需要家里补助才能正常生活，民间流传“过去养儿防老，现在养儿到老”，“多一个下乡子女，降三级工资”的说法。
三是知青不满。知青到了农村不但饱受远离亲人的情感折磨，连体面生活都是问题，1976年底，全国仍有95万知青没有房屋住，知青普遍找对象难，上海90%的跨省婚龄知青都是单身，另据《陕西省志·劳动志》记载，1978年在陕知青结婚的仅有2514人，占知青人数的1.4%。
并且各地普遍出现奸污女知青的现象，据浙江省知青办1979年底的统计，1968年以来全省共发生强奸案2557起，受迫害人数为3248人，而该省下乡女知青数量约28万，受害者占总人数的1.2%左右，如果考虑到绝大多数女性对性侵不愿声张，实际受害者比例远远高于这个数字。（金光耀、金大陆：《从地方志资料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反映知青爱情婚姻不幸的电视剧《孽债》）
虽然知青有通过招工、推荐上大学改变命运的机会，但是能否离开农村更看家庭背景。正如武汉大学教师查全性后来向邓小平反映的：“现在平民子弟如果没有特殊关系是上不了大学的，这一点比文化大革命以前还严重，群众流传说：‘解放前上大学靠钱，十七年靠分，现在靠权’，甚至连小学生也知道，上大学不需凭文化，只要有个好爸爸”。
四是政府不满。每年各级政府动员知青下乡下大力气，用尽各种方式才能完成指标，并且还要给知青生活补助，以及给接纳知青的地方各种援助，上海每年用于知青下乡的经费加起来接近上亿。而接纳地也是苦不堪言，比如1968年至1979年，黑龙江共收到中央给的知青安置经费7.87亿，实际支付11.3亿，倒贴3.43亿；贵州是穷省，但是每年仍要倒贴1000万左右用于安置沿海省份来的知青。
（知青由于家庭出身不同和下乡经历不同，对上山下乡运动的评价差异很大。但是对多数普通平民子弟而言，上山下乡是个不愉快的经历，尤其是在边疆地区的知青居住条件差，劳动艰辛，笔者犹记看到上海知青章海陵先生在新疆哈密住的窝棚照片时，感受到的冲击）
粉碎“四人帮”后，很多过去的弊政已经逐渐开始废除，但是上山下乡运动并没有停止的迹象。1977年，华国锋在“十一大”政治报告中产指出：“毛主席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必须坚持贯彻执行，对于具体工作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则应当按照统筹解决的方针，切实解决好”。
在此前后，中央讨论恢复高考的问题时，华国锋虽然原则上同意，但是也担心：“特别要处理好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问题，不要注意这一方面，上山下乡又不安心了。”这说明当时华仍然很注意维护这个制度，1977年仍有超过170万城市青年到农村去。
不过刚刚复出的邓小平已经公开表达对知青上山下乡的不同看法，并开始努力推动改变这个模式。1978年3月28日，他在同胡乔木、邓力群等人谈话时指出，现在搞上山下乡，不是长期的办法，四川平均一个人不到一亩地，城市人下去以后，实际上形成同农民抢饭吃，我们第一步应做到城市青年不下乡，然后再解决从农村吸收人的问题（《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第59页）。这是笔者能够检索到的，中央高层对上山下乡提出的最早的异议。
“文革”开始后的知青上山下乡，与废除高考制度是相孪生的，尤其是以1968年中央73号文件为标志，形成了一套彻底否定知识教育、青年就业“四个面向”（面向农村、边疆、工矿和基层，其中“面向农村是主方向”）的反智路线。尽管从1973年开始，大学恢复招生，但是录取依旧以劳动和政治表现为主，具有两年以上有劳动经验是前提要件。
1977年8月，邓小平主持召开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果断拍板当年下半年恢复高考，并规定了中学毕业可以直接报考，不需要劳动经验，完全评分录取的新规则。1977年和1978年高考虽然只录取了67万余人，但是对当时知青的震撼还是很大的，共有近1200万应届毕业生和在乡知识青年报考，恢复高考不仅让他们看到了新出路，还极大冲击了“上山下乡”运动宣传的反智价值体系。
这时候，担任中央党校副校长和中组部部长的胡耀邦，更直接发表批评“上山下乡”的言论。1978年4月4日，他与中央党校《理论动态》编辑组谈话时说：“现在全世界都从农村吸引人到城市，只有我们从城市到农村，这是暂时的还是长久的？”他进而反问：“现在城市有许多事情要做，洗澡、理发、交通都紧张，不搞这些，而到农村去搞饭吃，这是什么马克思主义！要下乡，下乡还要插队，才是马克思主义，太片面了。”（（盛平：《胡耀邦思想年谱》，第160页）这个评论应该说很尖锐，一针见血了，直接戳穿了上山下乡运动的意识形态外衣。
而从另一个线索来看，胡耀邦也开始从组织和人事了布局解决知青问题，同年4月，中央组织部开始物色国务院知青办主任新人选，胡耀邦最终选定了由他的团中央老部下许世平。国务院知青办的工作最难做，连分管知青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陈永贵都说：“我们几个副总理一提起这件事就感到头疼”，许世平当时患有心脏病，并不愿意担任这个职务，不过在胡耀邦的劝说动员下，还是挑起了这个重担。（高淑铭、许小明主编：《许世平纪念文集》，2004年自印本第205-207页）
许世平在上任后不久，就开始准备第二次全国知青工作会议的文件，7月3日胡耀邦又找他谈话，说：“上山下乡这条路走不通了，要逐步减少，以至做到不下乡。这是一个正确的方针，是可能做到的。安置方向主要着眼于城市，先抓京、津、沪三大城市”。
第二天，华国锋找胡耀邦谈下一步中央工作，对话气氛颇为融洽，二人聊了9个多小时，从下午3点一直到午夜12点。华国锋提出了“五大政策要落实”的总结，即干部政策、知识分子政策、统战政策、民族政策和知青上山下乡政策。从这个谈话可以看出，华国锋此时已经感觉到无法维持粉碎“四人帮”后形成的稳定局面，十几年来积累的深刻矛盾已经爆发，他特意向胡耀邦咨询解决办法。
两人谈到知青上山下乡问题是，胡耀邦建言：“凡是能不下乡的尽可能别下了，同工农兵结合，首先是同工人结合，现在农村的知青800多万，到1985年还要下1800万，国家一年花20多亿，我同意邓小平同志讲的，下乡徒有其名，家长不愿意、青年不愿意、农民不愿意。”（中央党校沈宝祥教授的笔记，以及《胡耀邦思想年谱》，第197-198页）
笔者认为，胡耀邦与许世平的谈话，对华国锋的建言，以及前后邓小平关于知青问题的谈话，为第二次知青工作会议定了基调，会议产生了两个重要文件，即《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纪要》和《国务院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若干问题的试行规定》，虽然没有废除上山下乡，但做了很大的松动，提出要逐步缩小上山下乡范围，以后做出不下乡；将过去旧的以农村为主的四个面向，改为升学、上山下乡、支援边疆和城市安排新四个面向，重新肯定升学和城市就业的作用；新下乡青年不再到农村插队，而是到城郊农场集中安置。
这次知青工作会议是1962年以后不断强化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一次重大转折，运动火力大大减少，1978年下乡知青人数锐减到48万。当然发生这个变化，跟华国锋从善如流有关，虽然他一开始对新的变化不理解或者内心不接受，笔者同意胡德平先生所提出的，拨乱反正和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顺利进行，跟华国锋创造的党内民主一隅空间有关。（胡德平：《耀邦同志在“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前前后后》，《财经》2008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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