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2月，北京，毛泽东会见前美国总统尼克松。此时的毛泽东已重病缠身，行动十分困难，却仍坚持同这位“老朋友”长谈。会面持续约1小时40分钟，消息传到大洋彼岸，立刻成了美国总统选举中的一个敏感话题。
尼克松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重新来到中国？答案并不只是私人情谊。更重要的是，这次访问把一个被美国政治刻意搁置的问题重新推到了台前：中美关系究竟该往哪里走。
四年前，尼克松以美国总统身份访华，打开了中美关系破冰的大门。那次访问并没有立即带来两国建交，却改变了冷战格局。毛泽东和周恩来清楚，双方存在分歧，但也有共同的战略需要，尤其是台湾问题和国际力量平衡，不能靠拖延解决。
偏偏就在尼克松访华之后，美国爆发了水门事件。1972年6月17日，五名人员潜入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所在的水门大厦，企图安装窃听设备，其中有人与尼克松竞选班子有关。事件持续发酵，最终迫使尼克松于1974年8月辞职。
尼克松下台后，副总统福特接任总统。为了稳定国内局势，福特上任后不久便赦免了尼克松。这一决定在美国社会引发争议，也使福特背上了沉重的政治包袱。更棘手的是，他面对中美关系时显得谨慎而迟疑。
1975年12月，福特访问中国。毛泽东当时已经病重，仍会见了这位美国总统。谈话中，台湾问题依然是绕不开的核心。福特没有像尼克松那样作出明确承诺，回国后也没有迅速推动建交进程。对北京而言，这意味着原本出现的外交窗口可能再次被拖延。
有意思的是，毛泽东没有把希望完全寄托在福特身上，而是把目光投向了已经失势的尼克松。尼克松离开白宫后声名受损，政治影响力大幅下降，许多美国政界人士都与他保持距离。可毛泽东并未因此改变看法，尼克松生病时，中国方面还曾表达关切。
这种安排颇有分寸。中国没有直接介入美国选举，也没有对福特进行公开攻击，只是恢复了对尼克松的正常礼遇。毛泽东还通过尼克松的女儿朱莉传话：“告诉你爸爸，我想念他。”这句话后来被公开报道，释放出的信号十分清楚。
1976年2月，尼克松再次访华。中国给予他的接待规格，与他第一次来华时相当接近：下榻钓鱼台国宾馆，举行宴会，并安排他再次会见毛泽东。一个已经离任、且深陷政治丑闻的美国前总统，竟然在中国获得如此礼遇，这本身就是一则具有冲击力的国际新闻。
尼克松见到毛泽东时，注意到这位中国领导人的身体状况已经明显恶化。谈话过程中，毛泽东有时难以连续表达，只能借助书写交流。但他的判断力依旧敏锐，话题始终围绕国际局势和中美关系展开。临别时，毛泽东还坚持起身相送。
对福特而言，尴尬由此产生。1976年正值美国总统选举，福特需要向选民证明自己能够处理重大外交问题。尼克松的再次访华，却让公众重新想起：正是这位前总统开启了中美接触，而现任总统在任期间却没有把关系继续向前推进。
福特无法阻止尼克松出访。尼克松已经是普通公民，若政府强行限制，只会引发更大争议。于是，中国只是安排一次正常的外交访问，却让福特不得不面对一个公开问题：为什么前任能够推动的事情，现任却迟迟没有行动？
这就是所谓“阳谋”的关键。它不依靠秘密操纵，也没有直接干预美国投票，而是把事实摆到舆论面前，让福特自行承受政策迟疑带来的后果。尼克松在中国受到的礼遇越高，福特在中美关系上的被动就越明显。
1976年11月，美国总统选举举行，福特败给民主党候选人卡特。影响选举的因素很多，经济状况、国内矛盾、水门事件余波都不可忽视，不能把失败简单归结为一次访问。但尼克松访华确实放大了福特外交政策上的弱点，使中美关系成为选战中无法回避的话题。
卡特入主白宫后，中美建交谈判继续推进。1978年12月16日，中美两国发表建交联合公报；1979年1月1日，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毛泽东未能亲眼见到这一时刻，却在重病之中留下了那场特殊会面，也留下了尼克松重新踏上中国土地的历史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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