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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全球航运正在进入一个更危险的时代,红海不是终点,陆地才是战场:班轮巨头开始重新瓜分全球物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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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海复航只是表象:班轮巨头正在争夺下一轮供应链定价权

当“Umm Qarn”轮准备沿着苏伊士运河和红海,执行Gemini双子星合作SE1航线的东西向航次时,赫伯罗特表现得异常谨慎。

这家德国班轮公司反复强调,船舶穿越曼德海峡前仍须逐航次进行安全评估,航行将在海军力量保护下展开,并与有关政府部门及安全机构保持密切协调。公司甚至特意补充,这只是“循序渐进、针对特定航线”的安排,并不意味着整个航线网络将战略性重返红海。

这段近乎防御性的表述,揭示了一个容易被市场忽略的事实:红海并没有真正恢复正常。航运公司只是开始学习,如何在“不正常”中重新做生意。

而如果把赫伯罗特试探红海、连续上调盈利预期、加价竞购以色列班轮公司ZIM,以及马士基在德国扩张仓储网络放在一起观察,一条更加清晰的主线便浮出水面——集装箱航运的竞争,已经不再只是船多、运价高低和市场份额之争,而是对地缘风险、有效运力和供应链控制权的综合定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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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海不是“复航”,而是一场带护航的压力测试

SE1连接亚洲与地中海。此前,该航线因红海安全风险绕行好望角,如今赫伯罗特与马士基开始尝试重新穿越苏伊士运河,其经济动机并不难理解。

绕航好望角意味着更长的航程、更多燃油消耗、更高船舶占用率,以及更难控制的船期。对班轮公司而言,只要安全条件允许,重返苏伊士航线就能缩短运输周期,改善船舶周转效率;对货主而言,则意味着交货时间有机会恢复,库存和资金占用也可能下降。

但问题恰恰在于:需要海军护航、逐船评估和安全伙伴协调的航道,显然还不能被称为正常商业航道。

赫伯罗特此次行动更接近一次受控试航。船公司正在积累曼德海峡的实操经验,评估威胁等级、保险成本、护航效率与班期稳定性,然后决定是否扩大通行范围。换句话说,红海目前不是一条可以无条件恢复的主干航线,而是一项可以随时关闭的运营选项。

这也意味着,未来一段时间内,全球班轮网络很可能维持“双重预案”:一套经苏伊士运河运行,一套保留好望角绕航能力。航线不会一次性整体回归,而会按照船型、货种、客户结构和风险承受能力逐条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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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市场来说,这种状态比简单的“复航”更加复杂。

如果大批船舶重返苏伊士运河,航程缩短将释放此前被绕航吸收的有效运力,运价可能因此承压;但只要安全局势仍有反复,船公司就必须保留运力冗余,保险费、安保费和船期风险也不会消失。红海恢复得越快,运力供给压力越大;恢复得越慢,供应链扰动溢价越高。

因此,赫伯罗特和马士基真正要解决的,并不是“走不走红海”,而是如何在安全、效率和运价之间找到一个可随时调整的平衡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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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价上涨背后,不全是需求繁荣

几乎就在启动红海新安排的同时,赫伯罗特再次上调了2026年业绩预期。

公司目前预计,全年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也就是EBITDA,将达到39亿至44亿美元,显著高于此前预计的27亿至37亿美元;集团EBIT预计为12.5亿至17.5亿美元,此前预测仅为1亿至11亿美元。

这已经是赫伯罗特年内第二次上调预期。公司最初预计全年EBITDA为11亿至31亿美元,7月将其提高至27亿至37亿美元,如今再次加码。

马士基也处于相似轨道。经过两次上调后,其预计全年EBITDA将达到105亿至125亿美元,而年初给出的区间只有45亿至70亿美元。分析师普遍判断,伴随集装箱市场继续走强,马士基仍存在进一步提高预期的可能。

表面看,这是需求强劲带来的盈利改善。但班轮公司的利润并不完全来自货量增长,更来自供应链“不够顺畅”。

中国港口延误、红海绕航、能源成本高企和港口拥堵,共同吸收了大量有效运力。在一个完全顺畅的市场里,船公司出售的是标准化运输;在一个频繁受阻的市场里,船公司出售的则是稀缺舱位、可控船期和风险承受能力。

这正是当前高运价的底层逻辑:不是全球经济突然进入了全面繁荣,而是运力的使用效率被各种摩擦削弱了。

然而,这种利润并不牢固。一旦港口拥堵缓解、红海全面恢复、航程普遍缩短,大量有效运力将重新回到市场,现货运价可能迅速失去支撑。今天推高船公司利润的变量,明天也可能成为运价下跌的导火索。

所以,赫伯罗特连续上调盈利预期固然亮眼,却不能被简单理解为新一轮超级周期已经到来。它更像是一笔“混乱红利”:金额可观,但持续时间取决于那些船公司无法完全控制的外部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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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亿美元也买不到一张地缘政治通行证

赫伯罗特显然不愿只依赖运价红利。其斥资42亿美元收购ZIM的尝试,反映了更强烈的规模扩张意图。

但即使赫伯罗特提交了改进后的报价,甚至由首席执行官亲自前往以色列表明交易的重要性,以色列财政部仍正式提出反对。其理由不是价格不够高,而是国家安全和海运独立。

以色列方面特别指出,卡塔尔控股和沙特阿拉伯公共投资基金合计持有赫伯罗特超过五分之一的股份。对于一项普通商业交易,这或许只是股东结构;但在安全高度敏感的国家眼中,它足以改变交易的政治性质。

这说明,班轮业并购已经进入“主权审查时代”。

ZIM不仅是一家可以用利润、船队和航线估值的上市公司。在以色列政府看来,它还承担着国家海运能力和战略自主性的象征意义。赫伯罗特可以提高报价,却无法仅靠提高报价消除这种疑虑。

这也是全球航运资本接下来必须面对的现实:大型码头、船队和物流企业越来越容易被视为关键基础设施。资本来源、最终受益人、国家关系乃至战争状态下的运输保障能力,都会成为监管审批的一部分。

未来航运并购中,财务模型只能回答“值不值得买”,却未必能回答“允不允许买”。地缘政治正在成为一种隐形但昂贵的交易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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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的堵点正在向陆地转移

如果说赫伯罗特希望通过收购扩大海上规模,那么马士基在德国的动作,则展示了班轮巨头另一条更具长期性的扩张路径:向陆地延伸。

马士基为亚马逊在德国中部赫尔莱斯豪森启用了一座7.1万平方米的配送中心,旺季用工最多可达1000人。至此,马士基在德国已拥有八处仓储设施,总面积超过35万平方米。

值得注意的不是又多了一座仓库,而是马士基对行业瓶颈的判断:过去几年,亚洲出口和海运业务快速增长,但码头、铁路、公路、桥梁、内河航道以及内陆集疏运能力并未同步扩张。供应链的主要堵点,正从海上转移到港口和腹地。

这是一种结构性错位。船公司可以买船、租船并调整航线,但陆侧基础设施无法以同样速度扩容。船舶提前到港,不代表货物能提前到店;码头卸箱效率提高,也不代表铁路、卡车和仓库能够及时接住货量。

马士基在鹿特丹Maasvlakte II码头布置转运设施和4.2万平方米冷库,正是为了打通这一断点。按照公司说法,亚洲货物经该码头完成拆装和转运后,运往欧洲销售终端的时间最多可缩短两周。

“两周”不是一个普通的运输指标。它意味着更低库存、更快周转和更少资金占用,也意味着马士基可以绕过单纯海运价格竞争,直接参与客户供应链效率的分配。

这正是“综合物流商”战略的实质:不再满足于把集装箱从一个港口送到另一个港口,而是试图控制从码头、报关、仓储、冷链到最终配送的更多节点。

马士基同时采取了相对克制的资产策略——通常在获得客户合同后再租赁仓库,以降低设施闲置风险。它真正想拥有的未必是每一栋仓库,而是订单、数据、节点调度能力以及客户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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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轮竞争,不在海上结束

四组消息共同指向一个结论:班轮业正在从“运力竞争”转向“系统控制力竞争”。

红海试航考验的是风险管理能力;盈利上调体现的是对稀缺运力的定价能力;竞购ZIM争夺的是规模、航线和市场入口;德国仓储扩张争夺的则是货物离船之后的控制权。

对船公司而言,眼下的高运价窗口应该被视为转型资金,而不是永久利润。谁只是利用扰动抬价,谁就会在运力重新释放时暴露;谁能把利润投入数字化调度、港口衔接、仓储、冷链和腹地网络,谁才可能把周期性收益转化为长期壁垒。

对货主而言,也不能再用一张海运报价单判断物流成本。最低海运费并不等于最低总成本。航线是否可能临时绕航、港口是否拥堵、内陆运力是否充足、仓储能否承接,以及异常情况下谁承担库存和延误风险,都应进入采购决策。

对欧洲港口和政府而言,马士基的警告尤其值得重视。海运效率继续提升,而铁路、公路、桥梁和内河系统长期滞后,只会让拥堵从海面搬到陆地。港口吞吐量增长若没有腹地网络配合,所谓枢纽优势最终可能变成集装箱堆场里的数字幻觉。

红海航线正在逐步打开,但全球供应链并没有因此回到从前。恰恰相反,一个安全成本更高、政治审查更严、陆侧瓶颈更突出的航运时代已经到来。

船公司下一轮真正要争夺的,不是某一条航线上的几百美元运价,而是谁有能力定义货物以什么路径、什么速度、承担多大风险抵达最终市场。

能够控制这套路径的人,才拥有下一轮供应链的定价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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