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3月26日下午，上海衡山饭店，周恩来总理尚未走进宴会厅，工作人员已经显得格外紧张。有人低声交谈，有人反复查看物品清单，连平日训练有素的服务人员也难掩慌乱。

周恩来很快察觉到异常。他没有急着询问宴会安排，而是停下脚步，问饭店负责人：“是不是出了什么事情？”

负责人原本想先把消息压住，可面对总理的追问，只得说明情况：前一晚招待罗马尼亚代表团时，饭店珍藏的一只九龙杯不见了。

事情发生在3月25日晚。衡山饭店当晚接待了罗马尼亚方面的代表，席间按照礼宾安排，工作人员取出了九龙杯。这套杯子造型独特，杯身纹饰精细，属于饭店收藏的贵重工艺品，平时并不轻易使用。

宴会结束后，服务人员清点器皿，发现原本成套的九龙杯少了一只。消息传开，饭店立刻加强了出入口管理，上海方面也迅速组织人员查找。对当时的接待部门来说，这不只是一件物品遗失，更牵涉外事礼宾和两国关系。

保卫科长刘金城连夜排查。他把宴会服务人员逐一询问，又检查厨房、清洗间和储藏室，希望先确认杯子是否被误放。有人回忆，清洗间附近曾传出物品落地的声音，调查一度怀疑杯子可能被碰坏。

洗碗工韩晓丽被叫去询问时，显得十分紧张。刘金城问她是否见过那只杯子，她回答说：“摔碎的是汤匙，不是九龙杯。”现场找到的碎片也证明，她所说的并非推脱。

这一线索中断后，搜寻陷入僵局。更棘手的是，工作人员一直把调查重点放在宴会结束以后，却没有认真核对宴会开始前和进行中的情况。周恩来听完汇报，没有立即责问谁失职，而是提出了一个关键问题：“能不能先弄清楚，杯子究竟是在什么时候不见的？”

时间点一旦确定，范围便会缩小。周恩来又想到，当晚宴会曾留下影像记录，便让刘金城调取资料，重新查看整个过程。这个办法看似简单，却避开了直接盘问外宾可能造成的尴尬，也让调查有了客观依据。

影像资料很快给出了答案。宴席开始时，九龙杯还完整地摆在桌上。席间，一名罗马尼亚代表对杯子的造型十分好奇，长时间拿在手中端详。临近宴会结束，他趁旁人注意力转移之际，把杯子放进了自己的公文包。

线索找到了，难题却变得更大。对方是外国代表团成员，不能像处理普通失窃那样搜查和拘押。何况罗马尼亚代表团此次来沪，还承担着为罗马尼亚领导人访问中国进行前期安排的任务，任何处置不慎，都可能损害双方正在发展的友好关系。

有人建议，为避免节外生枝，干脆将杯子作为损失处理。周恩来没有同意。他明确表示，珍贵文物不能随意放弃，但处理方式必须克制，既要取回物品，也不能让对方当众难堪。

他随后询问代表团接下来的活动安排。得知次日晚宴后有杂技演出，周恩来思索片刻，便向刘金城交代了一个办法。这个办法没有动用强制手段，也没有让更多人知情，关键就在于把取回杯子变成一场公开而自然的表演。

次日晚宴结束后，代表团被安排前往上海杂技厅。节目进行到尾声，工作人员临时增加了一场魔术。魔术师将几只九龙杯放在台上，声称其中一只会在众目睽睽之下消失。伴随道具声响，一只杯子果然不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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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众正感到惊奇，魔术师便开始寻找“失踪”的杯子。他走下舞台，在观众席间来回查看，最后停在那名罗马尼亚代表面前，请对方打开公文包。对方配合打开后，遗失的九龙杯出现在包内。

现场气氛没有僵住。那名代表显然明白了这场表演的用意，也明白中国方面已经掌握了情况。他没有受到公开指责，杯子则以一种不伤体面的方式回到了中方手中。

这件事的处理，难处不在查明真相，而在查明之后如何收场。周恩来既没有因顾及外交而放弃国宝，也没有因维护国宝而采取激烈办法。借助宴会记录确认事实，再利用杂技演出完成归还，既守住了原则，也保留了对方的体面。对于外事接待而言，这种分寸本身就是处理复杂局面的重要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