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陕北，红二十七军即将调往正宁接防，政委王平面对的不是枪林弹雨，而是一件更现实的难题：部队要走三天，沿途又处在国民党控制区，粮食要花钱买，可军费几乎见底。
王平，湖北阳新县人，原名王惟允。红军早期点名时，因地方口音问题，他的名字常被战友听错，后来改作“王明”。这个名字叫起来确实响亮，却也带来了新的麻烦。王明在党内成为重要人物后，部队里常有人拿两者打趣，王平便动了改名的念头。
有意思的是，他没有自行决定，而是找到了毛泽东。两人相识较早，长征途中也有过直接配合。毛泽东听完缘由，笑着说：“王明这个名字很好嘛。”王平知道这是玩笑，仍认真解释：“容易让老同志误会，还是换一个好。”
毛泽东想了想，说：“那就叫王平吧。”名字由此定下。一个“平”字没有奇巧之处，却简洁稳重，后来伴随他走过了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新中国成立后的军队建设。
王平个子很高，红三军团的战友早年便叫他“大高个”。毛泽东与他熟悉后，也常称他“王大个子”。称呼看似随意，背后却有具体的战场印记。
1935年，中央红军三渡赤水后，部队在川黔一带机动作战。一次，王平率部行军，恰好遇到毛泽东所在的军委直属队。毛泽东得知前方有敌军侧击，便把掩护任务交给了他：“王大个子，你来得正好，带部队到那边警戒，掩护中央通过。”
王平没有多问，立即带队赶往指定位置。敌军随后逼近，双方兵力并不对等，但他明白，这支部队一旦后退，军委直属队就可能暴露。因此，红军坚守阵地，直到红五军团赶来接替。这样的任务不显眼，却最能检验一名干部的可靠程度。
到达陕北后，中央准备恢复陕北红军第二十七军番号，贺晋年负责军事工作，政委人选则需要慎重考虑。毛泽东想到王平，正是因为他既有基层经验，又在关键时刻经受过考验。王平担任政委后，很快遇上了军费难题。
他给毛泽东写信求助，大意是部队急需经费，三千元最好，二千元也行，一千元也能勉强支撑。毛泽东回信却很直接：“我一块钱也没有，你们自己想办法。”随后又说，一个人想不出办法，就几个人一起想，实在想不出，睡一觉再想。
这不是推脱，而是当时中央经济状况的真实写照。陕北根据地刚刚站稳，部队扩充、粮食供应、交通联络处处需要开支。没有现成的财源，干部只能从地方关系和实际矛盾中寻找出路。
王平把目光放到了驻地附近的一名联保主任身上。此人是当地大地主，家中有粮，也有一座土围子。为了防备外人，他在门前修了吊桥，并规定买粮可以在桥上交接，却不许买粮人进入围子。
一次，红军战士前去购粮，尚未进门，对方竟鸣枪示警。王平抓住这个细节，指出红军是奉命抗日的队伍，对方无故开枪，性质严重。随后，他将事情反映到当地县政府，请求处理。
联保主任原以为有土围子撑腰，没想到事情闹到了县长那里。县长不愿把矛盾扩大，只能出面调解。经过交涉，对方被罚交粮食五百担，并赔偿红军五千元。关于这笔钱，相关回忆的具体数字存在差异，但故事的核心是一致的：王平没有凭空取财，而是利用对方开枪这一过失，通过地方行政关系解决了部队的燃眉之急。
王平把情况报告中央。毛泽东听后很高兴，称赞他“有办法”，随即又提醒，中央同样缺钱。按照流传较广的说法，毛泽东让他把其中四千元送到中央，部队只留下原先所需的一千元。
王平却考虑得更实际。他回复说，一千元恐怕撑不了多久，至少要留下二千元。毛泽东同意后，王平便从所得款项中抽出三千元，派人送往中央。标题所说的“送四千元”，反映的是毛泽东最初的要求；实际执行时，因部队确有困难，数额作了调整。
这件小事之所以被反复讲述，不只因为钱的数目，更因为它显出王平的办事风格：遇到困难不等不靠，处理地方事务又守住分寸；中央缺钱，他主动分担，部队有难，也没有把责任推给上级。
此后，王平历任冀中军区政委、北岳军区司令员、察哈尔军区司令员等职。1955年授衔时，他被授予上将军衔，成为开国上将之一。那个曾因身材高大被叫作“王大个子”的红军干部，最终以稳健、机敏和能担重任，留在了人民军队的将帅名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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