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我把周慕仪办公室的门带上，指节还在发麻。

六年。两千多个日夜。我替她挡过多少事——替她记着人大的名单，替她背过调研点的路线，替她在凌晨三点回过那个永远打不通的座机。她胃疼的时候是我翻抽屉找的药，她大衣扣子松了是我从抽屉最底层摸出的针线。她从来没说过谢谢，我也从来没想要过。

可今天是我最后一天。

早上九点，人事部通知我可以去办手续。我站在她办公室门口，手抬起来又放下，敲了三下。里面说进来。

她坐在那儿，手里拿着红笔在批什么文件，头也没抬。我说周书记，我那边手续差不多了，来跟您道个别。

她嗯了一声。笔没停。

我站了大概有半分钟。她办公室窗台上那盆绿萝又抽了两条新藤，顺着文件柜往上爬。我想起去年夏天我拿回形针给它固定过一次，后来回形针锈了我也没换。窗台上还有一盒没拆封的润喉糖，是上个月她嗓子哑我买的，她一颗没动，就那么放着。

“那个润喉糖，”我说，“在窗台上。”

她又嗯了一声。

我转身往外走。走到门口听见她翻文件的声音，沙沙的，像雨打在那种老式铁皮雨搭上。我关门的时候用了点力气，想让她听见，又觉得这想法挺没劲的。

走廊里碰见小宋端着茶杯从茶水间出来，他愣了一下：“林姐，这就走啊？”我点点头。他哎了一声，茶杯盖子哗啦响了一下，又说：“那什么，回头聚。”我说好。其实我们俩都知道不会聚，他连我手机号都没有。

电梯从十八楼往下走，数字一格一格跳。电梯里就我一个人，镜子里的自己拎着个帆布袋，头发扎得有点松，右边鬓角碎发支棱着。我想起早上出门太急，袜子滑下来半截，在脚踝那儿堆着，窝窝囊囊的。

到一楼，电梯门开了。手机在帆布袋里震了一下。我掏出来看，人事部小赵发的：林姐，特调令，周书记进京，让你马上启程过去报到。附件是两个航站楼之间的中转信息。

我站在电梯门口没动。后面有人要进电梯，绕了我一下，一股子煎饼味儿飘过去。我说对不起。然后我把帆布袋换到左手，右手拿着手机，屏幕光渐渐暗下去，暗成一面小镜子，映出我嘴角往下撇着。我想把它掰回来，但肌肉不太听话。

电梯门又合上了。我没按任何楼层。

02

我是坐地铁回的家。不是舍不得打车，就是觉得得把这件事想明白。地铁上有个小孩吃橘子，橘皮扔在地上，被他妈说了两句，小孩开始哼唧。哼唧了一路。我坐在对面，看着橘皮被踢来踢去，最后粘在某个人的鞋底带下了车。

到家是下午两点多。陈屿不在，上班去了。餐桌上放着半碗剩粥，表面结了一层膜。我把粥碗端起来，想了想，倒进了水池，拿海绵擦了两圈。海绵有点发硬，该换了。但没换。

然后我坐在沙发上，开始想这六年。

周慕仪第一次找我谈话是在走廊尽头那间小会议室。她说小林，跟着我干，要能受委屈。我当时笑了一下，说我不怕委屈。她说不是怕不怕的问题，是受了委屈不能哭。我说行。

这六年我确实没哭过。但有两回差点。

一回是她有次开完会回来，脸色铁青，把文件夹往桌上一摔，说有些事办不了就是办不了。她骂的是别人，但办公室就我一个。我站在那儿听她说完，给她倒了杯温水。她接过去喝了一口，说太烫。我又兑了点凉的。她把杯子放下，看着我，看了好几秒，然后说：“你在这儿，挺好。”

就这一句。我回去在地铁上想到这句，眼睛有点胀。但那天地铁很挤，旁边有个人背着一个大包蹭来蹭去，把我的帆布袋蹭歪了。我低头整理袋子，就把那点胀意给忘了。

二回是去年冬天，下大雪，我提前订了车送她回家。她在车里跟我说起她女儿。她女儿在国外，好几年没回来。她说女儿小时候喜欢吃她做的糖醋排骨，但现在自己也不会做了，总说不正宗。她在车里说这些的时候，车窗上全是雾，她用手指在雾面上画了一道，又抹掉了。我没接话，就听着。下车的时候她说今天谢谢你。那是六年里第二次说谢谢。

我忽然想，她今天为什么全程不看我。

这个问题像一根鱼刺卡在喉咙里。咽口水都疼。

但我又想，可能她只是累了。或者她觉得没必要，反正人都要走了。又或者她嗓子不舒服，不想说话。我竟然在替她找理由，这个发现让我更不舒服。

手机响了。小赵又发来一条：林姐，周书记专车下午五点去机场，您需要随行的话四点前到院里集合。

我回了个好。然后盯着那个好字看了半天，觉得自己像个傻子。

陈屿下班回来的时候我正在叠衣服。他换鞋，看见沙发上摊着一堆T恤，愣了一下：“今天怎么有空收拾？”

“我要出趟差。”我说。

“去哪儿？”

“陪着去北京。”

他走过来，拿起一件我叠了一半的T恤，又放下。“你不是离职了吗？”

“特调令。”

他没说话。去厨房倒水。我听见他打开冰箱，又关上。然后他出来，手里端着一杯水，递给我。我接过来。他坐在沙发扶手上，离我很近，但没碰我。

“袜子，”他说，“你袜子滑下来了。”

我低头看，果然。脚踝那儿堆着。他说：“你从早上出门就这样？”

“你怎么知道我早上出门什么样？”

“你出门前我看了你一眼。”

我把水杯放在茶几上。杯底磕在玻璃面上，响了一声。我想说什么，但觉得嗓子发紧。就去翻衣柜找行李箱。翻的时候把叠好的一摞T恤全带倒了。我又蹲下来重新叠。陈屿站在旁边看了一会儿，说：“我帮你。”

我说不用。

他说：“你那袜子。”

我说我知道。

他就没再说话，去阳台收衣服了。我蹲在地上叠T恤，叠一件放一件。忽然想到早上电梯口那个煎饼味儿，不知道是谁的早饭，也不知道是在办公楼哪个工位吃的。

03

四点整我到了院里。周慕仪的专车停在楼前，黑色，车窗关得严实。司机老郑在车边抽烟，看见我点了下头：“林姐，周书记说让您坐后面那辆。”

后面那辆是辆普通商务车。我拉开副驾车门，坐进去。司机是个年轻人，脸生，他看我一眼说：“您系下安全带。”

我系上。然后等着。四点二十，周慕仪从楼里出来，秘书小跑着给她拎包。她今天换了件深灰外套，头发还是一丝不苟。她上车前往我这边扫了一眼——就一眼，很快。然后她钻进前面那辆车，车门关上。

车队出发。我坐在副驾上，看着前面那辆车的尾灯。红灯的时候，尾灯亮成两团红。绿灯亮，又灭了。

我想到一件事。大概是三年前，周慕仪让我去她办公室拿一个文件。我进去的时候她正在打电话，背对着门。她没发现我，我就站在门口等。她在电话里说：“……我知道，我知道，你先别急。我这边走不开。我尽量周末过去。”

她挂了电话，转过身看见我，愣了一下。那一瞬间她脸上的表情我没法形容——就好像她没想到会被人看见。但很快她就恢复了，说：“文件在桌上，拿走吧。”

我拿了文件。出门的时候听见她在身后说：“小林。”我回头。她坐在椅子上，手里转着一支笔，转了两圈。然后她说：“没事。”

那支笔是银灰色的，笔帽有点松。后来那支笔我再没见过，不知道她扔了还是收起来了。

我想这件事想了一路。中间司机放了一首歌，我没听过，歌词也听不清，旋律像在哪儿听过又像没听过。后来过收费站，司机把歌关了，车里安静得耳朵嗡嗡响。我又开始想别的事——想起我妈上周打电话说家里水管冻了，物业拖了两天才来修。想起陈屿把那半碗剩粥倒了，其实那粥还不到不能吃的地步。想起小宋端茶杯那个动作，杯盖子哗啦响。后来又想，那个润喉糖到底拆没拆。

念头跳来跳去，像灶台上烧开的水，咕嘟咕嘟往外冒，关了火还在咕嘟。

到机场，周慕仪先下车。她往航站楼走，步子很快。我跟在后面大概十步远。她走了一段，忽然停了一下——就停了一秒，像要回头，但最后没回，继续走了。

进了大厅，登机手续有人代办。我坐在候机区的椅子上，看着电子屏上的航班信息滚来滚去。旁边有个中年女人在打电话，声音压得很低，但能听见几个字：“你别管了……我自己能行……”然后她挂了，把手机塞进包里，掏出一包纸巾，抽了一张，没擦眼睛，攥在手里。

我想起我妈。我妈从来不这样打电话。她的电话永远长，永远在说谁家孩子结婚了、谁家老人住院了、菜市场哪种菜便宜。她不会说“我自己能行”。我忽然很想给她打个电话。但手机拿在手里，又放回帆布袋里了。

登机口开始排队。周慕仪排在最前面。我排在中间。中间隔了十几个人。登机桥很长，地面铺着那种灰蓝色的地毯，上面有细细的纹路。我低头看着地毯纹路走，走着走着，发现自己在数步子。数到大概五十几的时候，前面的人停了。

我抬头。周慕仪站在登机口那个转弯处，侧过身，给后面的旅客让路。她看见我，目光停了一下。然后她转过头，继续往前走。

但就那一下。我看见她手里攥着什么东西，攥得很紧。手指关节泛白。那个东西露出一角——是那盒润喉糖的盒子。墨绿色，小小的一盒。

她应该是在办公室顺手拿的。就顺手。

我还是走得慢。前面的人已经进舱了，我还站在登机桥上。空姐冲我笑了一下，说：“女士您先请。”我说好。然后迈步。

04

到北京之后的住处是对方单位安排的，在办公楼后面的一条巷子里。巷口有棵老槐树，树干上缠着电线，不知道是什么线。巷子不长，两边停着自行车，车座上落了一层薄灰。我在巷口站了一会儿，进去，又出来。

房间在三楼。一张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桌上放着一盒抽纸，一个烟灰缸——我不抽烟，但烟灰缸就在那儿放着，大概是标配。我把帆布袋里的东西一样一样拿出来：换洗衣服、洗漱包、充电线、一件薄外套，还有陈屿出门前塞给我的一袋饼干。饼干是原味的，他早上买的那种，包装纸有点皱。

我坐在床上，饼干没拆。走廊里有人走路，脚步声啪嗒啪嗒，越来越响又越来越轻，最后消失了。

晚上六点，有人敲门。说是周书记让过去吃饭。我换了一件干净的衬衫，下楼，走到前面办公楼。电梯上到五楼，有个小餐厅，摆了两桌。周慕仪坐在靠里的那桌，旁边是一个年纪更大的男人，应该是对方的领导。她看见我进来，目光在我身上停了一下，然后移开了。

我坐在靠门那桌。菜一个个上，都是家常的。有一道糖醋排骨，我夹了一块。味道跟我妈做的差很远，太甜，排骨也炸得有点硬。但我就着吃了半碗饭。

席间周慕仪说了几句话，都是客套话。我低头吃饭。旁边坐着一个年轻女孩，是对方单位的工作人员，她小声问我：“你是周书记的秘书？”

“以前是。”

“哦。那现在……”

“现在也是。”

她哦了一声，没再问。我继续吃排骨。那块排骨有一小截骨头没剔干净，我咬的时候硌了一下牙。

饭后周慕仪和那个领导在走廊里说话。我站在楼梯口等电梯。她那边说完话，走过来。电梯来了。我们一起进去。就我们两个人。

电梯往下走。她站在左边，我站在右边。中间隔着大概两拳的距离。电梯停了一下，有人要上，门开了，外面的人看了一眼又没进，门又关上了。继续往下走。

到三楼，她说：“明天上午有个座谈，你跟我去。”

我说好。

到一楼，门开了。她先出去。走了几步，停下来，回过头。她看着我，像是要说什么。我等着。然后她从外套口袋里掏出一样东西——那盒润喉糖。她递过来，盒盖有点松。

“你当时放我窗台上那盒，”她说，“我拿了。这盒给你。我买多了。”

我接过来。盒子是温的，带着她的体温。我想说什么，她已经转身走了。脚步很快，高跟鞋磕在大理石地面上，哒哒哒，越来越远。

我低头看手里那盒糖。墨绿色。翻过来，背面贴着一张小小的标签，印着生产日期。旁边有人经过，碰了我胳膊一下。糖盒差点脱手，我两只手攥住了。

那天晚上回到房间，我把糖盒放在桌上。抽纸旁边。烟灰缸旁边。我坐在床上看它，看了很久。

然后我站起来，去卫生间。洗手池的水龙头有点松，拧的时候会晃。我把手洗了两遍，拿毛巾擦干，挂回架子上。毛巾挂歪了，我又挂了一遍。

出来的时候，陈屿打来电话。他说他今天加了会儿班，回来买的饺子，芹菜馅的，问我吃了没有。我说吃了。他问吃的什么。我说排骨。他说那还行。然后沉默了几秒。他说：“你什么时候回来？”

我想了想，说：“不知道。”

他说：“那你回来的时候告诉我，我去接你。”

我说好。

他又说：“袜子。”

我说：“穿了。”

他笑了一下，挂了。我听着忙音，把手机放在桌上，手机屏幕的光映在糖盒上，墨绿色变浅了一点。

05

第二天座谈会在六楼会议室。长桌，两边各坐了一排人。周慕仪坐在主位旁边，我坐在后排靠墙的椅子上。桌上摆着矿泉水瓶和材料，还有一碟子那种独立包装的薄荷糖。我低头看着材料上的字，但没看进去。

座谈开始，对方先介绍情况。照本宣科念了一通，听得我有点困。我掐了自己一把，不疼。

轮到周慕仪说话。她把手里的材料翻了一页，开始讲。我听着她的声音——六年了，这个声音我太熟悉了。她在说某个项目的进展，用了几个数字，又提到某个时间节点。讲完，对方有个年轻人提了个问题，问得很直接。

周慕仪停了一下。她端起矿泉水瓶喝了一口水。然后她说了一句话。

“这个情况我清楚，我们有一位同志一直跟着这条线，六年了，她最了解。”

她没说名字。但她的手指，在矿泉水瓶上点了两下。

我在后排坐着，低头看自己的手。指甲该剪了，右手小指的指甲缺了个角。我就看着那个缺角，看了好几秒。

后来有人发言，有人插话，有人笑。我都没怎么听。我想到别的事。想到六年前第一天到院里报到，穿的是一件蓝衬衫，袖口有点紧。想到有一年冬天周慕仪感冒，我替她挡了好几拨人，最后她在办公室睡着了，我在门外坐了一个小时。想到她女儿有一次打来电话，她接起来的时候声音变了，变得很软。想到她在车里用手在雾面上画了一道。

座谈会结束，大家起身。杯子碰桌面的声音，椅子腿蹭地板的声音，有人还在说话。我站起来，把材料收拢。那个年轻女孩走过来，就是昨晚吃饭坐我旁边的那个，她说：“林姐，加个联系方式？”

我说好。我们掏出手机。她扫了我的码。加完她看了看我的头像，是一盆绿萝，我自己养的那盆。她说：“你这绿萝养得好。”我说还行，不太管它。她说：“我养什么死什么。”我说：“少浇水就行。”她说：“真的？”我说：“真的。”

她走了。我低头看手机，新好友的红点消失了。然后我抬头，看见周慕仪站在会议室门口。她没走。她站在那儿，外套搭在手臂上，像是在等人。但走廊里没人。

她看见我看她。她动了动嘴，说了一句话。声音很轻，我没听清。

我走过去。走近了，她又说了一遍。

“你窗台上那盒润喉糖，”她说，“其实我一直在吃。那盒是最后一盒，我留着没拆。”

我说哦。

她说：“你走吧。下午的飞机。”

我点头。她看着我，像是还想说什么。但最后她只是抬了抬下巴，示意我走。我转身。走出会议室，走廊很长，两侧的窗户开着，有风进来，不算暖和。我走到电梯口，等电梯。电梯门开了，里面空着。我进去，按了一楼。

门合上的时候，我看见走廊尽头，周慕仪还站在会议室门口。她手里那盒润喉糖——就是昨晚给我的那盒——她又拿回去了？我看不太清。电梯往下走了。

我靠在电梯壁上，手里攥着手机。手机壳边缘有点磨损，是我用了两年的那个。我想起那天在办公室，她背对着我打电话说要尽量周末过去。想起那支银灰色的笔。想起她说你在这儿挺好。想起她在车里用手抹掉雾。

电梯到一楼。门开了。我没动。门又要关上，我伸手挡了一下。然后走出去。

外面出太阳了。巷口那棵老槐树下有人在修自行车。我走过的时候，修车师傅抬头看了我一眼，又低头弄链条。链条上都是油，黑乎乎的。

06

回程的飞机上，我旁边坐了个老人。他一直在翻一本很旧的《读者》，翻到某一页停下来，用指甲在字下面划了一道。后来他睡着了，那本杂志摊在膝盖上，页角翘着。

我没睡。我看着窗外。云很厚，像没发起来的面。往下看什么都看不见。我掏出那盒润喉糖，打开。里面的糖是深褐色的，椭圆形，闻起来有股草药味儿。我拿了一颗放进嘴里。苦。苦完之后有一点点回甘，但很淡。

我把盒子合上，放进帆布袋。帆布袋里还有陈屿给的饼干，没拆。还有充电线，缠成一团。还有一支笔，不知道什么时候放进去的，笔帽松了。

下飞机的时候，我给陈屿发了条消息：落地了。

他秒回：我在出口。

我往出口走。人很多，接机的都举着牌子。我一眼就看见他了。他站在人群后面，穿那件灰夹克，手插在口袋里。看见我，他抬起手挥了一下，动作有点僵。

我走过去。他说：“累不累？”

我说还好。

他说：“车停在B区。”

我说好。

我们一起往停车场走。他走在前面，我跟在后面。他走了几步，停下来，回头看我。然后他伸出手——不是拉我，就是把手伸过来，手心朝上。我看了那只手一眼。他的手指上有两道小口子，不知道在哪儿划的。

我把手放上去。他的手很干，有点糙。我们就这么走。走到车边，他帮我拉开副驾门。我坐进去。他绕到另一边，上车，发动。

车里有一股味儿，像是什么东西馊了。他嗅了嗅，说：“糟了，上周买的橘子忘在后座了。”他回头看了一眼，果然，后座上有一个塑料袋，里面橘子皮都皱了。他把车窗降下来一点。

我说：“扔了吧。”

他说：“回去扔。”

车开出去。走过收费站，走过高架，走过那些熟悉的街景。路边有家便利店亮着灯，关东煮的锅冒着热气。有人从店里出来，手里端着一个纸杯。我想起以前加班，经常在这家店买一杯关东煮，但从来没吃完过。每次都是吃了两三串就放下了。

到家。进门。陈屿把那个塑料袋拎出来，扔进垃圾桶。橘子皮掉出来一块，滚在地上。他弯腰捡起来，又扔进去。

我去卫生间洗手。水龙头比北京那个紧，拧起来有点费劲。洗完手，看见毛巾架上挂着的毛巾，还是我走之前挂的那条，叠得整整齐齐。

我出来，陈屿在厨房烧水。我坐到沙发上。帆布袋放在茶几上，里面的东西没动。那盒润喉糖还在里面。我没拿出来。

手机响了。小赵发的：林姐，手续那边已经办完了。周书记后天回，说让你不用去接。

我回了个好。然后我把手机放下。

陈屿端了杯水过来，放在茶几上。他坐在我旁边，离得不远也不近。电视开着，在放一个什么综艺，里面的人在笑。我们俩都没看。他忽然说：“你走那天，那半碗粥我倒了。”

“我知道。我回来的时候看见水池下边有米粒。”

“嗯。”

“没事。”

他又说：“你妈打电话来了，说水管修好了。”

我说：“你怎么知道？”

“她打你手机你没接，打我这儿来了。”

我嗯了一声。他站起来，去阳台收衣服。我听见衣架碰在一起哗啦哗啦响。

我拿起茶几上那杯水，喝了一口。水有点烫。我又放下。然后我从帆布袋里掏出那盒润喉糖，打开，又拿了一颗。这颗没那么苦。

陈屿从阳台探过头来，说：“你买的什么？”

“润喉糖。”

“好吃吗？”

“不好吃。”

“那你还吃。”

他说完，又缩回去了。阳台传来衣架继续碰来碰去的声音。

我把那颗糖含在嘴里。苦味儿又上来了，回甘还没到。我等着。等着的时候，我把糖盒盖好，放在茶几上。旁边是水杯，再旁边是那袋没拆的饼干。

电视里笑了一声。

外面天暗了。对面楼的窗户亮了几盏灯，有白的，有黄的。有人在阳台上晾衣服，衣服在风里晃来晃去。看不清楚是什么颜色。

我把脚从拖鞋里拿出来，看了看。袜子没滑。今天穿得挺紧。

我把那颗糖从嘴里吐出来，放在纸巾上。糖小了，变成不规则的扁圆形。

陈屿从阳台回来，问我要不要吃橘子。我说后座那个不是扔了吗。他说楼下买的。我说行。

他剥了一个，递给我一半。我接过来。他坐在沙发另一头，开始吃他那半。

我把橘子瓣上那层白丝一点一点撕干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