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雲翔
所谓“做人”的本质，在于通过履行各种社会角色来完成自身的社会义务，并在既有的等级秩序中成为一个合格的人。其首要步骤，就是学习如何依照他人的身份和地位来进行互动（阎云翔2006b）。支配这一过程的文化密码是“关系”、“面子”和“人情”，这些都要求个体沉浸在密集的社会关系网络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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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为什么对这本书感兴趣？
首先，阎云翔作为人类学家，之前写过一本非常有名的《礼物的流动》，本身分量就很重。再者我觉得他研究的课题特别有当代感、现实感——关于家庭关系的变迁、私人生活的变化，刚好也是我一直感兴趣的方向。还有一点，我是1999年出生的，成长的时间线刚好和他研究的时段完全重合，读起来特别有代入感。
看到书名首先要厘清一个核心概念：什么是新家庭主义？既然有“新”，就一定有对应的“旧”，与其叫“主义”，其实理解成新旧两种家庭模式更直观。
旧的家庭模式是什么样？核心是祖先崇拜，整个家庭的意义、价值、情感和资源配置，全都向祖辈、祖宗这一端倾斜，靠儒家伦理体系、靠“孝顺”这套义务伦理来维系关系，本质是道德化的运作。换句话说，过去的家庭关系是靠道德、情感强绑定的，个体没有太多选择的余地。
到了新家庭模式，重心整个倒转过来了——资源全面向子辈、孙辈倾斜，所以阎云翔也把它叫作下行式家庭主义。这种模式切换之后，维系家庭的核心力量也变了：传统道德的约束力弱了，市场化的力量强了。
在市场化浪潮的冲击和渗透下，新的家庭关系不再靠无条件的道德义务绑定，而是越来越偏向理性选择、理性协作：培养子代、投入孙辈，都带着现实的权衡。正因为道德因素的弱化、市场逻辑的渗入，个体在家庭里的付出和贡献，不再是无条件的奉献与牺牲，而是开始有了类似市场机制的配比和权衡。随之而来的是清晰的边界感：哪些事我自己解决、不用你插手，哪些事需要你配合、提供资源和条件，都分得越来越清楚。
以上就是新家庭主义最核心的内涵。
再说说这本书的定位：它其实是阎云翔「个体中国」三卷本当中的第二本。那为什么叫「个体中国」？这里的“个体”，对应的反义词是“集体”，我们可以把他研究的「个体中国」，和之前的「集体中国」对应起来看。
二者最核心的分界点就是改革开放：在那之前，几乎不存在我们今天意义上的“个体”概念——人被包裹在更强的组织里，比如生产队、人民公社、单位，再往前还有家庭、家族、宗族这些传统结构，个人是依附于集体存在的。而“个体”意味着，你作为一个独立自主的个人，拥有个人权利、私有产权，这样的主体开始出现，被国家和社会接纳，逐渐成了社会运行的新基本单元。
二、新家庭主义的核心特征与社会变化
在这本书的导论，作者就已经把书名里的几个核心概念讲透了。对「家庭主义」定义：家族利益永远是第一位的。做任何选择都优先考虑家庭，当个人利益和家族利益冲突时，家族利益是人生价值排序的最高优先级，个人要无条件牺牲自身利益，为家庭做奉献。
具体以下几个特征:第一个特征，是物质资源与精神资源的重心全面下移。传统家庭的资源重心是向上的，服务于祖辈、服务于宗族延续；到了新家庭主义这里彻底反过来，所有资源全面向子孙辈倾斜。爷爷奶奶和爸爸妈妈形成理性协作，为了第三代的成长和幸福全力以赴，该出钱出钱，该出力出力，几乎不计成本。
第二个特征，是代际亲密性的兴起。也就是家庭里的情感浓度、情感重心变了——夫妻关系的核心地位，逐渐让位于亲子关系。代际之间的情感联结深度、亲密程度，比传统家庭要强得多。
第三个，也是作者认为最核心的特征：亲子一体的兴起，和它相对的，就是传统的「父子一体」。两者核心区别：第一层是财富流向的反转。传统的父子一体，本质是宗族本位，父辈积累的财富、声望，最终归属于祖先与家族谱系，子承父业说到底是为了光宗耀祖；到了亲子一体的时代，家庭财富天然就流向子孙辈，在大家的普遍认知里，爸爸的就是我的，妈妈的也是我的，几乎是天经地义的事。
第二层是双方的合作逻辑不一样。对父母辈来说，托举子女更多是自身生命意义的延伸，是情感和道德价值的寄托；对子孙辈来说，父母的支持既是物质资源的兜底，也是日常情感、心理依附的一条可靠路径。
简而言之：传统家庭模式里，儒家伦理道德占主导，强调的是无条件、强制性的义务规范和伦理要求；而新家庭模式里，市场化的逻辑影响更深，三代人更多是以彼此的个体利益为基础，在情感、心理、资源各个层面形成理性协作。
在这种新模式下，还衍生出了三个明显的社会变化：第一个变化，是亲属结构从偏重父系，转向父系、母系双系亲属同等受重视。第二个变化，是家庭的内生性和排他性变强：大家大幅减少了和外围宗族网络的人情互动，更聚焦于上下三代核心小家庭内部的往来，这也和我们常说的「断亲」现象直接关联。
第三个变化，是家庭重新成了个人应对市场化竞争的避风港。子女的人生大事，父母都会深度介入——比如结婚买房买车，单靠年轻人自己很难承担，父母就会倾尽自己的物质、社会资源去帮衬。也正因为这样，家庭利益在当代又重新抬头了。
三、家庭的个体化进程
在阎云翔看来，1949年之后，中国的农村家庭和城市家庭都发生了一系列深刻转变，他把这一整个转型过程，命名为「家庭的个体化」。书里对「个体化」的含义是这么说的：一个原本浑然未分化的整体，通过分化与脱嵌的过程，转变成若干相互独立、各有边界的个体单元。
简而言之呢，原来我们活在层层嵌套的集体生活当中：最贴近我们这一层的是大家庭，我们活在无所不包的大家庭里；再往外一层，是亲属关系网络或者宗族网络；再往外一层，就是周边的村社共同体。而所谓脱嵌与分化的过程，就是一层一层地解套——从集体生活里一步步抽离出来，不再用集体的规范和标准来定义自己，而是靠个体实践活出自我，追求属于自己的幸福。
这整个过程，就是作者所说的个体化进程。但很关键的一点是：中国式的个体化，并不是个人自发自主发起的，而是由国家强力主导推动的，比如说从父母包办婚姻到自由恋爱的转变，就是很典型的例子。
在这场个体化进程里啊，除了挣脱大家庭与集体生活的束缚和桎梏、追求个人幸福之外，在阎云翔先生看来，还有几个比较重要的变迁，也值得我们密切关注。第一个就是个人欲望的合法化，第二个是自我认同与个体权利意识的觉醒，第三个是社会流动机会的增加，第四个是生活方式的政治化。
这个所谓的个人欲望的合法化呢，简单来说就是，人开始理直气壮地追求开心、追求休闲享乐。在生存需求之外，我们开始拥有更多属于自己的闲暇，想要去吃喝玩乐，想吃好吃的美食，想看从来没看过的风景，想穿特别漂亮的衣服。在这个过程当中，比较重要的表现方式就是物质消费，因为我们大多数的欲望都是物质性的。
人们会通过一些具象的物质东西来彰显自己的身份，表达自己的权利，建构自我的认同，比如说分家独立、拥有属于自己的房产和土地。在作者看来，这样的身份表达方式，是一种全新的转变，和之前依附于祖先的身份认同截然相反。
而社会流动机会的增加，说的是农村青年有机会去大城市打工。大城市里的都市生活方式、形象表达与价值观念，会比较深刻地影响这些进城务工的农村青年，重塑他们的自我身份认同与建构。而这种生存方式的形成与建构，也和国家层面的社会转型有关系，包括和我们常说的户籍制度松动也有一定关联。从这个意义上来讲，阎云翔认为农村青年的这种“生活化政治”——看起来只是个体生活方式的变迁，背后其实是国家政策以及经济社会转型共同导致的结果。
四、个体化带来的现实问题与家庭结构新形态
在阎云翔先生看来，这个过程也衍生出了一系列问题。什么问题呢？其实都是我们大家熟悉、多多少少都有所耳闻的问题，比方说农村家庭的原子化、单亲家庭、留守儿童、养老困境等等。但他的解读视角和思路确实很有意思。比如他认为，在个体化的进程当中，农村家庭从原有的宗族、村社网络里脱嵌出来，无所依附，直接面对国家和市场。
老头老太太们也不再像以前那样走街串户，更多时候就待在家里看电视，人与人之间的社群网络联结、人际互动都大幅度减少了。再加上年轻一代纷纷外出打工，和爷爷奶奶辈当年在村里的人际互动网络相比，爸爸妈妈辈在村里的社群联结密度、互动频率，都出现了大幅度的下降。
再比方说他提到的孝道观念变化，用一句通俗的话来讲，叫「孝而不顺」。也就是说，除了法定的赡养义务必须履行之外，传统意义上的孝顺观念已经变了——孝顺越来越像一种对等的市场交易：父母当初给了子女多少好处、多少资源、多少情感与陪伴，子女反过来就要以对等的方式去回报。
但在作者看来，这里面最麻烦的地方在哪呢？他认为，从集体化时代走过来的农村老人，本身就没机会积累多少个人财富，没有足够多的财产可以留给下一代；但年轻一代又是在市场逻辑、对等交易的规则下成长起来的。这种错位就容易引发各种代际纠纷，子女分家分得早，最后农村老人大多生活在空巢家庭当中。针对这一点，作者还专门花了一个章节来展开讲述，也能看出这个观点在他研究里的重要程度。
阎云翔先生在书里是从家庭结构的变迁切入，来观察整个社会的转型。在他的观察里，21世纪初出现了两种非常规的家庭结构形式。第一种被命名为准主干家庭：典型的情况就是，年轻父母要打工挣钱、供孩子上学、还房贷，自己没时间带孩子，就只能把爷爷奶奶接过来，帮忙带小孩、操持家务。从产权和独立生活的角度来讲，这本质上是两个独立的家庭，但上一代和下一代之间，就形成了这样一种临时的协作关系。
那么第二种非常规的结构形式呢，被他命名为隔代家庭，这在农村的留守儿童家庭里最常见：爸爸妈妈常年在外面打工，一年到头可能就回来一次，大多是过年的时候回来一趟。
那么在作者看来，这样两种非常规的家庭结构形式，本质上是一种灵活的家庭策略——不再是为了光宗耀祖或者集体主义的目标，而是为了让个体，尤其是年轻的父母或者孙辈，能够更好地追求自我发展和生活意义。这就是和传统家庭相比，一个很大的转变。
五、代际亲密性的特征与成因
在阎云翔先生看来，在新家庭主义模式下，两代人之间开始寻找一种新的沟通与交流模式，这就是他书中讲到的「代际亲密性」。他认为这种代际亲密性，和传统社会里的亲密完全不一样。按照书里的说法，传统社会里的人际亲密，源于缺乏流动性、缺乏隐私，加上生活规律高度一致，家庭成员甚至社区成员之间对彼此的思想和行为都太过熟悉，不用明确表达就能完成沟通与协作。他用了一个说法来形容，叫做「无话不说，却又无话可说」。
而这种新的代际亲密性，他认为有三个比较重要的特征：第一个是深入的沟通，第二个是高度私人化的语言表达，第三个是具象可见的情感依赖。
他说的深入沟通，其实讲的就是从长辈单向输出，变成了双向的深入交流。长辈也会听小辈提意见、讲想法，也会接纳一部分晚辈的观点，甚至会参与到年轻人的游戏和互动当中。高度私人化的语言表达，就是说在日常的相处和寒暄里，大家会更多地表露自己的情绪和情感，虽然两代人表达爱意的方式、用词不太一样，但内核都是直白的情感流露。
第三个特征，在他看来晚辈给上一代送礼物的方式，也和之前不太一样。以前他认为送礼是孝道的一部分，是规定性的义务；而在新的发展过程里，他认为这种行为更多是出于情感依附，是基于彼此之间亲密的情感互动，自然产生的一种行为。
那么在阎云翔先生看来，这种代际亲密性之所以会出现，宏观层面至少有以下四方面原因:第一个方面，他认为家庭成了个体重新建立情感联结、获得安全感最重要，甚至是唯一的途径。对比西方社会，个体从传统结构里脱嵌之后，还可以通过社团组织、社群联盟、非政府组织、精神运动或者新的亲密关系，完成再嵌入社会的过程。
但在中国社会里，人从原有的集体结构脱离之后，尤其是独生子女家庭，除了依靠父母，还能依靠谁？再加上社会整体信任度偏低的时候，家里的父母就成了唯一可以完全信赖的对象。
第二个方面，在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的过程里，父辈是农民工，子辈也是农民工，相似的身份与经历，让两代人之间产生了基于共识的团结感。
第三个方面，官方的主流意识形态和市场上流行的大众文化，在传播中形成了趋同的影响。于是上一代和下一代通过大众媒介获取的信息、认知，大体上是相通的，反而减少了代际的认知隔阂。
第四个方面，是此前的独生子女政策带来的影响。爷爷奶奶、爸爸妈妈两代人达成共识，把所有的爱与资源都倾注在第三代身上，两代人携手合作，共同抚育好下一代。
六、中西对比：关系型个体与「大我」的转向
对于这种代际亲密性，阎云翔先生从中西对比的角度，做了一番批判性的思考。在他看来，西方社会的亲密关系与代际关系模式，建立在一个核心基本假设之上：每个人都拥有独立、完整、不可分割的内在自我。个体与个体之间建立亲密关系的前提，首先是人格平等与个体隐私权。隐私权本身就意味着边界，人与人之间不可能事事要求水乳交融、心意相通、不分彼此。
但中国的情况不太一样。传统中国的个体，是依靠关系网络来界定的，个体始终嵌套在等级化的人际关系之中，阎云翔将其称为「关系型个体」。这种关系型个体，又被划分为两个层面：一个叫「小我」，一个叫「大我」。所谓小我，指的是个人的欲望与利益。所谓大我，指的是集体利益，范围非常宽泛，可以涵盖家族、社区、国家，乃至天下。当两者发生冲突时，传统伦理的要求永远是小我必须服从大我。
所以新家庭模式虽然发生了很大变化，传统孝道里那种无条件服从的「顺」已经基本退场，但这并不代表亲子关系就真正实现了平等。原因在于，父母依旧可以通过对子辈、孙辈投入大量物质资源与情感付出，在很多事情上重新彰显自身的权威，实现对子女的支配，甚至是突破边界的过度支配。但子女在个体化进程中，权利意识全面觉醒，开始要求个人隐私，在很多事情上有自己的主张与边界，于是和上一代的冲突与矛盾也随之显现。
除此之外，阎云翔还提出了一个关键观点：赤裸裸的个人利己主义，向来会受到社会谴责；但以「大我」为名的利己主义，却往往能被大众普遍接纳。那新时代的「大我」是什么？已经从传统的祖先崇拜，彻底转向了子孙崇拜。培养出优秀完美的第三代，成了父辈与祖辈共同的人生目标，也成了新时代两代人共同承载的「大我」。
年轻父母之所以愿意让祖辈深度参与下一代的抚育，不只是出于理性的分工协作，更深层的原因在于：在年轻人的婚配、择业等人生大事里，父母早已深度介入、全程参与。这看起来好像没什么奇怪的，但阎云翔却认为这一现象非常反常。因为他观察到，建国之后传统父母权威整体持续衰落，年轻人在很多方面走向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
尤其是1950年《婚姻法》颁布，废除包办婚姻之后，数百万女性挣脱了父母包办的婚姻，个体解放达到了一个高峰。可他却观察到一个反向的趋势：新一代年轻人，反而越来越多地向父母寻求保护与支持。尤其是在婚姻领域，甚至出现了所谓的「父母驱动型离婚」「父母包办型离婚」的特殊现象。
七、80后高离婚率与父母干预
在阎云翔先生看来，80后群体的高离婚率，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在于父母强大的影响力与干预权。父母主要通过以下四种方式，推动甚至直接造成了这一代年轻人离婚率的上升。
第一种方式，是父母对已婚子女的过度监督与干涉，而且这种干涉往往包裹在无微不至的关爱里。比如说有的母亲会帮已经成年的儿子早上穿衣服，或是半夜三更走进小夫妻俩的卧室，看成年儿子睡觉有没有盖好被子。与此同时，已婚女儿和娘家父母的联系也十分紧密。已经出嫁的女儿，在父母眼里依旧是自家的独生女、小公主，父母会千方百计地捍卫自家女儿的利益。
第二种方式，是子女结婚之后，父母过度维护自家子女的个人利益，却忽略了小夫妻的共同利益。比如说随着住房市场化推进、产权观念逐步普及，房产产权问题就成了大家普遍关注的核心问题。
第三种方式，是已婚的80后青年在心理和情感层面，严重依赖自己的父母。每当自己的婚姻出了问题，他们第一反应就是找父母拿主意、求帮忙。但作者观察到，一旦子女主动寻求父母介入和支持，矛盾就不可避免地会升级成两对父母之间的对立，因为两边父母通常都会互相指责对方的儿子或女儿做得不好。
第四种方式，是父母在80后婚姻缔结的过程里，以及婚后生活当中，往往投入了大量的情感与物质资源。比如男方父母为了给儿子置办婚房，支付了数额不小的首付款；女方父母则会为婚房添置家具、厨具之类的各类生活用品。再就是带孩子的问题，大多也都是80后的父母辈在帮忙照料。所以离婚之后，孩子的抚养权问题，反倒成了双方父母争相争夺的焦点。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作者对80后婚育群体是有所批评的。他认为，80后青年对父母的依赖，以及在处理婚姻问题时接受父母的干预，本质上反映了他们长期奉行的利己主义原则——只想要享有权利，却回避应当承担的责任。这一现象被作者命名为「无公德个体的崛起」。
而且在他看来，大多数80后青年深受消费主义、物质主义的影响，甚至不惜以牺牲自身的独立性与自主性为代价，来换取父母持续的物质支持，哪怕已经长大成年，依旧需要父母不断提供物质上的帮扶。
但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现实所迫。因为置身于市场化竞争环境中的个体，面对的是一个流动性极强、充满不确定性的风险社会，社会层面缺少足够保障个体的机制。没有托底的保障机制，个体就只能依靠家庭这唯一的避风港，来规避风险、获取必需的物质资源。
八、三类父母的社会行动与老年照护困境
作者在这一节里面，谈到了三种类型的父母如何为了自己的子女，参与社会组织建构、发起社会行动。第一种是彩虹父母，也就是子女为同性恋者的父母；第二种叫星星父母，是家中有自闭症或者其他自闭谱系障碍儿童、为孩子争取受教育权利的父母；第三种叫失独父母，指的是已过生育年龄、失去了唯一子女的父母。
这些父母本来只是为了捍卫自己子女的合法权益，可在这个过程当中，却意外地为社会公共福祉做出了贡献，他们自己也获得了显著的成长。
但这个过程走得比较艰难。因为首先，有这样的子女，在很多人眼里本身就代表着某种意义上的不幸；而且社会当中还有很多偏见、污名化的说法，加诸在他们的孩子身上，也加诸在他们自己身上。
而这种价值观念的形成，主要和我们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有很大关系。在传统的伦理观念当中啊，每个人在家庭里，都有一套完整的、高度精细化的、固定的为人义务。也就是说，你生下来并不代表天生就是被社会承认的人，你必须通过不断完成集体关系当中的义务，来获得做人的资格。比方说，做人首先就意味着你要完成子女和父母这两个身份角色的基本任务：你小的时候服从父母，长大之后为父母操劳，结婚之后要成为父母，最终给父母养老。
你想啊，有智力障碍的小孩，肯定是完不成这些为人的道德义务的，所以他们就被认为是低人一等、没有前途、不正常的人。而性少数群体，不只是性取向本身的问题，更在于他们没办法完成这套固定的家庭为人义务——没法成为传统意义上的父母，延续家族血脉。
但由于作者前面讲的新家庭主义的出现，这种亲子一体的亲密联结方式，让这些家庭里的开明父母，开始和其他同类型的父母结盟，在社会当中发起各类行动，慢慢建立起一套新的话语体系，以此推动人们的观念革新，提升普罗大众的观念认知。
在新的一节里面，作者谈到了新家庭主义的情况之下，老年人面临的困境。第一个困境是，家庭的各类资源配置总归是有限的，到底是先满足年迈父母的需求，还是优先顾及子孙辈的抚养？很难两者兼得，而作者调研地区的村民做出的选择，基本上都是向最年轻的一代倾斜。
第二个困境在于，这种亲子一体的关系模式，把无限的责任强加给了父母，与此同时，却把无限的权利赋予了成年子女和孙辈。另外，由于这种模式是作为追求家庭繁荣、实现阶层跃升的工具性手段被建构和推行的，并非自然生成的关系，所以老年人就容易被视为没有价值的负担。
九、老年照护的五大困境与亲情伦理
前文已经列举了阎云翔在书中提到的老年照护面临的两种困境，那么第三种困境是什么呢？和之前讲的逻辑也差不多，就是所谓的不对称、不平衡的亲情流动。子女长大成人后，本该到了有能力回报父母或者祖父母的时候，可他们马上又要面对“完美育儿”的压力，全身心投入到抚养下一代当中去了。
第四种困境，在于家庭养老照护的品质。这种品质不再天然基于父母身份自带的先天性合法性。虽然从法律上讲，子女有必须尽赡养义务的要求，但养老义务履行得好不好、品质高不高，并不取决于法律条文，而取决于过去的家庭关系里，两代或者三代人之间互动形成的亲密联结与共同记忆。
也就是说，如果父母过去有一些不负责任的行为，或是有违道德的做法，子女在养老上相应地就不太可能做得多周全。能给你点钱、让你自生自灭，都算是良心发现了。
第五个困境，就是家庭内部分工中养老照护的不合理。书里边有这么一段话，说得很是精辟：
在中国社会，照护中的性别不平等长期以来被掩盖为一种女性美德，并被正当化为孝道的实际需要。维持孝道的实际日常工作，从维护祖先祭坛到提供日常照护（尤其是对长辈的看护）都落在了女性肩上，无论她们的角色是妻子或儿媳，还是已婚女儿。同样，老年妇女，尤其是来自社会底层的老年妇女，始终都是市场养老机构和公共养老机构照护劳动力的中坚力量。她们在公共领域提供照护的劳动，同样没有得到充分的认可和补偿。
这五个困境之所以会出现，根源就在于新家庭主义模式之下，诞生了新的亲情伦理。和传统的孝道伦理基础相比，两者有相同的地方，但更多的是不同之处。阎云翔在书里提到，这种新的亲情伦理，对比传统孝道伦理一共有八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他认为新的亲情伦理，本质上是一种经营式的人际关系。也就是说，家庭成员必须持续不断地努力、用心维系，才能获得亲情。而孝道伦理更多是一种先天的道德规范与义务——哪怕日常里没什么亲密互动，甚至亲情联系很淡，也必须完成这种外在的、强制性的规范义务。
第二个特点，重视个体的情感与满足。孝道伦理强调的是血脉延续的责任感，而亲情伦理强调的是，生育和养育子女的目的，是家庭成员之间情感纽带的再生产。
第三个特点，亲子一体的价值观。所以它并不鼓励清晰的个体边界。也就是说，虽然不像之前的孝道伦理那样，要求子女无条件顺从服从，它也承认一定的独立性和自由，但这种独立性和自由，在很多事情上是可以被模糊掉、甚至取消的。
十、亲情伦理的余下五个特点
第四个特点，他认为亲情伦理更强调日常相处里的亲密互动。而且在这种互动里，大多是父母在做出让步，所以亲情伦理的主要受益者是子代。
第五个特点，是这种伦理在人际关系处理上，存在内在的矛盾性与模糊性。和有既定标准的孝道伦理不一样，它会根据不同的情境，采用不同的评判标准。
第六个特点，其实和第五个相近：对比孝道伦理有明确的客观规范，亲情伦理的标准相对不稳定，会根据具体情况发生变化。
第七个特点，和传统孝道伦理基本相似：都优先考虑纵向的亲子关系，胜过横向的夫妻关系。但新家庭主义也有新的变化：一切考量的首要目的变成了子女，而不再是过去的祖宗与祖先。
第八个特点，是偏袒家人、不信任外人。也就是说，互动只局限在家庭内部的父母、子女或是三代人之间；传统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可以从家一步步向外推及天下的，但在这种新的伦理里，这种向外的延伸推不出去。
阎云翔讲完养老问题之后，就开始聊Z世代的相关观察。他发现这一代人有一个很普遍的观念转变：不反对婚姻和生育，但不再把它们当成人生的必要目的或是必然选择。
那为什么阎云翔认为Z世代普遍会有这样的观念转变？他认为是六条路径共同作用，塑造了这样的价值取向。第一条路径，就是原生家庭话语。
伴随着对原生家庭的批判、反思与疗愈，这一代人开始意识到，家庭不再是普遍的道德必然，而只是通往幸福与人生意义的众多路径之一。作者对比了80后：80后很多都是新家庭主义的积极践行者，为了买房、儿女教育集中全家的资源，把家庭理想放在成年生活的核心位置；他们也会通过原生家庭相关的话语和父母和解，为自己的婚育做准备。而Z世代的年轻人，则开始质疑和批判这样的人生选择到底值不值得追求。
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变化，也和时代的整体症候有关，两代人成长的时代环境已经大不一样了。另外，Z世代对父母的共情是有条件的：他们能理解父母当年的一些养育方式，但不代表自己就要去复制这些方式。有些时候他们还会划出非常明确的边界，甚至包括和家庭断亲这类选择——如果无法保证健康的家庭环境，选择退出就是一种理性且合乎道德的决定。
在阎云翔看来，原生家庭话语最持久的影响，是培育出了一种反思的习性。这种反思，让年轻人得以批判性地审视自身的成长经历，识别代际传递的伤害，并有意识地决定自己要接纳什么、拒绝什么。
十一、Z世代观念转变的另外五条路径
第二条路径，是恐婚、恐育的心态。这其实也跟时代的整体症候有关系，也和之前的原生家庭话语批判有关，是在那个基础之上延伸出来的、一套年轻人共同享有的话语体系。在作者看来，这恰恰体现了Z世代对个体选择的强调与珍视：他们要把婚姻和生育，从道德义务式的规范性强制要求里抽离出来，让它成为个体可选择的人生路径之一。
第三条路径就是对“恋爱脑”的批判。阎云翔在书里面指出啊，Z世代敏锐地捕捉到，在浪漫关系当中，女性被要求无条件付出，男性则往往享有相对自由的双重标准。所以他们对“恋爱脑”展开批判，主动抵制这种剥削性的关系，确立起拒绝非对称情感义务的道德立场。
第四条路径就是反PUA。这个和前面的几条路径都是互相关联的：从家庭关系里反父母的PUA，再到亲密关系里反恋人的PUA，再延伸到职场关系里反领导的PUA，这几类关系的权力模式本质上是同构的。
第五条路径是断亲现象。阎云翔观察到，对Z世代的年轻人来说，断亲是一种主动的策略选择。过去的人疏远亲戚是不情愿的退避，现在的年轻人则是主动、自信地脱离。这里面有几个条件要素的变化：第一，我们生活在都市当中，本身就脱离了庞大的宗族网络；第二，年轻人要捍卫自身的自主性，不想被亲戚催婚，所以主动和亲戚保持距离；第三，这也是一种对传统父权等级秩序的批判与拒绝；第四点，其实也比较重要：断亲看起来是年轻人这一代的选择，但其实很多父母也持支持态度。
总而言之，用书中一句话：在生活的任何领域当中，人都有权拒绝不对等的情感义务。
第六条路径叫什么呢？叫全职儿女，就是说父母和子女之间的关系，从单纯的血缘关系，延展成了一种市场交易模式——也就是子女给父母“打工”，从父母那里领取相应的薪水。
在作者看来呀，这六条路径是相互关联在一起的，共同应对一个充满不确定性、风险极高的社会场域。作者梳理中国家庭转型的历史脉络后发现，新家庭主义表面上延续了传统家庭的形式，但内核其实已经彻底工具化了。
年轻一代正是开始质疑这套工具性逻辑，家庭神圣性的合法性不断被质疑、被挑战，最终走向祛魅。这不是要全盘否定婚姻和生育，而是要把它们建立在自愿选择的基础之上：认为这些选择必须有意义，自己也能承担起对应的成本，在这些前提之上，再来谈婚论嫁。
十二、「做自己」与「做人」的分野
在阎云翔先生看来呀，当传统的家庭道德伦理，已经没办法再给人赋予行为合法性的时候，年轻人就开始讲究「做自己」。那究竟什么叫「做自己」？和它相对的又是什么概念呢？阎云翔认为，和「做自己」相对的，就是「做人」。
所谓「做人」意味着什么？就是你要按照传统的那一套伦理规范，走完人生里的每一件大事，完成一套既定的人生任务。比如好好上学、读完大学、找一份好工作、努力攒钱、找个合适的对象、买房买车、结婚生子、培养下一代等等。放在以前，你不这么做，就会被说自私，说你逃避责任。
但是现在流行的「做自己」，自带一种正当性：做自己不是自私，是自我自洽，我要找到属于自己的活法，成就真实的自我，而不需要为了他人而活。
那具体要怎么做呢？阎云翔在书里提到了七条路径，或者说七种社会行动，来支撑大家做到「做自己」。
第一条，也是比较重要的一条：做自己，就是对真实自我的追求，不委屈自己。我不想按照既定的人生剧本装模作样地生活，要真实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意见，不迎合、不表演。
第二条路径：我真实地做自己，但同时也守住个体的边界。我有我的边界、有我的隐私权，对于贸然闯入自己隐私范围的人和事，我敢于拒绝、敢于说不。
而这一点，和传统的「会做人」是有冲突的。书里面对「做人」的本质，有一段非常精彩的分析：
所謂「做人」的本質，在於通過履行各種社會角色來完成自身的社會義務，並在既有的等級秩序中成為一個合格的人。其首要步驟， 就是學習如何依照他人的身分和地位來進行互動（閻雲翔2006b）。支配這一過程的文化密碼是「關係」、「面子」和「人情」，這些都要求個體沉浸在密集的社會關係網絡之中。
问题在于什么呢？放到职场当中，你如果坚持做自己、做真实的自己，很多时候别人就会说你不懂事儿，说你不知道怎么经营好人际关系，说你在职场当中不成熟。
第三条路径，是通过策略性抽离和防御性退出，脱离传统的人生轨道。所谓策略性抽离，比方说选择不结婚、在职场里选择躺平——这不算完全的叛逆，而是降低自己的参与度，消极应对既定的规则。所谓防御性退出，就是当策略性撤退、抽离都没法保护自己的时候，干脆彻底退出整个场域。我不参与这套规则了，那问题也就找不到我头上了。
十三、「做自己」的余下路径与内在矛盾
第四种路径，是非对抗性抵抗。也就是用反讽、恶搞、调侃的方式，解构传统里那些被捧得神圣、崇高的东西。比方说自我嘲讽，说自己是「牛马」「韭菜」，还有年轻人玩的反向催婚，都属于这类。但这里面的问题在于：大家很想逃，却又逃不掉，没办法，就只能用这种类似阿Q精神胜利法的方式，维系自己的自我尊严。但这也有麻烦的地方：原本结构性的不满，最后都消解成了转瞬即逝的娱乐。
第五条路径，是选择性的再嵌入。年轻人通过个人兴趣爱好、生活方式这类维度，重新嵌入到新的社会群体网络当中，比方说二次元圈层、搭子社交，都属于这类。
第六条路径，和第五条关系十分密切。在阎云翔看来，Z世代重塑自我的核心方式，是通过追求情绪价值来进行自我关怀。追求情绪福祉，似乎构成了Z世代真实自我伦理中最突出、也最重要的维度，甚至可以说是唯一成型的基础。那要怎么追寻情绪福祉？第一步，就是公开承认心理创伤，敢于展现自己的脆弱。放在以前，流露脆弱会被认为是软弱、不成熟；但现在，脆弱被看作是真实表达自我的方式，是勇敢面对自己内心的表现。情绪价值也因此成了一个很重要的评判标准。
第七条路径，是伦理解缚与自我觉察、自我反思。所谓伦理解缚，其实就是前面讲的，摆脱传统「做人」那套道德规范的要求。但与此同时，人又要开始重新反思、觉察：自己在不同的关系里，该怎么建立属于自己的标准和处事方式，建构一种新的确定性。
但在作者看来，这种反思是在结构性不确定的条件下展开的。当你面对一个高风险、高度不确定的社会结构，就必须不断调整自己、审视自己，来应对各种各样的挑战。这不是一劳永逸的事，本质上是用不同方式应对不同风险、不同危机，过程中充满了碎片化与不连续性。
针对以上这几种社会行动，阎云翔用两个核心概念，来解释「做自己」这件事内在的矛盾性。
第一个概念叫做「疏离主体性」。意思是说，当人从传统「做人」那套确定的基本伦理规范、义务要求里撤退出来之后，却找不到一个新的、坚实的组织结构来支撑自己。很多人把情绪价值、追求情绪福祉，当成自我重构的唯一场域；但情绪生活本身又是非常转瞬即逝、高度主观、极不稳定的。所以说，如何脚踏实地、安心地做自己，就成了一个充满考验的命题。
第二个是「疗愈式自我」，也就是通过心理学的话语体系不断进行自我疗愈。按照书里的说法，在退出「做人」的规范框架之后，Z世代越来越多地投入到一套以私人而非公共、以自我疗愈而非公民责任、以应对而非规范为导向的自我关怀体系当中。但这里面的问题在于，作者认为这套体系没法提供一个超越个体感受与情绪的、稳固的自我参照系。
另外，阎云翔在书里还提到，大家对「做自己」存在几个误区。第一个误区，是认为自我是完全孤立的个体，可以脱离一切社会关系。但实际上，自我只能在人与人的交往互动当中，在关系里生成。
第二种误解，是把「做自己」当成一种无忧无虑、不用承担任何责任的生活状态，这就把自我等同于纯粹的利己主义。但实际上，那些和家庭保持亲密关系、主动承担照料责任的年轻人，同样可以拥有自己的主体性。
第三种误解，是只承认一种「正确」的自我，要和传统做人的伦理规范完全对立。这等于彻底否定了自我的多种可能性，一味否定传统、否定关系性、否定责任感、否定伦理的多元性。
恰恰相反，自我只有嵌入到社会关系当中，承担起对自己、对他人的责任，并且在多重伦理的并存中展开自我反思与选择，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做自己」。
用书里的一句话来总结就是：以本真性（做真实的自己）为个体尊严，以疗愈为生存底线，以疏离为行动策略。
其实在这里简单来说的话，按我的理解就是：你既改造不了世界——也改变不了除自己之外的其他所有对象，又没有坚实的组织能和你一块儿结成联盟，那就没办法，只能回头改造自己。改造自己的什么呢？改造自己的内心世界，不断借助各类工具、技术方法、概念术语，来调整和重塑自己的内心世界。
十四、研究方法论与四个西方理论来源
现在开始分享下编的内容，下编的内容其实更多的是阎云翔先生在谈论自己这项研究的一些方法论，以及他的基本研究思路。
首先呢，他认为研究家庭有一个基本的研究范式，就是分别从家庭结构、家庭生活、家庭话语这三个维度切入展开研究。而他这本书呢，更多是着重于家庭生活这个维度，也就是更多聚焦在家庭成员之间的人际关系互动、亲密协作等等方面。
具体来说，他研究新家庭主义这个议题，一共提到了四个方面的理论启发，而这四个理论无一例外，都来自西方学者的研究。
第一个是菲利普·阿利埃斯，法国年鉴学派历史学家，也是西方私人生活史研究的奠基人，代表作有《儿童的世纪：家庭生活的社会史》，还主编了多卷本的《私人生活史》。
这位学者的研究发现，中世纪的欧洲家庭是一个浑然一体的整体，生产、宗教、政治各类功能都集合在家庭当中，根本不存在所谓的私人空间，或者说独立的私人生活范畴。到了后期，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市民阶层的兴起等等因素，家庭逐渐从原有的社会结构里脱嵌出来，慢慢分化成一个独立的私人领域，完整描述了欧洲家庭私人化的历史进程。
第二个是乌尔里希·贝克与伊丽莎白·贝克-格恩斯海姆夫妇，两位都是德国社会学家，也是“风险社会”“第二现代性”理论的提出者，二人共同聚焦家庭与亲密关系转型研究，核心著作有《个体化》《爱情的正常性混乱》。他们的研究侧重点，在于传统家庭制度的解体、传统道德伦理规范的松动瓦解，婚恋与亲密关系由此变成了个体自主选择的结合方式。在他们看来，传统家庭道德规范、制度规范解体之后，一方面给个体带来了更自由的空间，但另一方面也带来了更多的风险，以及一定程度的社会失序。
第三个是卡罗尔·斯马特，代表作有《个人生活：变化中的家庭与亲密关系社会学》《亲密关系的新前沿》。她的研究，可以说是对上一位学者观点的补充，或者说一种修正。因为贝克夫妇认为，传统家庭制度规范解体之后，会带来不少负面的冲击和影响；但在斯马特看来，这非但不是纯粹的负面影响，反而催生了新的可能性——个体可以在这个过程中，发展出更多元化、更平等的亲密关系建构方式。
第四个是伊娃·易洛斯，以色列裔法国社会学家，也是情感社会学领域的领军学者，代表作有《受苦的胜利：疗愈时代的情感》《冷亲密：资本主义时代的情感》。这位学者认为，原先很多结构性的问题，或者说社会层面的不平等问题，最后全都被转化成了个体的心理学问题。正因为一切都被归因为心理问题，受挫的个体就开始不断地进行自我疗愈，最终推动私人生活走向了彻底的个体化。
十五、新家庭主义研究的十个核心概念
因为这些都是国外学者针对西方社会提出的研究理论，所以阎云翔先生也对这些理论和方法进行了自己的反思与修正。在这些国外学者的理论基础之上，阎云翔先生提出了自己研究新家庭主义的基本框架，一共十个核心概念。
第一个概念叫代际等级倒置。也就是父母的权威不断减弱，而青年的自主性持续提升。
第二个叫后父权代际性。也就是说，父辈对子代那种绝对权威和绝对权力的延续性依然存在，只不过方式方法变得不一样了，比如会根据个人的能力以及社会位置，来确定彼此的社会角色和身份。
第三个叫亲情伦理。用书中的原话来定义的话，亲情伦理是一种以道德情感和道德直觉为主要动力的情感伦理，其中的道德行动大多基于家庭成员之间的情感依恋或感受。对比之前那种强调外在规范性的道德义务，这种伦理更多强调的是在日常互动、代际相处的经历当中，自然而然孕育出来的情感。
第四个是原生家庭。这个就不需要过多解释了。
第五个是家庭脚本。作者在书里对这个概念的定义是：家庭脚本的核心是指导家庭成员行为和相互关系的隐性规则和共享叙事，集中体现了家庭意识形态（Byng-Hall 1985）。这就像我们拍短视频需要脚本、用来演绎特定剧情一样，大概就是类似的概念逻辑——每个身处家庭里的个体，都遵循着一套属于自己的脚本。
第六个是演绎策略。就是个体如何主动建构和实现自己理想生活状态的策略，比如男女同性恋的形婚，就属于这类策略。
第七个是世代演进。说的就是一些传统的价值观念，如何在原有传统的基础之上，在不同年代里发生了怎样的发展、变化与流转？比方说这本书里探讨的：从1950年左右废除父母包办婚姻，到近些年兴起的父母包办离婚，就是很典型的例子。
第八个是情感价值及其风险。也就是研究年轻人为什么这么关注情绪福祉，以及这种取向背后可能带来的一些风险问题。
第九个是扩展青春。它有以下四个方面的特征：第一，时间线的延长。比方说之前大家普遍认为二十来岁就应该成家立业，现在这个人生节点被大幅推迟了。第二，内在性转向。倾向于以内在自我价值实现作为衡量标准，而不是外在的物质标准。第三，拒绝社会时钟。积极去探索围绕着自己的兴趣爱好建立起来的人生脚本。
第四，代际依附性与群体封闭性。就是有些时候年轻人还得靠父母支持，比如应对高房价。但与此同时，年轻人对父母又采取非对抗、不合作的态度——尽量不去正面斗争和对抗，回避这些矛盾问题；同时在网络虚拟社群里表达自己的困惑、获取疗愈方法，由此建构起了群体的封闭性。
第十个是她力量。指的是女性主义运动的影响下，尤其是Z世代女性在家庭中的角色变化。
十六、尾声：国家主导的个体化与总结思考
在本书的尾声部分，作者谈到了国家主导的家庭政策变迁，以及国家主导的个体化进程。前者我在这里就不多展开讲了，后者这个个体化进程有四个表现特征：第一个是去传统化，第二个是脱嵌，第三个是再嵌入，第四个是个体被迫完全由自己做出选择、承担相应义务。
但在脱嵌的过程当中，个体虽然获得了自由度，却也失去了传统社会里那些既定的集体保障，很多风险被转嫁到了个体身上。个体要如何应对加诸自身的系统性风险，就成了作者重点探讨的问题。而普通人最常选择的应对方式，就是回归家庭、求助父母。
这本书的基本内容，到这里我就算是基本梳理完了。最后回过头来，我再系统地总结一下自己的一些感受和启发思考。
前面也说过，我对这本书最感兴趣的地方在于，它研究的内容刚好是我成长这些年所碰到的种种社会议题。而更有意思的是，作者用新家庭主义这一个理论模型，把这些相关的社会议题——比如年轻人断亲、年轻人不想结婚、养老问题、年轻人怎么应对养老压力，还有年轻人为什么主张做自己、为什么越来越关注心理疗愈等等——全都做了整合性的分析，统一收纳到了他的新家庭主义理论框架当中。
不过我需要说明的是，我在这里特意跳过了作者谈到的国家主导的家庭政策变迁、以及国家主导的个体化进程这部分内容。原因嘛，就留给大家自己去看书里的相关论述。
另外，书里谈到的几组对比也很值得进一步探究。比方说作者认为，西方社会的个体是一般规范意义上的独立个体，而中国的个体始终是一种关系型个体；从二者的差异出发，推演出了完全不同的历史发展走向。
还有作者对比的传统孝道伦理与亲情伦理的区别，以及传统的以祖辈、祖宗为核心的模式，转向现在以子孙代为核心的模式的对比。在这种对比里，二者是泾渭分明的差别，还是既有联系又有本质区别？这其实是可以进一步探究和思考的。比方说在古代的传统伦理里，虽说以祖宗祖先为核心，但它对子代的重视程度，是不是真的就没有作者讲的现在这么高呢？
还是说古代的模式更像是一种杠铃策略——就像我们看到的杠铃两头重、中间相对轻那样？这也是一个可以延伸思考的方向。
另外对我个人而言，最感兴趣、也准备进一步探索的，是在个体化的进程里，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心理健康、主动重视情绪福祉这件事。这件事的本质，是把结构性的问题转化成了个人的心理问题。那这样一个转化的脉络是怎么形成的？怎么发生的？具体是怎样一步步展开的？关于这一点，作者也引用了一些学者的相关研究，而这也是我个人接下来想要深入探索的一个方向。
参考资料
【1】阎雲翔，《新家庭主義興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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