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小女孩奔赴赤峰捡土豆，足足干了28天工资到账之后她当场看呆
曾春芽从绿皮火车上下来的时候，赤峰的風硬得像砂纸刮脸。
她缩了缩脖子，把蛇皮袋往肩上提了提。袋子里装着两身换洗衣裳、一双胶底鞋、三包榨菜，还有她娘塞给她的二十块钱路费。二十块她没舍得花，缝在贴身背心的内兜里，针脚歪歪扭扭的，是她自己缝的。
同村先来的岑秀莲在出站口等她。岑秀莲比她大五岁，去年就来赤峰捡过一季土豆，回去的时候给家里盖了间砖房。村里人都说赤峰的钱好挣，捡土豆是按袋算的，手快的一天能挣三四百。
“春芽，这儿！”岑秀莲挥着手。
曾春芽跟着她上了一辆面包车。车斗里挤了七八个人，都是女的，操着各地的口音，有的从甘肃来，有的从贵州来，岁数都不大，脸上带着和曾春芽一样的茫然和热望。
车子开了快两个钟头，两边的高楼渐渐没了，变成一望无际的田。天大地大，土豆秧子绿油油地铺到天边，地里已经有人在弯腰干活了，远远看去像一排排会动的钉子。
“到了。”岑秀莲推了推她。
曾春芽跳下车，鞋底踩在田埂的松土上，陷下去半个指头。晚风灌过来，带着泥土的腥气和土豆秧子特有的涩味。
她站定了，抬头看天。天边正在烧晚霞，红彤彤的一大片，把整片土豆地都染成了铁锈色。
工头姓茅，四十来岁，黑脸膛，嗓门大。他站在一辆拖拉机旁边扯着嗓子喊：“新来的站左边，老手站右边！干满二十八天结工资，中间走的没钱！”
曾春芽站在左边那一队里，前面排了十几个人。她攥着蛇皮袋的提手，手心里全是汗。
“能吃苦不？”茅工头走到她面前，上下打量了一眼。曾春芽个子矮，瘦瘦小小的，看着不像能干重活的。
“能。”
“以前干过农活没？”
“干过。收稻子、掰玉米、挖红薯，都干过。”
茅工头点了点头，从兜里掏出一个布牌，上面用圆珠笔写着“127”。他把布牌递给她。
“你的工号。明天天不亮上工，捡一袋记一个数，丢袋扣钱。”
曾春芽把布牌接过来，攥在手心里。布牌是粗棉布裁的，边上毛着，圆珠笔的墨迹洇开了一些，但“127”那三个数字很清楚。
当晚她睡在一间大通铺里，跟十几个女人挤在一起。铺是木板搭的，上面铺层稻草，稻草上蒙一块油布。被褥要自己带，曾春芽只带了一条薄毯子，夜里冷得缩成一团。旁边的岑秀莲把自己那床旧棉被分了一半给她。
“忍忍，干起来就不冷了。”
天还没亮哨子就响了。
曾春芽摸黑穿好衣裳，跟着人群往地里走。赤峰的十月，早晨的霜结得厚，踩在田埂上咯吱咯吱响。呼出来的气白白的一团，一出口就被风吹散了。
到了地里天才蒙蒙亮。土豆秧子已经被犁翻过了，土豆散落在松土里，黄澄澄的，一窝一窝的。茅工头给每个人划了一片地，一人一行，从这头捡到那头。
“捡干净！漏一个扣五毛！”
曾春芽蹲下去，把第一个土豆从土里刨出来。土豆是凉的，带着湿泥的黏腻，个头不大，拳头似的。她把它扔进蛇皮袋里，袋子搁在脚边，随着她往前挪。
弯腰，刨土，捡土豆，扔袋。弯腰，刨土，捡土豆，扔袋。
一遍一遍的，没有停。
太阳升起来的时候，她捡了半袋。旁边一个甘肃来的大姐已经捡满一袋了，正拖着袋子往地头挪。曾春芽直起腰看了看，又弯下去继续捡。
十点来钟的时候，她捡满了第一袋。袋子拎起来沉沉的，估摸着有六七十斤。她拖着袋子往地头的称重处走，排在一溜人后面。茅工头站在秤旁边，每称一袋就用粉笔在墙板上画一道。
“一百二十七号，第一袋，六十八斤。”茅工头在本子上记了一笔，又用粉笔在墙板上画了一道白线。
曾春芽看着那道白线，心里稍微松了些。六十八斤，按一毛五一斤算，就是十块零两毛。今天要是能捡五袋，就是五十来块。
她转身往自己的地块走，步子比刚才快了些。
头三天是最难的。
曾春芽的手掌磨出了血泡，血泡破了沾上泥，疼得她直吸冷气。她晚上回到工棚，用岑秀莲给她的针在煤油灯上烧了烧，把泡挑破，挤出水，再贴上从家里带来的伤湿止痛膏。第二天早上起来，胶布被泥糊得看不出颜色，但好歹能继续干活。
腰也疼。整天弯着，弯到后来直不起来。夜里躺在通铺上，她的腰像断了一样，翻个身都要用手撑着。
第四天她咬着牙下了地。弯腰的时候疼得她眼泪在眼眶里转，但她没让泪掉下来。掉泪也没用，掉泪不顶钱。
她的速度慢慢上来了。
第一个礼拜结束，她每天能捡三到四袋。第二个礼拜，能捡到五袋。到了第三个礼拜，她的手掌磨出了厚茧，腰也不那么疼了，一天能捡六袋。
工地上是按袋记数的，本子上记的是重量。曾春芽不会算太复杂的账，她只知道自己每天累得连饭都不想吃，但每顿饭她都硬塞下去两碗。食堂是大锅饭，白菜炖土豆、土豆炖粉条、粉条炖白菜，轮着来。她端着搪瓷碗蹲在田埂上吃，筷子扒得飞快。
吃完把碗往地上一搁，又下了地。
“你不要命了？”旁边的甘肃大姐说她，“歇会儿。”
曾春芽摇摇头。
“我弟明年考大学，要学费。”
甘肃大姐叹了口气，没再劝。
赤峰的十月白天还暖些，到了晚上冷得厉害。工棚里没有火，通铺上挤在一起取暖。曾春芽每天晚上躺下来，把蛇皮袋里的衣裳全盖在被子上，缩成一团。手冷得睡不着，她就把手夹在腿中间，等焐热了再换另一只。
日子一天一天过。她不数日子，只数袋数。
第二十八天收工的时候，茅工头把所有人叫到地头的空地上。
“今天结工资。叫到号的过来领。”
曾春芽站在人群后面，手在裤腿上搓了搓。裤腿上沾着洗不掉的泥，硬邦邦的。她看着前面的人一个一个上去领钱，有的笑着，有的骂着。
“一百二十七号。”
曾春芽挤到前面去。茅工头看了她一眼，从本子上撕下一张纸递过来。纸上面记着她二十八天的总重量。
她低头看了一眼那串数字。
三千二百四十七斤。
茅工头说：“你这个数全队第三。一毛五一斤，算下来四百八十七块零五。凑个整，给你四百九。”
他从兜里摸出一沓钱，数了五张一百的，又数了九张十块的，搁在曾春芽手里。
曾春芽攥着那叠钱，没动。
“怎么了？”茅工头问。
“不对。”
“哪不对？”
曾春芽抬起头看着他。她的嘴唇干裂了，脸颊被风吹得皴了，颧骨上两团红。但她的眼睛很亮，定定地看着茅工头。
“我捡的袋数不止这些。”
茅工头愣了一下。
“你每天记的数我都看着。墙板上画的正字，我数过。”
她从贴身衣兜里摸出一张折得发白的纸。那是她从本子上撕下来的，上面用铅笔歪歪扭扭地画着正字。每一道代表一袋，五个一组，密密麻麻地排满了整张纸。
“我头三天没捡满，一共是九袋。后面二十五天，天天都在五袋往上。有七天我捡了六袋，有三天捡了七袋。算下来总共是一百四十三袋。按每袋平均七十斤算，是一万零一十斤。”
她把那张纸递过去，手指头点在最后那个数字上。
“你本子上记的是三千二百四十七斤。差了三倍。”
茅工头脸上的表情僵了。
旁边还没走的人围过来，交头接耳。有人拿出自己的本子翻看，有人跑到墙板前面去数正字。墙板上正字画得密密麻麻，有些被人擦掉了，有些还留着淡白的痕迹。
曾春芽站在人群中间，手里攥着那四百九十块钱，又重复了一遍。
“我捡的土豆不止三千二百四十七斤。”
茅工头的脸色变了又变。他往后退了一步，想说什么，但围过来的人越来越多。有人开始喊“我的数也不对”，有人说“我捡了一百多袋，怎么才给我记四十袋”。
曾春芽没有喊。她只是站在那里，把那张画满正字的纸重新折好，塞回贴身衣兜里。
然后她走到称重处的墙板前面，把那些没被擦干净的正字数了一遍。她数得很慢，手指头一个一个点过去。数完了，她转过头看着茅工头。
“墙板上还剩九十七个正字。一个正字五袋，是四百八十五袋。全队一百多个人，就算每人只干了二十天，一天三袋，也是六千袋往上。”
她顿了顿。
“你记的本子上，一共才两千多袋。”
人群静了一瞬。然后有人开始骂，有人开始往前挤。茅工头往后退了两步，被一个甘肃大姐堵住了后路。
“把本子拿出来对！”有人喊。
“对！对清楚！”
曾春芽没有跟着人群往前挤。她退到人群外面，蹲在地上，把那四百九十块钱重新数了一遍。然后她站起来，走到地头的水渠边，蹲下去洗手上的泥。
水渠里的水又冷又清，把她手指头上的泥冲掉了，露出一道一道的口子。那些口子有深有浅，横七竖八的，像一张网。
她洗完手，站起来。身后的人群还在吵，茅工头被围在中间，声音越来越大。
曾春芽没有回头。
她拎着自己的蛇皮袋往工棚走。袋子空了，轻飘飘的，在风里鼓起来。她走回通铺上，把自己的东西收拾好。那两身换洗衣裳叠好放进袋子里，胶底鞋用塑料袋裹了，三包榨菜还剩两包，也放进去。最后她从背心的内兜里摸出那二十块钱，还是那张票子，还是那个折痕。
她把四百九十块钱和二十块钱放在一起，重新缝进背心里。针脚还是歪歪扭扭的，但比来的时候缝得紧多了。
岑秀莲追进工棚的时候，曾春芽正在扎袋口。
“春芽，你怎么不去要？大家都去了！”
“我不去了。”
“为什么？你捡的最多，你得要回来！”
曾春芽把蛇皮袋提起来，搁在膝盖上试了试重量。
“秀莲姐，你帮我把剩下的数算出来就行。”
“什么数？”
“我少拿的钱。”曾春芽看着她，“你比我算得快。你帮我算算，我该拿多少。”
岑秀莲愣了一下。她蹲下来，拿过那张画满正字的纸，掏出手机算了半天。
“如果按一万斤算，是一千五。他给你四百九，还差一千零一十。”
曾春芽点了点头。
“那我明天去镇上一趟。”
“去镇上干什么？”
“去找劳动局。你认得路不？”
岑秀莲张了张嘴。
“春芽，你一个人去？那些人凶得很——”
“我不怕。”曾春芽把蛇皮袋的袋口扎紧了，“他欠我一千多。我弟的学费就靠这个。他要是不给，我去找政府。”
那天晚上曾春芽没有睡。她坐在通铺上，借着窗缝里漏进来的一点月光，把那张画满正字的纸又看了一遍。然后她从枕头底下摸出半截铅笔，在纸的背面写了一行字。
“赤峰市劳动保障监察支队。”
那是岑秀莲告诉她的。
第二天一早，曾春芽背着蛇皮袋出了工棚。天边刚泛起一线白，霜结在草叶上，白茫茫一片。她踩着霜花往公路走，胶底鞋踩在冻硬的田埂上，发出细碎的咯吱声。
走到公路边的时候她停了一下，回头看了一眼那片土豆地。地里还有人在干活，远远的，像一排排会动的钉子。风吹过来，土豆秧子沙沙响，像是在跟她说什么。
曾春芽转回头，继续往前走。
公路尽头有早班的班车，摇摇晃晃地开过来。她招了招手，车停了。她拎着蛇皮袋上了车，从贴身衣兜里摸出两张皱巴巴的零钱递过去。
车开了。她坐在最后一排靠窗的位置，把蛇皮袋搁在脚边。窗外的土豆地往后退，越来越远，最后缩成一条绿线，消失在天边。
曾春芽把脸贴在车窗上，看着外面飞快往后跑的田地和村庄。天边太阳升起来了，红彤彤的一大片，把整片大地都染成了铁锈色。她的手搁在膝盖上，指头上有伤，有茧，有泥，也有攥着那张记满正字的纸的力气。
班车往镇上开去。
继续
班车摇摇晃晃开了快一个钟头，在一个叫乌丹的小镇停了下来。
曾春芽拎着蛇皮袋下了车，站在街口四处看了看。镇子不大，一条主街从东贯到西，两边的店铺有的开着门，有的还关着。她找了个扫街的大爷问路，大爷拿扫帚往东边一指。
“走到头，左拐，那个白楼就是。”
曾春芽道了谢，往东走。蛇皮袋扛在肩上，里头就两身衣裳和两包榨菜，轻飘飘的。走到街尽头左拐，果然看见一栋白瓷砖贴面的三层小楼，门口挂着块牌子，上面写着“翁牛特旗劳动保障监察大队”。
牌子是白底黑字，字不大，但曾春芽认得。她站在门口看了两遍，把牌子上的字一个一个念过去，确认没走错，才推门进去。
一楼是个大厅，几张办公桌拼在一起，后面坐着个年轻姑娘，正在低头看手机。听见门响抬起头来，看见曾春芽，愣了一下。
“你找谁？”
“我找劳动局。”曾春芽把蛇皮袋从肩上卸下来搁在地上，从贴身衣兜里掏出那张画满正字的纸，“我要投诉。”
年轻姑娘看了看她。曾春芽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红格子外套，头发被风吹得乱蓬蓬的，脸上两团皴红，嘴唇干裂起皮。手指头粗粗的，指缝里嵌着洗不掉的黑泥。
“你等一下，我叫我们队长来。”
年轻姑娘起身进了里间。过了一会儿，出来一个中年男人，四十来岁，穿件藏蓝色夹克，手里端着个搪瓷缸子。他上下打量了曾春芽一眼，把缸子搁在桌上。
“你叫什么名字？”
“曾春芽。”
“哪里人？”
“四川凉山。”
“投诉谁？”
“一个工头，姓茅。在乌丹北边收土豆的。”
男人点了点头，拉了把椅子让她坐。曾春芽没坐，把那张纸摊在办公桌上，手指头点在正字数上。
“我干了二十八天，捡的土豆按袋记，一袋大概七十斤。我每天收工都画正字，一共一百四十三袋，算下来是一万斤出头。他给我算的是三千二百四十七斤，只给了四百九十块钱。”
男人拿起那张纸看了看。纸上的正字画得密密麻麻，铅笔道子有粗有细，但能看出来是一道一道认真画的。他又翻到背面，看见了那行字——“赤峰市劳动保障监察支队”。
“你写的？”
“嗯。我不太会写字，就会这几个。”
男人沉默了一会儿，把纸放回桌上。
“你有证据吗？除了这张纸。”
“有。”曾春芽又从兜里掏出一样东西——一张折成四折的布牌，上面印着“127”，“这是工牌。还有墙板上的正字，走的时候还剩九十七个没擦。还有其他人，甘肃的、贵州的，她们都少算了。你们去问就知道了。”
男人把布牌也接过去看了看，又看了看曾春芽。她的目光直直地看着他，没有躲闪，也没有畏缩。
“你一个人来的？”
“嗯。”
“你胆子不小。”
“我不是胆子大。我是没得选。”曾春芽的声音很平，“我弟明年考大学，学费就靠这个。他欠我一千多，我要拿回去。”
男人没再问什么。他拿起电话拨了个号码，说了几句，挂了之后对曾春芽说：“你在这等着，我们派人去地里核实。要是情况属实，该补的一分不少。”
曾春芽点了点头，在椅子上坐下来。年轻姑娘给她倒了杯热水，她双手捧着杯子，掌心贴着搪瓷壁，暖融融的。
等了大概一个多钟头，男人接了个电话。挂了之后他走过来，脸上的表情比刚才松了些。
“核实了。你那个工头姓茅的，账本对不上。墙板上的正字我们拍了照，其他工人也问了，少算的不止你一个。”
“那我的钱呢？”
“他今天就得补。你在这等着，我让人把他叫过来。”
曾春芽点了点头。她把杯子里的水喝完了，又倒了一杯。肚子咕噜叫了一声，她想起自己从早上到现在还没吃饭。但她没动，就坐在椅子上等着。
又过了半个多钟头，茅工头被人带进来了。
他进门的时候脸黑得像锅底，看见曾春芽坐在那里，嘴角撇了撇。曾春芽没看他，目光落在自己膝盖上的手，那双手搁在腿上，指头微微蜷着。
“账本拿来。”男人伸出手。
茅工头从兜里掏出个皱巴巴的本子，摔在桌上。男人翻了几页，对照着墙板照片和其他工人的证言，一笔一笔对。对到最后，他把本子合上。
“差多少你自己算。”
茅工头的嘴唇动了动。
“我记错了……”
“记错了一个两个我信。一百多人，个个都记错？”
茅工头不说话了。他从兜里摸出一沓钱，数了数，搁在桌上。男人拿起来数了一遍，又让曾春芽自己数。曾春芽接过钱，一张一张数过去。十一张一百的，加上之前的四百九，一共一千五百九。
她数了两遍。
“多了一百。”
“补你的工钱加路费。”茅工头闷声说了一句，眼睛没看她。
曾春芽把那一百块钱推回去。
“工钱我收。路费我自己出。”
茅工头看了她一眼。那双眼睛里有一股说不清的东西，也许是恼，也许是别的。曾春芽没管他，把钱重新数好，塞进贴身衣兜里。针脚歪歪扭扭的，但缝得紧。她把蛇皮袋提起来，扛在肩上。
“谢谢。”她对那个中年男人说。
男人摆了摆手。
“下回再遇到这种事，还来找我们。”
曾春芽点了点头。她推开门走出去，外面的阳光落在身上，暖融融的。街上有辆卖烤红薯的三轮车经过，甜丝丝的香气飘过来。她站在门口，吸了吸鼻子。
然后她走到街边，找了个卖馒头的铺子，花一块钱买了两个馒头。馒头是刚蒸的，暄腾腾的，白胖胖的。她蹲在铺子门口的台阶上，就着从劳动局带出来的那杯水，把两个馒头都吃了。
馒头很甜。嚼在嘴里，甜味从舌尖漫到嗓子眼。她吃得很慢，一口一口地嚼，把馒头渣子都咽干净了。
吃完她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灰。班车还没来，她沿着街边慢慢走。走到一个邮局门口，她停了一下，推门进去。
柜台后面坐着一个大姐，正在织毛衣。曾春芽走过去，问寄钱怎么寄。大姐让她填单子，她趴在柜台上，一笔一划地写。收款人写的是她弟的名字，地址是四川凉山某个村。
金额那一栏她填了“壹仟肆佰元整”。
填完她把钱和单子递过去。大姐数了钱，盖了章，给了她一张回执。曾春芽把回执折好，揣进贴身衣兜里。剩下的钱她留着当路费，够买一张回赤峰的班车票。
出了邮局，她站在街边又看了一会儿。镇上的铺子都开了门，人来人往的。有个卖糖葫芦的扛着草靶子经过，山楂红彤彤的，裹着一层亮晶晶的糖衣。曾春芽看了一眼，没买。
她走到镇口的班车站，等了十几分钟，车来了。她拎着蛇皮袋上了车，还是坐最后一排靠窗的位置。车子发动的时候她掏出手机，给她娘打了个电话。
“娘，钱寄回去了。一千四。”
电话那头她娘的声音有些哑。
“你留着自己花点……”
“我够了。弟的学费要紧。”
她娘沉默了一会儿。
“你啥时候回来？”
“还得一阵。这边的活还能干几天，我想再挣点。”
“那你注意身体。”
“嗯。”
挂了电话，她把手机揣回兜里。班车往北开，窗外的田地和村庄往后退。天边又烧起了晚霞，红彤彤的，跟来那天一模一样。
曾春芽把脸贴在车窗上，看着外面。蛇皮袋搁在脚边，轻飘飘的。她的手搁在膝盖上，指头上有伤，有茧，有泥，也有刚刚数过一千五百块钱留下的温度。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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