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6月30日傍晚，山东冀鲁边区新青县大赵村，黄骅正主持一场侦察工作会议。天色阴沉，细雨不断，屋内光线越来越暗。警卫员奉命到附近农户借煤油灯，谁也没有想到，几盏灯还未送到，一场经过周密策划的枪击已经发生。
门外忽然闯进十多个身穿蓑衣的人，为首的是手枪队队长冯冠奎。黄骅察觉异常，伸手摸向武器，但对方已经举枪射击。军区司令部参谋处主任陆成道、政治部锄奸科长陈云彪、一军分区作战参谋董兴根、侦察股副股长崔光华等人当场遇害，另有多名干部重伤。
伤员倒在血泊中，仍断断续续地喊着：“快抓冯冠奎！”警卫部队随即追击，却因天黑路滑，只击伤数名歹徒，未能当场擒获主犯。第二天，日伪军便对大赵村一带展开搜查。枪击、叛变与敌军扫荡接连发生，事态显然已经超出了普通内部冲突的范围。
这起惨案的幕后人物，正是冀鲁边区军区司令员兼教导六旅旅长邢仁甫。此人早年并非没有革命经历。他出生于河北盐山，青年时期曾在北平求学，后来参军，并于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战爆发后，他在冀鲁边区组织地方武装，参与抗日斗争，一度担任重要军政职务。
问题出在队伍壮大之后。邢仁甫原本掌握的武装带有较浓厚的地方色彩，虽然在抗战合作中被纳入八路军序列，但组织观念、纪律意识并未同步加强。他习惯以个人威望维系部属，对外来干部多有戒备，逐渐形成了把部队视作私人势力的倾向。
1941年，黄骅调到冀鲁边区，担任副司令员兼教导六旅副旅长。黄骅参加过长征，作风严谨，生活俭朴，尤其重视部队纪律。在根据地物资极其紧张的时期，他带头节省开支，和战士同甘共苦。这种作风赢得了官兵信任，却也触动了邢仁甫的权力意识。
有意思的是，两人的矛盾并非一开始就表现为公开冲突，而是从干部关系、部队管理和生活作风中慢慢积累。邢仁甫还暗中鼓动亲信发起所谓“拥邢”活动，排挤黄骅等干部。到了根据地最困难的阶段，他却在望子岛修建住处，纵情享受，甚至让战士冒险外出采购物品。
1942年日伪军加紧扫荡，根据地处境艰难，邢仁甫没有选择和部队一起苦撑，反而开始为自己寻找退路。他拉拢亲信，收容土匪，并同天津方面的国民党特务发生联系。表面上仍居军区要职，实际上已经逐步脱离革命队伍。
1943年，上级决定调邢仁甫到延安学习，由黄骅接任军区司令员。这个决定成为矛盾爆发的引线。邢仁甫把组织调动视为对个人地位的否定，曾对亲信说：“没有黄骅，边区就不会逼我离开。”随后，他授意冯冠奎策划袭击。
事发当天，邢仁甫没有参加会议，却提前掌握了地点和人员安排。冯冠奎带人进入会场，造成七名干部牺牲，多人负伤。邢仁甫随后企图裹挟部队公开叛变，但计划未能得逞。1943年10月，他带着宋魁玲及少数亲信逃往天津；1944年又投靠日伪，出任沧南六县“剿共”职务。
惨案发生后，消息迅速上报山东分局和中共中央。罗荣桓、黎玉、肖华等人将情况报告中央。毛主席作出明确指示：“这不是一般的暗杀事件，要求边区党委和军区加紧缉拿凶手，尽快破案。”这句话的分量，在于它指出了案件背后的性质：被害者不是普通人员，袭击也不是私人泄愤，而是叛徒与敌对势力相互勾连，对抗战队伍实施的有组织破坏。
抗战胜利后，邢仁甫改名罗镇，先后在国民党系统担任职务，并继续参与对解放区的袭扰。为查清其行踪，党组织派天津地下工作人员阎树炳长期接近。阎树炳以牙科医生身份作掩护，通过日常交往取得邢仁甫信任，还设法让亲属进入其办事机构，逐步掌握了他的活动情况。
1948年10月，邢仁甫带人到岐口一带劫掠，阎树炳及时将消息送出，解放区武装设伏痛击，使其不敢再轻易出动。天津解放前夕，邢仁甫急于逃跑，逼迫阎树炳办理通行证。阎树炳表面应承，暗中查明其藏身地点，并于1949年1月17日协助军管会将其捕获。
被捕后，邢仁甫仍声称自己是“罗镇”，试图隐瞒身份。面对掌握的证据，他最终无法抵赖。1950年9月7日，经山东省人民政府批准，河北盐山县召开公审大会，邢仁甫被依法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大赵村那场雨夜枪声，也由此完成了历史上的清算。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