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冬天，北京一处菜市场里，何泽慧挎着菜篮挑冬笋。她穿着朴素，头发已经花白，站在摊位前与普通买菜的老人并没有区别。可没人想到，这位安静的老太太，正是中国核物理研究的重要奠基人之一。
那天的冬笋成色不错。何泽慧拿起一支，看了看笋尖，又放回去，随后换了一支比较。她挑菜很仔细，不是为了讲究排场，而是多年形成的习惯：东西要买得合适，钱要花在实处。
摊主见她挑了许久，语气渐渐不耐烦：“老太太，冬笋贵着呢，买不起就别碰。”
话说得直白，也有些刺耳。何泽慧抬头看了对方一眼，没有争辩，只是把手中的冬笋放回筐里。摊主随即将她翻看过的几支重新码好，嘴里还嘟囔了几句。
旁边有人认出了她。
“你刚才知道那位是谁吗？”
“不就是买菜的老人吗？”
“她是何泽慧，钱三强的妻子。”
摊主愣住了。
这个名字，他或许没有真正见过本人，却不可能完全陌生。报纸和广播里，常常会提到钱三强与何泽慧的工作。他们从海外归来，参与了新中国原子能科学事业的建设，在条件十分有限的情况下，承担了大量基础性工作。
有意思的是，何泽慧并不喜欢把自己当成什么“名人”。她出门买菜，很少有人陪同，也不刻意穿戴。熟悉她的人回忆，她说话和气，生活俭朴，常常自己提着菜篮，遇到熟悉的曲调还会轻轻哼上几句。
这份朴素，并不是刻意做给别人看的，而是贯穿她一生的生活方式。
何泽慧出生于1914年，父亲何澄曾追随孙中山参加革命。家庭教育使她很早便明白，读书不能只为个人前途，更要承担社会责任。1932年，她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在那个年代，女性学习物理并不被普遍看好，周围甚至有人认为，女生选择这门学科是在浪费机会。
她没有退让。
课堂上的实验、复杂的计算、繁重的作业，她一样不落。凭借扎实的基础和勤奋，她很快在同学中崭露头角。钱三强也是当时物理系的优秀学生，两人因学业往来逐渐熟悉，彼此欣赏，后来走到了一起。
1936年毕业后，何泽慧赴德国深造，进入柏林高等工业学校学习，之后取得博士学位。钱三强则前往法国，在约里奥—居里夫妇指导下从事核物理研究。两人身在异国，仍保持通信。那不是简单的儿女情长，更像是两个年轻科学工作者之间的相互扶持。
1946年，他们在法国结婚。此后，两人没有留在国外谋求优越生活，而是选择回到战火和贫困之后的中国。1948年，何泽慧回国，钱三强也于同年返回。新中国成立后，他们把主要精力投入核科学研究。
当时的实验条件远不能与国外相比。设备短缺，资料不足，许多仪器需要自己想办法解决。何泽慧参与建立实验室，也参与仪器改造和研究队伍培养。没有现成条件，就因陋就简；缺少专门设备，就反复试验。
钱三强曾负责重要科研组织工作，何泽慧则在实验研究方面贡献突出。她并非只是“科学家的妻子”，而是有独立成就的物理学家。1959年，她参与发现并研究重原子核三分裂现象，这项成果在国际核物理领域产生了影响，因此被称为“中国的居里夫人”。
称号很响亮，生活却仍然简单。
家里的家具用了很多年，衣服破了就缝补，能修的物品绝不轻易丢弃。她并不把节俭理解为委屈自己，而是认为科研经费来之不易，国家需要把有限资源用在关键地方。这样的观念，在那个物质条件并不宽裕的年代，尤其难得。
得知自己失礼后，摊主赶紧追上何泽慧，连声道歉：“大娘，刚才是我说话不好。”
何泽慧没有责怪，只说：“没关系，买菜嘛，慢慢挑。”
摊主重新挑了几支冬笋，放进她的菜篮。何泽慧付了钱，拎着篮子离开市场。她没有说明自己的身份，也没有借此要求特殊照顾。对她而言，那不过是一次普通的买菜经历，冬笋买回去，怎样做成一家人的午饭，才是更实际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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