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妈跟继父分床睡8年，那晚我下夜班推门送药，看见床头两双拖鞋，一双朝里一双朝外，我退出来带上门，堵得慌一晚上，这事到今天没问过
我妈跟继父分床睡，这事我早就知道。
不是她跟我说的，是我自己看出来的。那年我还在县医院上夜班，隔三差五回一趟家，有时候是白天回去拿点东西，有时候是半夜下了班路过，进门喝口水。头一回发觉不对劲，是有一年冬天，我回去拿户口本，推开西屋门，看见我妈那屋的床铺得整整齐齐，一床被子叠成四方块，另一床被子卷在炕梢，枕头就一个。我当时没多想，问她：“我爸呢？”她说：“你爸在东屋睡，他打呼噜，吵得我睡不着。”我“哦”了一声，拿了户口本就走。
后来每次回去，都是这样。西屋我妈一个人，东屋继父一个人。中间那间堂屋，晚上就剩一盏15瓦的灯泡亮着，昏黄昏黄的。
这事搁在别人家，可能不算个事。老夫老妻分床睡的多的是，打呼噜、翻身、起夜，谁跟谁挤一张床都睡不踏实。可我妈跟继父这个分床，一分就是8年。8年，连过年都是各睡各的屋。我有时候夜里回来，看见堂屋那盏灯还亮着，我妈坐在西屋门口的小板凳上择菜，继父在东屋门口坐着抽烟，两个人中间隔着整个堂屋，谁也不跟谁说话。那场面，我到现在想起来心里都发闷。
我不是没问过。有一年中秋，我提了两盒月饼回去，我妈在厨房炖鸡，继父在院子里劈柴。我站在灶台边上，装作随口问了一句：“妈，你跟我爸咋还分着睡？”她头都没抬，拿锅铲翻了翻鸡块，说：“老了，睡一块儿不自在。”我说：“那也不能老这么分着。”她把锅盖一盖，说：“你管好你自己就行。”我就没再问。
继父姓赵，叫赵德柱，是我妈45岁那年嫁的。我亲爸走得早，我12岁那年，他在工地上出事，从架子上摔下来，没救过来。我妈一个人拉扯我跟我姐，种了几年地，后来在镇上摆摊卖菜，再后来经人介绍，认识了赵德柱。赵德柱是邻村的，老婆得病没了，带一个儿子，比我小两岁。两个人凑到一块儿，也没大办，就在家里摆了两桌，请了几个亲戚，算是成了家。
赵德柱这个人，不坏，也不多话。他以前在粮站扛过麻袋，后来粮站散了，他就给人打零工，谁家盖房、谁家收秋，他都去。挣了钱交给我妈，我妈管着家里的开销。他对我跟我姐不算亲，但也没亏待过。我上高中的学费，有一半是他扛麻袋挣的。我姐出嫁的时候，他给添了两千块钱的嫁妆，那时候两千块不是小数。这些事，我都记着。
可他跟我妈之间，总像隔着点什么。不是吵架，也不是冷战，就是没话。两个人坐在一张桌上吃饭，筷子碰碗的声音都比说话声大。我妈问他：“明天去哪干活？”他说：“东头老李家。”然后就没了。一顿饭吃完，我妈收碗，他起身去院子里坐着。天天如此，年年如此。
我有时候想，是不是半路夫妻都这样？搭伙过日子，把日子过下去就行，别的就不指望了。可我又觉得不对。我妈跟赵德柱刚结婚那两年，不是这样的。那时候我还在镇上读初中，周末回家，看见他们俩一块儿下地，赵德柱扛着锄头走前头，我妈跟在后头，两个人有说有笑的。有一回我妈还给他擦汗，拿袖子抹他额头，他嘿嘿笑，说“我自己来”。那会儿家里虽然穷，可屋子里是有热乎气的。
后来怎么就变了呢？我想来想去，大概是从赵德柱他儿子赵小勇来家里住那年开始的。
赵小勇那年16岁，在镇上念书，原先跟着他奶奶过。后来他奶奶瘫了，没人管他，赵德柱就把他接来了。家里就三间屋，我跟我姐一间，我妈跟赵德柱一间，赵小勇来了没地方住，赵德柱就在堂屋里搭了个木板床。那时候我已经在县医院上班了，不常回去，我姐也出嫁了，按理说腾得开。可我妈没让赵小勇住我们那屋，她说“姑娘家的屋，不能随便让人住”。赵德柱没吭声，就在堂屋搭了床。
赵小勇住了半年，跟他爸吵了一架，跑了。跑哪去了，没人知道。赵德柱找了一个月，没找着，回来就病了一场。病好了之后，他跟我妈就分床了。先是赵德柱说“我夜里咳嗽，怕吵你”，搬到东屋去了。后来就一直没搬回来。
这事我本来也没往深里想。可那天晚上，我下了夜班，骑着电动车回家，路上风大，吹得我眼睛直流泪。我兜里揣着一盒药，是我妈让我买的，她说她最近睡不好，让我从医院给她开点安神的。我到了家门口，看见堂屋的灯还亮着，以为她还没睡，就推门进去了。
堂屋里没人。西屋的门关着，东屋的门也关着。我站在堂屋中间，听见西屋有动静，像是有人在翻身。我走过去，想敲门把药给她。手刚抬起来，就看见门底下露出来两双拖鞋。
一双是我妈的，那双黑底红花的棉拖鞋，我去年给她买的，她一直穿。另一双是赵德柱的，那双灰蓝色的，鞋底都磨平了。两双鞋并排摆在床前，一双鞋头朝里，一双鞋头朝外。
我妈的鞋，朝里。赵德柱的鞋，朝外。
我站在门口，手举在半空，没敲下去。屋里没有别的声音，就那一声翻身之后，静得能听见我自己的心跳。我盯着那两双拖鞋看了半天，脑子里乱糟糟的。分床睡了8年的人，拖鞋怎么会摆在一间屋里？一双朝里，一双朝外，那是要穿鞋出门的摆法，还是刚进门脱鞋的摆法？
我没敢再想下去。我把药放在堂屋的桌上，退出来，把门带上。门闩“咔哒”一声响，我站在院子里，风还在吹，吹得我后背发凉。我骑上电动车往回走，一路上脑子里全是那两双拖鞋。一双朝里，一双朝外，一双朝里，一双朝外，翻来覆去地想。
那天晚上我一夜没睡着。躺在医院的值班室里，眼睛盯着天花板，心里堵得慌。我想不明白，我妈跟赵德柱到底是怎么回事。要是他们和好了，为什么白天还是不说话？要是没和好，为什么拖鞋会摆在一间屋里？我想问我妈，可又不知道怎么开口。这事要是问错了，我成什么了？
第二天我下了班，没回家，直接回了自己租的屋。我媳妇问我：“咋了，脸色这么难看？”我说：“没事，夜班累的。”她没再问。
可这事没完。从那以后，我每次回家，眼睛就不由自主地往地上看。看我妈的鞋，看赵德柱的鞋。有时候我妈的鞋在堂屋门口，赵德柱的鞋在东屋门口，各摆各的，我心里就松一口气。可有时候，两双鞋都在西屋门口，一双朝里，一双朝外，我心里就“咯噔”一下，堵得跟什么似的。
有一回我忍不住，趁我妈在厨房做饭，我溜进西屋看了一眼。床上的被子还是两床，一床叠着，一床铺着。枕头还是两个，一个在床头，一个在床尾。可枕头的位置变了，原先两个枕头是并排放在床头的，现在一个在床头，一个在床尾。我心里又是一紧，赶紧退出来。
我没跟我姐说。我姐嫁得远，在省城，一年回来一两趟。她要是知道了，肯定得炸。她那个人，心里藏不住事，知道了就得问，问了就得吵。我妈这辈子不容易，我不想让她再为我姐的事操心。
可我自己也憋得难受。有一回我跟我们科的小王聊天，我说：“你说，老夫老妻分床睡，正常吗？”小王说：“正常啊，我爸妈就分床睡，我爸打呼噜跟打雷似的，我妈受不了。”我说：“那要是分床睡了，拖鞋还摆一块儿呢？”小王看了我一眼，说：“那谁知道，可能偶尔串个门呗。”她说完就笑了，我也跟着笑，可心里不是滋味。
串门。这两个字在我脑子里转了好几天。我妈跟赵德柱，是串门的关系吗？他们领了证，办了酒，在一起过了十几年，怎么就成串门了？
我想起小时候，我亲爸还在的时候。那时候我家住的是土坯房，就一间屋，一张大炕。我爸我妈我姐我，四个人挤在一张炕上。我爸睡觉打呼噜，我妈就拿脚踹他，说“小点声，孩子明天上学”。我爸就翻个身，呼噜小了，过一会儿又响起来。我妈也不恼，就那么睡着。那时候家里穷，可那间屋里是热的，是有活气的。
后来我爸走了，我妈一个人带着我们。再后来赵德柱来了，家里又有了男人。可那间屋，好像再也没热起来过。
我不是怪我妈。她这辈子，苦吃了不少。我亲爸走的时候，她才38岁，一个人种着6亩地，还得管我跟姐姐吃饭上学。那时候村里有人劝她改嫁，她说不改，怕我们受委屈。后来实在撑不住了，才找了赵德柱。赵德柱人老实，不喝酒不赌钱，挣了钱都拿回家。我妈跟他过，图的就是个安稳。
可安稳跟热乎，是两码事。
那天晚上之后，我心里就多了个疙瘩。每次回家，我都觉得我妈跟赵德柱之间有点什么不对劲。不是吵架，也不是冷战，就是那种说不出来的别扭。我妈给赵德柱盛饭，碗搁在桌上，不递到他手里。赵德柱给我妈夹菜，筷子伸到半路又缩回去。两个人坐在一张桌上，中间隔着一盘菜，谁都不看谁。
有一回我实在忍不住，趁赵德柱出去干活，我问我妈：“妈，你跟我爸到底咋回事？”她正蹲在地上择韭菜，手上全是泥，头也没抬，说：“啥咋回事？”我说：“你们俩，是不是有啥事瞒着我？”她把韭菜往盆里一扔，说：“你这孩子，咋一天到晚瞎琢磨？我跟你爸能有啥事？都这么大岁数了，还跟小年轻似的？”我说：“那你们为啥分床睡？”她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土，说：“你爸打呼噜，我睡不着。”我说：“那你们拖鞋咋摆一块儿？”她愣了一下，说：“啥拖鞋？”我说：“那天晚上我回来送药，看见你们俩的拖鞋都在西屋门口摆着。”
她没说话。站了一会儿，转身进了厨房，把盆往灶台上一放，说：“你把药放桌上就行了，以后别半夜回来。”我说：“妈，我不是那个意思。”她说：“你走吧，我做饭呢。”
我站在厨房门口，看着她的背影，心里堵得跟塞了团棉花似的。我妈的背有点驼了，头发也白了不少。她这辈子，就没享过几天福。我本来想跟她说，不管她跟赵德柱怎么样，我都站她这边。可话到嘴边，又咽回去了。
后来我就没再问。可我心里那个疙瘩，一直没解开。
日子照常过。我上班，下班，回自己家。我妈跟赵德柱还在那个院子里，西屋东屋，各睡各的。可有些事，好像慢慢在变。先是赵德柱的鞋，出现在西屋门口的次数多了。有时候是早上，有时候是晚上。我妈的鞋，也偶尔出现在东屋门口。我没敢细看，可心里有数。
再后来，赵德柱的咳嗽声听不见了。以前他夜里咳得厉害，隔着一道墙都能听见。有一回我半夜回去，站在院子里，东屋没动静，西屋也没动静。堂屋的灯亮着，桌上放着一碗水，还有一包药。我妈坐在桌边，手撑着下巴，像是在打瞌睡。我轻手轻脚地进去，她醒了，说：“你咋又回来了？”我说：“路过。”她说：“你爸感冒了，我给他熬了姜汤。”我说：“哦。”她把碗往我这边推了推，说：“你也喝一碗，夜里凉。”我端起碗，喝了一口，辣得嗓子眼发烫。
我看着她，想问，又没问。她也没说。
去年冬天，赵德柱病了一场。不重，就是感冒，可拖了半个月没好。我妈天天给他熬药，端到东屋门口，敲敲门，说：“药放门口了，趁热喝。”赵德柱在里面应一声：“知道了。”等我妈走了，门开一条缝，手伸出来，把碗端进去。喝完，碗又放回门口。我妈再去收。
我看着他们这样，心里说不出的滋味。两个人，一个送药，一个喝药，中间隔着一道门。那道门，好像从赵小勇走的那年就关上了，一直没开过。
赵德柱病好了之后，我回去了一趟。那天中午，我妈炖了一锅排骨，赵德柱坐在桌边，我坐他对面。我妈给我盛了一碗，给赵德柱盛了一碗。赵德柱接过碗，说了一句：“你也吃。”我妈“嗯”了一声，给自己盛了半碗。三个人坐在桌上，谁也没说话，就听见筷子碰碗的声音。
我低头吃饭，看见桌底下，我妈的脚边，放着赵德柱的拖鞋。那双灰蓝色的，鞋底磨平了的拖鞋。赵德柱的脚上，穿着我妈的棉拖鞋。那双黑底红花的，我去年给她买的。
我嘴里嚼着排骨，眼睛盯着桌底下那两双鞋，心里突然就明白了点什么。可我又说不清楚，到底明白了什么。
吃完饭，我帮我妈收碗。我妈在水池边洗碗，我站在旁边擦桌子。我说：“妈，你跟我爸，现在咋样？”她没回头，说：“啥咋样？”我说：“就，你们俩。”她说：“过日子呗，还能咋样。”我说：“那你们还分床睡吗？”她把碗往水池里一放，水溅了我一身。她说：“你这孩子，咋老问这个？”我说：“我就是想知道。”她沉默了一会儿，说：“你爸年纪大了，夜里起夜多，怕摔着。我搁他屋里放了个夜壶，方便。”我说：“那你们……”她说：“你别瞎想。我跟他，就是搭个伴。老了，有个说话的人就行。”
她说完，把碗洗完，擦擦手，进了西屋。我站在厨房里，听见西屋的门关上了。过了一会儿，东屋的门也关上了。
那天晚上我没走。我坐在堂屋里，看着那盏15瓦的灯泡。灯不亮，昏黄昏黄的。墙上挂着我妈跟赵德柱的结婚照，两个人站在院子里，我妈穿着红棉袄，赵德柱穿着蓝中山装，都笑得有点僵。那是十几年前照的，照片都发黄了。
我坐了很久，坐到灯自己灭了。堂屋里黑下来，只有院子里透进来的一点月光。我听见西屋有翻身的声音，东屋也有翻身的声音。两个屋子，两个人，翻身的动静都差不多。
我站起来，轻手轻脚地走到西屋门口。门底下，露出一双拖鞋。黑底红花的，鞋头朝里。旁边还有一双，灰蓝色的，鞋头朝外。
我站了一会儿，退回来，把堂屋的门带上，走了。
这事到现在，我也没问我妈。我不问了。有些事，问清楚了，反倒没意思。我妈这辈子，该吃的苦都吃了，该受的累都受了。她跟赵德柱，不管是搭伙还是真心，不管是分床还是合床，只要她自己觉得行，那就行。
可我心里还是堵得慌。那天晚上的两双拖鞋，一双朝里，一双朝外，在我脑子里转了好几年。我想不明白，两个人，睡在一间屋里，为什么鞋要摆成那样？是刚进门，还是正要出门？是习惯了，还是故意的？我想不明白，也不敢想明白。
后来我跟我媳妇说起这事。我媳妇说：“你妈跟赵叔，可能就是这样过日子的。你别拿年轻人的眼光看他们。他们那代人，不兴说爱不爱的，能在一块儿把日子过下去，就不容易了。”我说：“那分床睡算咋回事？”她说：“分床睡咋了？我跟你分床睡，你愿意吗？”我说：“那不一样。”她说：“有啥不一样的？都是过日子。你妈跟赵叔，一个屋睡也好，两个屋睡也好，只要他们自己觉得行，你操那心干啥？”
她说得也对。可我就是放不下。
今年开春，我回去了一趟。我妈在院子里晒被子，赵德柱在门口劈柴。太阳挺好，照得院子里暖烘烘的。我妈把被子搭在绳上，拍了拍，说：“这天儿好，晒晒被子。”赵德柱说：“嗯，晒晒。”两个人就这几句话，再没别的。
我站在门口，看着他们俩。我妈的头发全白了，赵德柱的背也驼了。两个人一个晒被子，一个劈柴，中间隔着半个院子。阳光照在他们身上，影子拉得老长。
我突然想起那天晚上，我推门进去，看见两双拖鞋。一双朝里，一双朝外。我退出来，把门带上，堵得慌一晚上。这事到今天，我也没问过。
我也不打算问了。
有些事，当儿女的，问到底了，又能咋样？我妈跟赵德柱，过了十几年，分床睡了8年，拖鞋摆在一间屋里，一双朝里一双朝外。这到底算个啥，我说不清楚。可我看着他们现在这样，晒被子，劈柴，一个说“这天儿好”，一个说“嗯，晒晒”，我觉得，可能这就是他们的日子。说不清，道不明，可也过了这么多年了。
我走的时候，我妈送我到门口。她说：“你下次回来，提前说一声，我给你包饺子。”我说：“行。”她说：“你爸爱吃韭菜馅的，你也爱吃。”我说：“嗯。”她说：“那你走吧，路上慢点。”
我骑上电动车，走了。后视镜里，我妈站在门口，赵德柱站在她旁边。两个人一前一后，隔着半步远。我拐了个弯，看不见了。
可那两双拖鞋，一双朝里，一双朝外，还在我脑子里。
我到现在也想不明白，这到底算个啥。
要是你们摊上这种事，是问，还是不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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